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乐系研二唢呐专业的非理论类的学生，阅读三篇关于“民族志”的文章，对于我来说并不简单，但自身又不愿将就，因此精读了三篇文章，历时六个小时的阅读与落笔，的确用心完成，还望老师指正。
梁梦婷的读书笔记
高丙中 著 《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民族志是怎样“磨”成的》——以贝特森的《纳文》为例、《人类学反思性民族志研究：一个范式的六种尝试》
作者简介：高丙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总评：通过阅读高丙中先生关于“民族志”的三篇文章，我感受到了学习民族志，不仅仅是研究研究对象本身，更是关注研究过程以及写作模式。3篇文章各有侧重：《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以解释概念前提下，对民族志三个时代的特征进行阐释，并对当下“反思性”为主流的民族志研究方法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民族志是怎样“磨”成的》——以贝特森的《纳文》为例中，以贝特森的田野工作的时间轴为线索，从历史与地理双重维度对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本身的情感变化与切身感受进行关注，更深层次地阐释研究过程的细枝末节带给研究对象与研究者本身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心理上的，有包括生理上的。《人类学反思性民族志研究：一个范式的六种尝试》，以六种不同的个案为例，反映了一种范式的六种路向，并以“他者”为核心，彰显“从边缘看中心，从实践看观念，从海外看中国”的思维方式，给予我不同视角的思维模式。纵观三篇文章，我认为，其主题依次由表及里，在阅读文本本身的同时，所思考的问题也更富有深度和广度。
对三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及框架的简要梳理
第一篇：《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
这篇文章以历史维度为主线，对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了阐述，并以婚恋的三个阶段阐释了民族志三个时代的不同特征，层层递进。这篇文章的架构清晰，分为摘要——（一）——（二）——（三）四个部分，每一部分的主题明确，具有逻辑性。（一）主要以《写文化》入手，对“民族志”的学术功能进行从流溯源；（二）主要讲述了“民族志”的概念及其三个时代；（三）进一步阐释民族志三个时代的特征，即独特性。整篇文章的思维导图如下：
第二篇：《民族志是怎样“磨”成的》——以贝特森的《纳文》为例
本篇文章在民族志的三部丰碑著作的大背景下，以贝特森田野工作的时间轴为线索，对民族志长期的田野工作与文本的写作进行了更具深度和广度的阐释，并通对三部著作的比较，使我们对民族志产生更加宏观的认知，以及多维度、整体性的窥视。
每一次，面对不同土著群体与自然与社会环境时的落差，以及独自一人“作业”的孤独感，都使得贝特森的研究更具价值，这种“痛”却并不快乐的过程，这其中的心理落差，这之中的辛酸与委屈，都潜移默化地体现在了文本之中。研究过程中，不同群体中迥异的行为方式、交流模式和话语系统，都需要研究者随机应变，因时因地因人而议，这对于研究者的思维模式的转换具有相当高的要求。而想要做好民族志，长期深入地融入到土著居民的生活之中是必不可少的“捷径”，深入思考写作方法与对文本的研究也是相当重要的。这其中需要的是研究者承受孤独的能力以及面对迥异的人和环境时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真正完成一件“作业”，都是“磨”出来的。
第三篇：《人类学反思性民族志研究：一个范式的六种尝试》
这篇文章以反思性、反观性和反身性为取向，以“他者”角度思考问题，通过一个范式的六种尝试，体现了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思维模式与观念。
通过阅读三篇关于解释民族志的文章，涉及到“民族”二字，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自己的专业——唢呐。作为研究生二年级唢呐专业的学生，我更为关注的则是不同地域的民间唢呐风格及其发展，而若想真正去了解它们，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并非泡在琴房里无时无刻地高技术训练，而是走进田野，去感受、感知、以至于对当地民间唢呐产生客观的认知，并结合自己所认知与所学习的不同地域风格的的乐曲，进行比较与研究，无论在演奏技术上，还是在理论认知上，都力图进行在广度和深度上更进一步的探究。
2017年12月22日到24日，我随学校音乐学系的刘勇老师去往四川宜宾进行“苗族大唢呐”的田野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置身于当地，去接触与关注当地唢呐及民间艺人的演奏（之前两次接触民间唢呐，是学校请庆阳唢呐和复州鼓乐两个民间乐班来到学校里进行采访与演奏）。在采访苗族大唢呐传承人刘光本的过程中，我意识并体会到了晦涩难懂的方言以及与学院派唢呐完全迥异的话语体系带给我的困惑与艰难。即使带了录音笔，但在采访过程中仍存在“听不懂”的问题。其次，就是沟通障碍。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询问苗族大唢呐的指法时，我询问当地艺人，筒音是什么，以及苗族大唢呐的基本音阶如何演奏，并让他做个示范，我在旁学习并模仿。但是，我解释多次，并复述多次我想要表达的这个意图，对方仍沉浸在自己“溜唢呐”的过程当中，百思不得其解的我问刘勇老师，为何他们自顾自地吹奏而不能给我吹个音阶，做个示范？是不想告诉我吗还是别的原因？刘老师跟我说，这个就是学院与民间话语体系的差异，他们学习方式与学院的教学系统是完全不同的，我一直在强调的“音阶”，原来他们并不懂这个词语，他们所理解的与我所表述的也就大相径庭了。之后，我调整“战略”，拿起一把当地苗族大唢呐，跟着对方的指法与他们的“音阶”进行模仿。确是见效。
结合所阅读的三篇关于“民族志”的文章，我认为，我的这次极为短暂的田野经历，就是一种反思的过程。首先，我忽视了方言的巨大差异，以及学院与民间话语体系的明显差异，只是在去往宜宾之前，单一地想着所要采访的问题，而忽视了最为实际最为重要的语言差异；其次，我的确把田野工作想得太简单，以为就是听听当地民间艺人演奏、采访传承人，并学习当地的唢呐技术，然而，我实际上面对的不仅仅是研究对象本身，更是遥远的车程以及一直在室外的冻僵的全身（因为需要记录与摄录，因此手一直是僵硬的，整个半天甚至一天在室外工作是难耐的）。虽然我并未体会到田野工作的孤独感（因为有刘老师还有其他两位老师以及当地学生），但相对于外出演出来说，这的确是个不小的落差——很辛苦，比演出要辛苦。
因此，我需要反思的是，如何将学院派的话语体系适当地传播到地理位置更为闭塞民间唢呐艺人当中去？同时，又如何使自己更为快速地反应当地艺人的话语体系？虽然方言是有效途径之一，但是对于短暂的田野工作来说，前期花费大量时间学习当地方言，我认为不是十分有效。如何做？持续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