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为我的父母写点什么，却又不知该从何写起。我和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太多了。他们生了我养了我又教育了我。作为他们的儿子，我没有资格对他们的人生进行评头论足。想来想去，我只能把我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人生轨迹列举下来。
1970年，我的父母出生，一个是在农历十月，一个是在农历十二月。两个人都属狗，今年已经五十一岁了。
1970年至1978年，两个人的儿时事迹，不详。
1978年至1984年，我的父亲在上学，读完了小学，又升了初中，在初二辍学。据他说，他小学时成绩很好，语文数学都考双百，后来上了初中，课程难度增加，他又开了小差，成绩下降，最后觉得读书没了意思，就主动不上了。
我的母亲在她八九岁的时候，上过三天学。三天后，我的姥姥来学校喊她，说让她回家照顾弟弟。据她说，当时一个很喜欢她的老师对我姥姥说，你家三妮真聪明，学什么都快，一教就会。但她还是回了家。那时候都这样，很多女孩都没有上过学。我母亲十二三岁的时候又去扫盲班学习，上课时走神被老师用尺子在头上打了一下，她觉得委屈，生了闷气，就又回了家。
从此她彻底失去了读书识字的机会。到现在她也只认得“上下左右”这些简单的字。我母亲是个很骄傲的人，甚至可以说有点儿自命不凡。她总说以她的聪明，如果她识字会怎么怎么样。我们总反驳她说，即使她识字也不会怎样怎样。但现在想来，失去了读书识字的机会，确实对她来说极其不公平。
1984年至1992年，我的父亲辍学在家。刚辍学那会儿，他每天早上去地里沟里面挖一架子车土，拉回家垫宅子。这个故事他跟我讲了好几遍，每次都是他跟我一块儿拉土的时候讲。
我小时候家中的院子地势低洼，有一年（具体是哪一年我忘了，隐约觉得我那时才七八岁）春天，他决定把院子垫一垫，就每天早上带着我去地里拉几架子车土。到了地里，找一条沟，我扶着架子车，他用铁锹一锹一锹装土。有时候两个人一句话也不说，有时候两个人随便聊点什么，这时候他就说起了他辍学后拉土的事。他讲这件事情，大概是想教育我，如果不好好学习，就会像他那样每天辛苦拉土。但似乎又不像是在教育我，只单纯讲他的故事，有点儿唏嘘，有点儿感慨。他讲得很含糊，我听得很糊涂，因为早上我很困。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好好学习，不过我的的确确不想在太阳还没升起来的大早上就起床来拉土。
除了拉土，这期间我父亲还帮家里种地，到处给亲戚制坯、烧窑、盖房子，谁家有事就去帮忙，所图的就是一顿饱饭。
这几年我母亲在做什么，我不清楚。但想来是在家帮我姥爷姥姥干活。
这期间，两个人经媒人介绍相亲认识。他们相亲的日子，具体是哪一年，哪个季节，哪一天；那一天是晴天还是阴天，是刮风还是下雨，我统统不知道。只知道那时候我父亲脸上有青春痘，我母亲有点儿少白头。两个人都对彼此很满意。
1992年，两个人结婚。同样地，我不知道两个人结婚的具体日子，更不清楚那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两个人结婚后借了一点儿钱，制坯、烧窑，盖了自己的三间瓦房。这房子我们住了二十几年，直到2014年他们又重新盖新房子时才拆除。
1993年，我出生了。我属鸡，生我的时候正是春天，院子里的小鸡开始振翅想要飞，我母亲就说叫我“跃（yao）飞”吧。后来上户口时，发现字典上“跃”没有了“yao”这个读音，就改成了“耀”。
1996年，我弟弟出生。他们本来想再要一个女儿，但没想到又生了一个儿子。他们有时候说要是我弟弟是个女生就好了，但看得出也只是嘴上说说。无论是儿是女，在他们心里都很欢喜。
1996年至2002年，两个人一直在家种地。这期间两个人尝试了很多生意。这里面主要是我母亲的主意。她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老想着发财过好日子。
在我弟弟一两岁的时候，我母亲为了给他断奶，就带着我到处去亲戚家住。我姥爷家、姑姥姥家、二姨家，都住过一阵子。在我姑姥姥家住的时候，我母亲曾尝试去那边街上摆摊炸油条。刚开始时她信心满满，但不久她炸油条的生意就不做了。给我弟弟断掉奶之后，她回到家，在我们村的大街上摆摊卖衣服、鞋袜，但也很快就又不做了。
