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99年，一个叫美勒托斯的年轻人在雅典状告苏格拉底不信神，败坏青年。苏格拉底在五百人陪审团面前申辩，最终被判死刑。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所描述的就是这一事件，因此使苏格拉底之死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核心事件。这是刘小枫主编《柏拉图注疏集》中的一册，广泛对照西方各语言注疏本和中文多个译本，希望给读者提供较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路径。
“苏格拉底对知识的重新理解是革命性的。这种革命意义并不在于其对自诩的知识的质疑，而在于对自身以及指导生活的价值的省察；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知道这个还是那个，而在于以这种方式还是以那种方式存在。柏拉图之后的古代哲学，……对哲学的基本理解是一致的，都把哲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
我知道我一无所知
无知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纯粹的无知，缺少基本的认知；第二层是知道自己无知，大多数人都至少能够达到这个层次，区别仅在于有的人偶尔想到这一点，少数人则会时时提醒自己；而知道自己无知，是有自知之明，固是难能可贵，但也只能是明智而已，还算不上智慧。真正智慧的人，不仅要无知，要知道自己无知，而且要主动地把“无知之知”当成智慧，这就是第三层次，智慧落实在“知”上。
从前，我以为“知道自己无知”就是苏格拉底要表达的意思，没有意识到这仅仅是第二层，而无知和知道自己无知到通过无知追求智慧这种“无知之知”才是巨大而终极的飞跃。有没有这个飞跃，意味着很大的区别，正是因为“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才不得彰显。
人们仅仅生活在一个无知的懵懂世界中，无欲无求，根本算不上什么高明；懂得自己无知，但又为此而愁眉不展、自甘下流，当然也算不上什么高明。只有在达到一定境界之后，理解了人类认知能力的天然缺陷，自信地否定各种虚假的知识，才会真正达到无知之知的化境。
我们中国人十分熟悉《道德经》上的这句话，“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由此引申出一句古话“人贵有自知之明”，说的都是相比于认识别人，认识自己更加重要，更难能可贵。了解到别人是聪明，了解到自己是明智。《棋经十三篇》专门有《自知篇》：“夫智者见于未萌，愚者暗于成事。故知己之害而图彼之利者，胜。知可以战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以逸待劳者，胜。不战而屈人者，胜。《老子》曰﹕‘自知者明。’”
苏格拉底和老庄在自知这一点上有相近之处。“一个无知又自卑的奴隶，自然不会享受苏格拉底的境界；但真正生活在小国寡民境地的农民，也远非老子的理想状态。”区别在于，苏格拉底注重通过对话和思考，通过认识自己来达到自知，这个过程和城邦紧密联系在一起；老子的自知更强调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无为而治的境界，着重点在个人而并不涉及他人和国家。
在苏格拉底这里，“认识你自己”是一个需要不断在对话中证成，甚至是必须在省察别人的过程中实现的境界，它不可能像老庄一样通过扪心自问完成，而必须以对城邦的使命的方式实现。因此，“无知之知”把哲学家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对待城邦的政治责任、从神谕来的宗教使命结合在了一起。
美勒托斯控告他败坏青年，苏格拉底自认为他只是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到处找人去反驳不仅是自己无知之知的求知过程，而且是对雅典城邦负有的义务。不仅通过不断的反驳来实现自己的智慧，同时也以不断的对话帮助处在缺陷中的雅典人学会爱智。神给他那个谜，并不是要让他给出一个答案，而是要让他学会一种新的思考与生活的方式。
“无知之知”根本上是“认识你自己”的活动。它所指向的，不是究竟什么是“好”，而是不好为什么“不好”。在这样一种否定性的省察过程中，省察者会积极地意识到自己应该怎样避免各种不好。归根到底，德性生活并不是对人类永远不可知的“好”的获取，而是对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的把握。因此，实践“无知之知”的哲学家一方面谦卑地永远不会妄称真正的好，一方面也在积极地把握自己的认识能力，在必然有缺陷的尘世中实现最不坏的生活。因此，无论苏格拉底在说德性生活更好的时候，还是在说他知道什么是善恶的时候，都不是指一种确定的终极知识，而只是人间智慧的一种有限把握。
