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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明天你是否会想起”的标准答案是“我哪天都不想起”。我们和床之间有强大的楞次定律：夜深人静，一种叫手机的神秘力量妨碍我们睡觉。天光破晓，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巨大诱惑阻挠我们起床。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家里领导都睡到自然醒，扒开眼皮一看手机，已经9点半。匆忙洗漱更衣，街边买个餐饭，在车上三口两口吃完，赶到公司也要将近11点，整个上午算是泡汤了。

痛定思痛，我向领导许下一个狠毒的誓言：每天7点半起床。如果非要给这个誓言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辈子。

目前这项个人历史上旷古烁今的计划执行了三个月，伴随啾啁鸟鸣和微凉曙色，我拯救了几十个本可能虚度的上午，翻完了不少振奋人心的好书。

以前看作家自述，不少人提到五点起床的高效，当然还将信将疑。自从亲身体会了，才明白那些惜时如金的人，如何极尽所能地清理过度的欲望，克服天然的惰性，在和自己斗争的过程中不断超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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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性格里有种不服输的劲头。小时候考试，但凡没拿到第一，内心总有咽不下的气。要是让人看轻了，也会记在内心的小黑本上，等着打无知看客的脸。领导时常不无忧虑地说：“虽然你是大猫座，内心却住着一个天蝎座的凤凰男。”

等到成熟一点，格局拓展了，懂得不计较的好，可行事的细节里还带着某种偏执。比如我爱吃白米虾，每年新鲜上市的节令，总要买两斤回家，盐水煮了慢慢吃。别人都嫌烦放弃了，我却偏要一个个吃完，舌头破了也在所不惜。

比如我去西安，朋友请吃饭，有掰馍的环节。东道主说了，资深食客要掰成米粒大小，初来乍到弄成黄豆就行了。一块巴掌大的白馍，我就在那儿生生掰了20分钟，只为用一颗颗“米粒”证明，手活儿这事，无分新老，只看耐心而已。

这种较真其实挺无谓的，甚至还略显荒唐。

1970年代，大导演安东尼奥尼受中国政府之邀，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

不成想，素来以理性和记录日常闻名的安大导，却由于选题取景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批判。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辑录了批判文集，书名直奔主题：《中国人民不可侮》。

今天的很多“绝不可侮，一侮就跳”，和40多年前相差无几，未尝不是另一种敏感脆弱。但自省的同时，我也会特别警惕，别把襟怀要宽广遇事别执念，当做潦草敷衍过完一生的托词。对绝大多数普通人，主要矛盾还是不敢逼自己太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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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经济成为热潮之后，有一种流行的政治正确：不就是姑娘妆化得浓一点，衣服穿得少一点，凭什么日进斗金？

除去少数极端个案，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每个人都有选择营生的自由。追随与否，并不强求，道德抨击就显得无聊了。

事实上，网红的营生一点都不容易，蕴藏着太多鲜为人知的努力。我曾经听身边一个众口称赞的美女讲述网红之路的挫折史。光是打光的灯具和自拍的镜头，就有成百上千种。至于怎样确保美美地出现在镜头前，就更是大工夫。要调整作息睡足美容觉，要规律饮食不懈运动，要像神农尝百草一样试遍各种化妆品和护肤品，要在浩如烟海的衣服鞋包里搭出独一无二的品位。哪怕唱歌跳舞，也少不得操练精进，远非一朝一夕就能速成。

扪心自问，不论哪一条，都是天大的难题。可偏偏有大量不愿奋斗的平凡人，要从“戏子”乃至“婊子”的角度来审视。

那不妨再讲一个“戏子”的经历。

印度国宝级影星阿米尔·汗，在50多岁的年纪，还拥有一身遒劲的肌肉。在电影《摔跤吧！爸爸》里，他饰演的角色年龄跨度从19岁到55岁，身材变化极大。为配合演出，向来自控的他集中摄入高热高脂食品，油炸、冰激凌生冷不忌，半年时间里增重27公斤。1米7的身高，体重达到200斤，连简单走动都会气喘吁吁。

有人问阿米尔·汗，为什么不用技术解决，而是采取那么恐怖的方式？他说，“如果用特效化妆，我就不能演出真实发胖的样子。”

更惊人的是，演完中年发福，阿米尔·汗马上启动减脂计划。起初，连基本的跑步机有氧练习都难以完成。可此后的5个月里，他每天登山3小时，举重1小时，游泳及水上训练1小时，网球1小时，自行车骑行2小时，并严格把关食物摄入。

那个熟悉的阿米尔·汗回来了，他还顺便体验了一次胖子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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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那会儿，有朋友推荐西塞罗的《有节制的生活》。雄辩家关于制度和法律的滔滔不绝，我忘得差不多了。可书名却从此印在心里。

所谓节制，无非是对自己的贪嗔痴说不。看完阿米尔·汗的故事，除了目瞪口呆，我也更能体察坚持的背后的不易。朋友圈里看到朋友打卡健身，吃草减肥，我再也不会嘲笑讥讽，反倒真心发愿，期盼他们成功。

因为我真正理解了：想成大事的人，都敢对自己下狠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