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于我是导夫前路的图腾。当我因了教科书的指引，确定了自己炎黄子孙的身份认同之后，寻根之梦便挥之不去。寻根是为了求明白，求心有归属。所以展卷《史记》内心澎湃感激，必焚香净手以示虔诚。或许有人说那遥远的人和事都是传说，但我确信无疑。因为靠口耳相传的年代，民族的记忆是融在血液中的精神寄托，是头等大事。更何况史太公几度巡游，实地考察，以史家的职操，怎忍捕风捉影？又详读《五帝本纪》，自黄帝始，社会政体已初具雏形，人心思定，百业初成，我华夏文明已勃勃萌发，何疑之有？不仅如此，甚至还可以上溯遥想更长时间的发展期许。
据余秋雨先生考证，中华文明的成型时间不算早，应该在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成型的一千多年之后，也不比印度文明和克里特文明早多少。但中华文明是至今唯一没有中断和湮灭的文明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从史太公的文字中去品咂：炎帝、黄帝、蚩尤、三苗等我们可爱勇武的先民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现、认识、运用、创造；或者防护、攻伐和征服。喜马拉雅、昆仑山、天山、寂寂沙漠、茫茫大海之外的文明和我们平行发展，没有交集。
因为没有毁灭性的冲撞，所以我们向内寻求理想化的建构。在精神层面，五帝的仁德，是抚平暴虐、荒芜、饥寒和无依等自然环境的内在现实需求。他们依靠慈爱，孝悌和互善建立起温存的家族式的精神谱系，紧密结体，互为寄托。为了在洪荒清寒和简单中无惧地繁洐。一方面敬畏自然以化神，又朴素地主动地改变自然。所以我们的先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驯化百兽，以备有时；察知四时，不违农时。智慧务实中庸地守护，却不曾走向宗教的极端。另一方面，先祖们又进化完善了动物式的领地意识。合炎帝，战蚩尤，徙苗方，保证四方无忧，也保证了血统的高贵与纯净。
在政体构建层面，符合人性的自我防护本能。其实，关于人之初，性本善恶的辩论。想想有点功利性的大而化之。我倒认为动物性的向我性是本能。所以黄帝英勇战斗，卧榻之侧不容他人安睡。所以辗转奔忙，孜孜不倦。所以细设有司，以兴百业。
第三个层面，说说五帝时的义理观或者史太公时代的义理观。五帝之义大致可以理解为义的本义：攘除邪恶，扶危济困，协和四方，安定邦国。当然，家族即国，有点局促，但谁又能斤斤渴求呢？遥想司马迁，他的生命旅途坎坷而尴尬。虽有为生民立命的宏大志向，有正道直言的决绝，但独尊儒术的标杆已立，话语权旁握，所以借神话言理想已成必然。
书页已经翻开，就此打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