政治与哲学
政治和现实联系在一起，哲学不关心现实而专注于求真。在苏格拉底看来，被指出无知的人应该对自己生气，而不应该反过来对他生气。但现实是，被揭露排放不合法的污水处理厂对记者更生气，被看到使用过期食材的后厨对发现者更生气，被抓到受贿丑行的官员对破门而入的人更生气，同样，安虞托斯和美勒托斯之所以控告苏格拉底不敬神，归根到底，并不是因苏格拉底威胁到了雅典的政治生活，而是威胁到了他们的政治名望和尊严。他们所要捍卫的，并不是雅典的秩序和安全，而是自身的政治地位。因此，对于游叙弗伦这种真正威胁到伦常秩序的人，他们并不去管；而苏格拉底这样对城邦无害的暂学家，他们反而要除掉他。
政治家并不比苏格拉底更懂现实，而是比苏格拉底更固执地坚持教条。宗教是政治化的知识，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关心的不是真理，甚至不是政治生活的真理，而是对政治现实的功用和利益。他们的政治，是“术”的政治。
论及品性，苏格拉底说：“我不关心众人所关心的，金钱、家业、军阶，不做公众演说，也不做别的当权者，不想参加城里的朋党和帮派，我认为自己真是太忠厚了，要参与这些就难以保命。我没有去那儿做这些事，如果去了，我认为我对你们和我自己都没有什么助益。但正如我说的，我私下到你们每个人那里，做有最大益处的益事，我尝试着劝你们中的每个人，不要先关心‘自己的’，而要先关心自己，让自己尽可能变得最好和最智慧，不要关心‘城邦的’，而要关心城邦自身，对其他事情也要接同样的方式关心……”
他在劝说雅典人“关心灵魂”，因为灵魂是真正的自己，而身体是附属性的身外之物，是“自己的”。人自身既不是身体，也不是灵魂与身体的结合，因而就是灵魂。有些人收受不义之财，把成箱的茅台、成捆的钞票、码放整齐的金条塞满房间，对于他们来说，这都是“自己的”。这些东西已经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多一些少一些没有区别，这些人仅仅像饭店门口的流浪狗一样——躺在那里，只要有人给吃的就赶紧吃掉，不管饿还是不饿，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可怜它们，于是人们以为它没吃的，就一直给，它就一直吃，直到最终撑死。——只要有人给就收下，仿佛这样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表明光鲜的活着。其实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会注意到，金条闪闪发光，白酒醇香四溢，对照着他们愈来愈加发黑的灵魂，仿佛身处地狱深处被迫站立的饥渴之人，头顶一寸处就是甘泉，偏偏够不着。他们的“自己”不但别人认不出来，就连自己都找不到。
“不要关心‘城邦的’，而要关心城邦自身”这句话讲出了苏格拉底政治理论的核心。城邦的财富和光荣都是外在的，只有正义才是真正的城邦之事。这正是《理想国》中的内容。
“哲学与政治的冲突是《申辩》中的根本冲突，而另外的冲突都是相对次要的。政治是人生在世的必然处境，没有人能够真正离群索居；但政治一旦发展起来，就会有自己的逻辑，以政治为业的人更会形成自己的政治利益。于是，为了政治家或城邦的政治利益，政治可能会使人丧失对真正美好境界的追求。苏格拉底对政治的批判，正是对这种不完满的批判。他既没有彻底否定政治，也没有完全否定雅典的现实政治，而是督促政治家，要意识到自己的缺陷，在政治事务和政治逻辑之外，还应该追求人生智慧。苏格拉底的这种批判虽然是善意的，却是非常不‘政治’的。他不仅直接指出政治人物的缺陷，甚至还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哪怕政治人物真心承认这些缺陷，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考虑，也要维护自己的政治尊严和权威。苏格拉底的批判未始没有在政治家的心中引起触动，但政治家无论如何也要以政治手段维护自已的权威。苏格拉底遭到的忌恨，进一步体现了政治与哲学的根本冲突。”
死亡与真理
按照雅典的法律，在这样的案子中，法律要求法官从两者之中选择一个处罚方式，即原告在诉讼书最后提出的惩罚和被告在判罪之后提出的惩罚。很显然，当原告提出死刑之后，他们真正的意图并不是要处死苏格拉底。他们希望苏格拉底提出一个可以被法官们接受的刑罚，在这里，应该就是流放。只要把苏格拉底赶出雅典，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但他们没有想到，苏格拉底并没有接受这个最明白不过的暗示，反而故意提出法官们不肯接受的刑罚，使法官只得选择死刑。