这之后那年秋天，我母亲忽然又想到了一个主意：去新疆摘棉花。当时我大概六岁，我弟弟三岁。我记得她摘棉花回来那天很高兴，大概是挣了不少钱。她到家的时候，我和弟弟正在趴在板凳上吃饭。她看到我们很高兴，但我们看了她一眼，就又低下头接着吃饭。从此她就说我们不想她。还常问我们想不想她。我们每次回答都说不想。
这之后两个人借钱跟人合伙开馒头店。一开始生意很好，但后来工商局找了几次麻烦，我父亲的手又被轧面机轧伤，这馒头店开了几个月就开不下去了。再后来两个人又做起了卖食油的生意。一开始街上只有他们一家，生意还有些赚头。一两年后街上多了几家卖油的摊子，村里的小卖部也开始卖食油，这份生意就没法做了。
我母亲还做过还贩卖豆皮的生意。有一次我跟她在集市上卖豆皮，街上收税的人来到她的摊前，我母亲露出谄媚的笑容，麻利地拿了一把豆皮递了过去。那个高高大大收税的男人，俯视着我的母亲，脸上微微带着笑容，离开了。从此我再也不跟她一块儿去卖豆皮了。因为我不想看见她卑微的样子，我怕我会忍不住流出泪来。但是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我不知道她会有多卑微。卖豆皮的生意显然不能满足我母亲发财的梦想，不久也就又不做了。
2003年，两个人去山东打工。这一年我姥爷突然去世。这件事情对我母亲的打击很大。她的脾气就是在那个时候变坏的。在那你之前，她很少打我。有时候我调皮了惹她生了气，她打我也很有分寸，一般是照我背上打几下。她打了我我生了气，就躲在胡同外一堵荒废的土墙下，到了吃饭时间也不回家。到了吃了时间，她总是及时出现，笑着喊我回家。我还是生气，不搭理她，但矜持一下，也就跟着她回家吃饭了。在这之后，她打我就失去了分寸，满脸怒气咬牙切齿，好像真的要打死我。我的脾气跟她一样倔，如果觉得自己没犯错，就绝不认错，还会故意顶撞她。她打我我也不跑。有一次她用木锹在我脸上狠狠拍了一下，我被拍翻在地，脸上留下了一个血红色的螺栓印。后来我上了初中，她再也没有打过我。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母亲变得神神秘秘的，有好几次晚上跟谁招呼也不打，一个人悄悄出门，很晚才回来。回来后问她去了哪里，她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说去外边玩了，从不说具体去了哪里。那时候我总担心她不辞而别，离我们而去。如果我记忆不差的话，这一年冬天就是我姥爷去世的那一年冬天。
在我和弟弟都很小的时候，在睡觉前我们很喜欢缠着母亲让她讲故事。她会讲三个很俗套的故事。每次我们说讲一个吧，她就把这三个很俗套的故事拿出来一个讲一遍。她反反复复讲了很多遍，我们也反反复复听了很多遍。后来等我们长大一点，她再也没给我们讲过故事。
2004年，两个人又去外地打工。这一年我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一个在农历五月，一个在农历八月。
2005年至2006年，两个人在家种地。他们租了五亩地，加上自家的七八亩，一共种了十几亩地。为了多挣一点儿钱，他们种了十亩晚棉花。这种棉花是在夏天麦子收割后才播种的。到了深秋要种麦子的时候，这种作物上还挂着很多青色的棉桃。这时只能把棉花秧砍掉或拔出来，堆到空地上，在风吹日晒下，那些棉花秧上的棉桃开了花才能采摘干净。
那两年我一不上课就跟着他们去伺候这些棉花。夏天拔草、打尖，秋天挎着棉包在棉花田里摘棉花、拔棉花秧，冬天蹲在空地上在寒风中用冻僵了的手指摘棉花。我最恨两种劳动：一是在炎热的夏天拔草，二是在寒冷的冬天摘棉花。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痛苦。但我的父亲，有这样的劳动就不会忘了我。他的“劳动教育法”又一次起了作用。这样重复磨人的劳动，对我来说每一秒都是煎熬。相比这种劳动，在课堂上学习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2007年-2008年，两个人去河北种棉花。第一年天气干旱，棉花产量低，没挣到钱。第二年棉花产量上去了，但棉花价格暴跌，也没挣到什么钱。据说棉花价格暴跌是因为经济危机。我父母怎么也想不明白，棉花价格怎么会跟经济危机扯上关系。
2009年，两个人在家种地，又种了十亩晚棉花，还养了两头猪。这一年秋天我母亲又去了天津摘棉花，撇下我父亲一个人在家。我父亲不想我母亲去，但是却也没有拦下她。他是一个性格宽厚、稳重、踏实的人，就像脚下的土地一样。他包容了我母亲的任性。我母亲那些发财致富的点子，全靠我父亲去实施。她也知道没有他她什么也做不成，所以她想到什么主意总要先说服我的父亲。
