从提供的两个材料的内容看，是涉及到两件事的比较，并要引导考生按着对事情进行比较的思路去构思。这是这个文题的事实。
那么，既然是比较，就要先考虑事情之间可以进行比较的基础，即，要明确二者的可比性的基础。一如两个人比身高，那么，可比性的基础是二人要站在同一个水平面上进行比较，那么，得到的二人的身高数值是可靠的；或者二人比体重，要事先提供能够比较二者体重的基础，即，要提供一台经过校准的公斤称上进行测量，这样，二者体重差别的数值才是可靠的————只有在同一个度量衡（基础）的尺度上进行比较，才谈得上是比较。
世上能够进行比较的内容虽然千奇百怪，但是，能够进行比较的基础要恒定。只有在同一度量的前提下的比较，才谈得上结果的有效。能够提供各种比较的基础性的领域有很多，例如同一性质，或者目的相同，或者所涉及的内容一致，或者同处同一数量级。
文题中提供信息: 西方著名“高音歌唱家”。那么，他们演唱的必定不会是流行歌曲，都是古典歌剧、古典音乐，这些所谓西方传统的古典曲目，就跟中国的京剧一样，属于他们的传统文化，所以，既然要把两个事情进行比较，就要提供可比性的基础——即要在各自的传统文化这个性质上进行比较。一个是传统文化中的事例，一个是非传统文化的事例，性质不同，比从何来？即便要比出结果，也要用类似于京剧这样的传统文化领域的演出做比较，才可以称作在演出内容上处在同一个基础上的比较。
再看两个事例的内容，以例2的人物是“著名歌星”这个身份分析，他演唱的是流行歌曲或者通俗歌曲，那么，这个艺术领域追求的是时尚与流行、商业价值与资本运营规律，一位著名歌星的出场费或票价是要符合市场运作规律的，这个领域不是以道德为尺度去衡量的，换句话说，只要定了票价，有媒体去追，有广告商签约，有粉丝情愿买票去看，那就是成功，所以，多高的票价都是合理的。至于跑调、气短，这无需他人褒贬，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明星人气下滑，失去粉丝和广告商，票价自然会降低，或者，即便如此，明星的人气仍旧高昂，广告商仍旧趋之若鹜，那么，此明星下次演唱会保持票价不变或者票价还有提高，照样合理，因为这是时尚、流行和商业的领域的事，就要按这个领域的规律办。于是，在两个事例中可以看出，彼此追求的目的不一样，前者似乎为了纯粹艺术为目的，后者是以粉丝、商业和盈利为目的，所以也没有可比性。
再次，既然材料2给出了票价，那么，就要同样地把材料1给出票价，也就是说，要提供在数量级层次上的比较，不然，给人的感觉是，材料1似乎是免费演出，或者票价低的惊人，或者干脆就抹杀了材料1有关票价问题，这对于在材料2中命题人给出“高票价”这个判断来说，是无意义的，因为材料1和材料2根本没有进行比较的可能性——一个没有票价，一个有票价，这怎么比出的“高票价”这个结果呢？
所以，这个文题出的不好——为了命题人的命题目的，不顾材料间的可比性是不是存在，而很不科学地挑选了两个根本无可比对基础的事例。
语文教员，除了要站在学生角度功利地去思考命题人的考查目的，以便学生审题准确，同时，更要站在命题人的高度上，去审视命题人命题的优点与缺陷。如果没有这两个角度同时发生在教师视野中，一味和学生共处同一个角度去迎合材料，那么，便做不到去批判地审视文题，而没有这个高度存于心中，那么，便始终受制于材料。
从上述三个分析角度去衡量，配合以命题人的命题意图，就会发现，命题人根本无需提供材料1就足以体现命题意图了。
既然谈比较，考查的是人能够看出事物间的差异，借以开掘思维，所以，只要谈事物间的比较，其思维价值与事物间的差异程度是成反比的，即，差异越小，体现的思维力度和敏感度越强；差异越明显，体现的思维能力越弱。一个馒头和一坨屎做香臭的比较，或者一头大象和一头老母猪二者做个头大小的比较，这么大的差异，思维能力的考查目的可以记零分了。
所以，对一个概念的定义，追求的是最近的属差。因为只有最近，思维力度才是最大的，对概念的定位才是趋向于最精准的。作文命题，只要涉及到提供几个事情的比较的，要适当追求材料间的差异程度要小。这样，才能谈得上命题价值。提供钢笔与骆驼的比较，既无意义，又无去考查思维的价值。
而且，此类“比较”，是属于无原则的事件嫁接，因为命题人根本没有考虑到能产生比较的那个共同基础的问题。所以，这样的命题，最终目的，只能是趋向于价值观的直接给定或者道德观的直接输入，丝毫的思辨价值也不会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