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7月底，我从武汉的学校毕业，要直接去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报道，没有时间回老家丹江。父亲不放心我独行，寻到机会出差，他和同事开着辆大卡车，先到武汉在学校帮我收拾好行李，又一路开到宜昌。
那年夏天的太阳仿佛特别大，驾驶室里的温度特别高，我怀着几分对未来的期待与向往，几分不可知的忐忑和恐惧，一路无语。炎热的天气和纷杂的情绪让从小习惯了跟着父亲出车的我，第一次尝到晕车的滋味。
在宜昌，父亲将我交付给大伯带着我办理入职报道的事，又安排我暂住在姑爷爷家。
这是我一生重大的转折时刻，从学生时代步入职业生涯，从单纯的象牙塔迈入广阔又复杂的天地。
那时，我虽然离家千里在外求学已几年，但他仍把我当小孩子看待，我总有他放心不下的事情，寄给我的每封信都事无巨细的叮嘱。
那时，妹妹正高三准备高考。
那时，家里还没装电话，单位里的电话也是总机转分机。
那时，我还差两个月满十九岁。
那时，父亲风华正茂四十五岁。
那时，谁也不知道距离他连一声告别都没有就猝然离开我们仅有二十年。
前天，我收拾东西翻出来几封信，正是那个特别时期父亲写给我的，读之不禁唏嘘。从八月到十月底，处在转折期的我有诸多不适应，父亲担心我的工作、学习、住宿、人际交往等等各方面，写的信虽说不出很大的道理，骨子里的正气和隐忍的深情却流露在他一字一句里。幸好当时没有电话，留下了这些珍贵的文字，使我永远都不会将他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