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的记着，读初中时，有一段时间语文老师生病了，不能上课。为了不荒废学业，班主任请了位本校高中部的语文老师教我们。记得这位老师气宇轩昂的走进教室，然后开始了他的宣讲。他说自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博古通今，凡是我们能问到的问题，他无不知。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他随即一泻千里的背了遍《长恨歌》。
我当时就总觉这位老师的那里不对劲，却又说不出所以然，因此那场景一直留在了我心里。后来，随着经历日渐增多，看到的多了，想的多了，终于琢磨出一点点：那位老师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是因为他能背诵很多的书。
中国的许多大学问家，尤以背书为能事，谁背的书越多，谁的功底就越扎实，谁就能更多的引经证典，在现实中的发言权就越大。中国的大学问家，多呕心沥血者，但却忽视了一点：读书不是为了用来背的，而是为了更好的创新。
中国有个词叫“酒囊饭袋”，而那些一头扎到书堆里，失去了创造力的人实在是“文囊书袋”。虽然他们满肚的学问，可是自己的消化能力差，不能创新，只能替古人背书。
我们的民族精神确实很奇怪。我们的思想价值和社会评价体系中没有给予创新者足够的重视，而把那些书囊一样的人物当作神。不能只责怪考试的教育制度，其实我们在颂扬某些大学问家的时候，也是以他们背书多少来论英雄，而不是以创造力来论。
如果某些人能够把前面人所创造的东西掌握了，那么这个人就是值得称道的。可是，那些真正做了开创性事业的，真正进行了创新的人却往往难以留下名字。我们告诉孩子们中国人伟大呀，有四大发明，可是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火药的发明者是谁？考古发掘证明了纸发明的时间比蔡伦出生的时间还要早，而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事迹只是在沈括的文章里有那么一小段。
现在的中国不仅学问界有背书意识而乏创新精神，就是在文化界、科技界、经济界也是为西方的马首是瞻，背诵西方人的书，弘扬着山寨精神，订立着我们当前唯一能订立的世界标准——电动自行车标准。
中国不乏可栽培为伟大创新者的儿童，希望他们的潜力不会被埋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