苏格拉底提出为哲学而死的理由，“我认为并意识到，是神安排我以爱知为生，省察自己和别人，我如果反而怕死或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脱离岗位，从这里逃走，那我可真是做了可怕之事。如果我不服从神谕，怕死，以不智慧智慧，那才是可怕之事，人们就可以正当地把我带上法庭，说我不信有神存在。所谓的怕死，诸位，不过就是不智慧而自以为智慧。因为这就是以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没人知道，死没准是人的所有好处中最大的一个，人们都害怕，好像明确知道它是坏事中最大的。认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这不是极为可耻的无知吗？诸位，我和多数人不同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如果我要说我是更智慧的，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既然不足以知道冥府的事，我就认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行不必或不服从比自己好的神和人，是坏的和可耻的。这些我知道是坏的，相对于这些坏事情，我从来不会害怕，也不会逃避那些我不知道没准是好的事情。”
苏格拉底把阿喀琉斯明知必死也要杀掉赫克托耳的故事、自己在三次战役中的表现和哲学使命并列在一起，以此表明英雄所遵循的是一样的准则：真理和美好的生活。无论是特洛亚战场上的阿喀琉斯，三次战役中的苏格拉底，还是雅典法庭上的苏格拉底，都面临着苟活与战死之间的选择，三者都选择了勇敢地冲上去。
在这三种情况下，为什么要选择死？选择冷酷的死不是因为喜死恶生，而恰恰是因为喜生恶死。哲学生活是最好的生活，放弃哲学的生活是不敬、不义、没有乐趣的生活。那么，“死”在什么位置上呢？苏格拉底并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也不假装知道。其实，活人中没有谁真的知道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苏格拉底说，不能盲目断定，死亡一定是最不好的。
只有让人变得邪恶才是真正的伤害。他虽然遭受了死刑，但保存了德性，因此并没有受到真正的伤害；而那些判他死刑的人，却由此变得邪恶起来，所以是受到了真正的伤害。
苏格拉底与美勒托斯的真正区别，不在于他不能说服雅典人，而在于他不能取悦雅典人。虽然他说得有道理，说得美勒托斯哑口无言，但美勒托斯在这么狼狈的状况下，还会奉承在场的大众说，他们都有能力教育公民，雅典人只是在人性劣根性的影响下不得不选择后者。
真理往往惹人讨厌，而谎言往往是人们乐意接受的。苏格拉底的失败，不在于他的演说没有说服力，而在于他一直在说真理，他认定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但他又必须在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政治场合讲出这个哲学问题。“深知真理必然伤人的苏格拉底清楚，他要么选择讲假话而生，要么选择讲真话而死。如果讲假话而生，他必然放弃真理。但他认为，要过值得过的生活，就必须保持德性，而作为法庭上的演说者，其德性是讲真话。于是，他选择了讲真话而死。”
黑格尔说，苏格拉底之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错误，“而是反映了雅典公民已经无力自身解救自已”，因而，雅典公民与苏格拉底都有自身的悲剧性。前者在于既无力解救自己又拒绝了解救之人，非但如此，杀死此人以绝后患；后者在于，明知不可而为之，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从此人们一提到苏格拉底，就会马上意识到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一事件的悲剧性还在于，雅典人杀死苏格拉底之后马上就后悔了，死亡在真理面前败下阵来，他们被迫承认苏格拉底是对的。
历史给人类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从不能从历史中得到教训”，于是我们需要不断地回到雅典法庭，回到苏格拉底的申辩，因为他说：“不经省察的生活不值得过，”而我们至少都向往那种值得过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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