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不仕者。
风流，主要是与道家有关。自由自在是“风流”品格的一些特征，文雅也是“风流”的特征之一。
这样的名士在古代看，一是避，二是逛。
第一种“避”，老、庄、列子之流，喜欢往山里跑的方士、道士与和尚，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名士。
第二种“狂”，魏晋最有名，扪虱夜谈、醉酒行散，传为佳话。他们玩的一是药，二是酒，以竹林七贤最有名。
《世说新语》记载了这些风流名士的雅事，放任自然，不循名教被传为佳话。牟宗三先生说魏晋名士是“天地之逸气”、“人间之弃才”。
“天地之逸气”指的是魏晋名士大多举止潇洒，丰神俊逸，性情解放，超出于世俗常规之外；“人间之弃才”，指的是他们的妙悟丰神以及超俗气质，均于世俗经济并无益处，因而就是被弃置的“人才”。
东汉末年直至魏晋是极度的乱世，连年混战，汉室衰微，曹丕逼迫汉献帝下台，司马氏又篡夺了曹魏江山。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所树立的世俗道德被严重地破坏，凡是真有价值的思想，有了病才发生的，古代有句话，“国家不幸诗家幸”，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汉代的大病就是“虚妄”。
这时期出现的魏晋名士，他们厌恶当政者的虚伪，反对战争，同时却又感到无能为力。他们反对当时的政府及其试图建立的世俗道德，崇尚自然，常常做出世俗眼中的“狂悖”之事，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他们寄情山水之间以远离政治的险恶，或者用消极的态度逃避政治。他们创立了“玄学”，像七贤这些名士，半为性情半为所迫，清谈终日，而清谈也因此成为魏晋的风尚。开始时作为避祸全身之道，后来渐渐演变为哲学和审美意义上的谈论，再到东晋竟至流于虚无而为名士身份的象征。
魏晋名士一般而言有两种：一种是势族型名士；另一种是才华型名士。不论那一种名士，今天都再难出现了。
先说势族型，从王羲之“东床坦腹”的故事，其实已经能够看出王子猷“雪夜访戴”的影子了。所谓家学渊源，家族文化和遗传学的影响不可小觑。中国古代的许多大师巨匠离了这两个因素都很难形成。文化的断层，我们现在已再难觅从前的书香门第，文化世家，只剩下一个遗传基因在起作用。因此，势族名士再现也难。
再说才华型，读书明理不是最难的，难的是信仰的坚守和功名的选择。在王子猷这些名士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贯彻一种审美的东西，他们的人生不是功利的人生，而是审美的人生，而这种人生的境界，我们一般人很难企及。和山野村夫相比，名士是拥有选择自由的。只要愿意，他们就可以做官。但他们还是选择了隐居避世。这种选择本身，体现的是一种自由的意志。没有选择的自由，就无法理解其中真正的精神品味和价值追求。晋的隐逸之风甚至含有一种消极的、不作为的、贵族阶层追求享乐的成分，从经世安邦的立场来看，是误国的。
即便做不了魏晋时的风流名士，当我们读到关于他们的故事时，还是感受到一种人在大自然中，应该有的自由自在、超凡脱俗；即便做不了魏晋时的风流名士，我们还是可以多看重一些诸如风度、才情、趣味、智慧和雅量这些“身内之物”。如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