那时我已经去县城上了高中，两个星期回家一趟。有一次我回到家，感觉甚是凄凉。家中只有我父亲一个人，他每天天不亮就去地里用铁锹砍棉花杆，砍好了一个人装车运回家。当时我大爷家，二大爷家也非常忙，也都腾不出手来帮他。只有我一个大娘来帮他摘棉花。等从地里回来后，他还要喂猪，给自己做饭。我回来时看到他一堆脏衣服丢在地上，明白他根本没有时间洗衣服。
那次回家，晚上我们躺在一张床上聊了很多。两个人的谈兴很浓，天南海北什么都聊。他大概很久没和人聊过天了。我那时候刚上高一，还不怎么适应高中生活，十分想找他倾诉一番。我记得他躺在床上他时不时翻身去点一支烟。后来说着说着，我突然发现他已经睡着了。回到学校后，我把当时家中的光景写成了一篇作文，语文老师觉得我写得很好。可惜后来那个作文本不知道被我丢在了哪个垃圾堆里了。
这一年流行猪瘟，那两头猪生了一窝小猪崽，只存活了一头，连两头大猪都瘟死了。那头仅存的小猪崽也是一个赔钱货，怎么喂都长不大。我父母盖猪圈的钱，买猪苗的钱，以及喂猪的饲料钱，全部打了水漂。
2010年，两个人又去河北种棉花。这一次棉花产量不高，但棉花价格暴涨，他们总算是挣到了钱。
2011年至2014年，两个人换了地方，去天津种棉花。这几年棉花产量稳定，价格也稳定，他们攒下了一笔钱。2014年年底他们回到家乡，用这笔钱盖了一所新房。虽然他们全程参与了房子的修建，但房子盖好后，两个人都对这房子不甚满意。
在去河北或天津种棉花的七年，他们每年开春后出发，等到初冬棉花采摘完毕后回来。每年暑假，我和弟弟都去帮他们管理棉花。他们种棉花的地方条件很艰苦。在荒郊野外的棉花田里，搭两间简陋的棚屋。这种棚屋狭小低矮，几乎没有转身直腰的空间。白天一家人去田里干活，晚上就挤在这小棚屋里睡觉。没有电视，没有网络，连吃的水都要开着拖拉机去镇上拉回来的。
他们第一年承包了80亩地种棉花，后来每年承包100亩地种棉花，有几年还多承包30亩地种玉米。玉米这东西省事，几乎不怎么管理。夏天是棉花成长的关键时期，要打农药控制虫害，要打尖控制它们的长势。这100亩地棉花的打药、打尖全部由我们一家人完成，不请一个人工。大部分种棉花的人在夏天都不会请人工。种棉花挣得就是这份辛苦钱。我父亲在这里还推行他的“劳动教育法”。他有时候故意给我们找一些不需要干的活，例如给棉花拔草，这时候棉花秧已经长得有大人的腰那么高了，根本不需要清理下面的杂草。但我父亲不这样看。用他的话说：“闲着也是闲着，就当锻炼锻炼。”每天暑假结束回去的时候我和弟弟的皮肤都晒得黑黑的，我们要花半年时间才能捂白。我说过我讨厌这样机械重复的辛苦工作。不过，苦中作乐，在这里还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在这七年中，我有两年暑假没有去帮他们管理棉花。一次是高二升高三那年，假期只有不到一个月，学业紧张，他们就没要求我去，让我在家好好学习。但这个暑假我几乎没用来学习。有时拿出带回家的学习资料，但看了两页就合上了。我不知在哪里找来了一本《红楼梦》，并借了发小的一本《鬼吹灯》，每天很悠闲地读读书（晚上看《鬼吹灯》的时候还被吓得睡不着觉），睡睡觉，或随便走走。还有一次是14年那年暑假，那时我读大二。我跟他们说今年暑假我不想去了，他们没有强求。大概他们也厌烦了伺候棉花，这一年回来后他们就再也不去种棉花了。
2015年至2021年，两个人在家种地。他们承包了别人家的十几亩地。农闲时去村里的建筑队干活，农忙时下地干活。有时候也外出几个月打打工，父亲去南方的工地，母亲去天津或新疆的棉花田里摘棉花。
在我的心目中，我的父亲母亲一直是三十多岁的年轻形象。但不知是哪一天，他们突然变成了五十岁的模样。我有时候想，他们还不老，但的的确确他们已经开始变老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有点儿理解我的母亲了。她总是很着急地催促我赶快结婚生子。在她的观念里，我的成家立业标志着她的人生进入了下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她可以放心地好好歇一歇了。尽管这只是她的一厢情愿，但这的的确确也只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愿望。
唉！不知道他们还有多少苦要吃，不知道他们还有多少福可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