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俗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现代文学的诞生缘起于资本主义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而如果我们从美学的视角出发，早在笛卡尔“我思”主体的诞生开始，就已经预示了现代文学产生之必然。主体性这一维度的出现的确是现代文学不可缺少的要素。在那之后出现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文学等等均可看作是一种“主体性”文学逐渐走向“现代主义”文学的过渡阶段。在这里我们何不尝试一个大胆的冒险，将精神分析理论对“无意识”的发现作为我们把握和区别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个切入点？
我们不能忘记，“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视点正是在一种“歇斯底里症”主体的视角下展开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同时期精神分析的出现（同时也是“无意识”的发现）之间存在的亲缘关系——众所周知，精神分析其诞生伊始正是致力于对女性的歇斯底里症的治疗。
写作中对于无意识的应用使得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性要素超越了写实主义，到达了一个全新的维度。无意识写作以两种范式最为典型——意识流写作与精神分析写作。让我们先从意识流写作开始。
不同于传统写作中的“随物赋形”和或是“寄情于物”，意识流写作是一种“主体性写作”。不是诗人或是词人借助外物道出“真理”（这时候人的位置是在自然之内的），而是主体的无意识“侵蚀”并且“扭曲”了外物（这时候主体把外部世界作为表象）。对于在冰冷而机械的现实中被压抑的主体来说，常识性和理性的意识已经不足以突破现实的重压，借助无意识来“扭曲”现实进而达到对自身的“治愈”则成为了必然。（主体这个“创伤”在与“现实”保持距离中不断舔舐自身的伤口）意识流写作必定具有“超越现实”的维度——难道20世纪初期超现实主义理论革命试图控制弗洛伊德无意识的“建构性”尝试（布勒东《超现实主义第一次宣言》）不是对此的一个完美证明吗？
我们能够在尾田荣一郎的《海贼王》中路飞与多弗朗明哥在德雷斯罗萨的决战画面里找到意识流写作的这一要领（侵蚀外物-扭曲现实）并且将之具象化。当多弗朗明哥在路飞4档强化的猛烈攻击下，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现实的重压”，不得不将自己的果实能力“觉醒化”。“觉醒化”了的果实能力能够将外界一切事物同一化为主体能力之单一特性（明哥的场合即是将周围一切化为“线”）。借助这种果实“觉醒化”能力，明哥的主体性“侵蚀”了外物，现实被“扭曲”了。
借由这个画面的提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诗人，行走在夜幕之中。他所经过之处，一切事物都被侵蚀，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其“现实”中的意义，在丢失其符码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创伤性”的，“触目”的剩余。他的目光所及之处，在由一切被侵蚀被扭曲的事物产生的一切剩余所构成的异世界里，我们从表象性的现实中被拉回到一个“前现实”的驱力空间之中。也正是在那里，在这个诗人的带领下，我们“超越了现实”。
然而精神分析写作（妄想狂式写作）要较之更进一步。意识流写作在（无）意识的层面上捕捉外物，渗透并改变外物，进而改变“现实”。借助现象学的概念来说，意识流写作在其对前意识“意向性”的统摄中，外物被“悬置”了起来，与此同时“意识之流”在内时间的流逝里，其原印象的“前摄”与“滞留”间产生了一种类似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的效应（当然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为动态生成，后者为静态结构）。而精神分析写作则不存在“外物”这一维度。意识流写作需要捕捉的外物在精神分析这里被事先地“划杠”了，用那句精神分析中老生常谈的话来说——“现实”永远是被建构出来的。
对于写作中这种“将现实进行悬置”的“优良传统”，我们可以追溯到从前结构主义诗学文学理论（或者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还不能被定义为“文学理论”）到结构主义诗学文学理论（即“现代文学理论”或者干脆直接称之为“文学理论”）的理论范式的转变。在前文学理论的时代，“现实”总是被“事先给定了”的。现实就在那里，文学的任务是对它进行如实的（或是“诗化的”“超越性的”）再现、描绘和记叙。那时候的语言学（同时也并不能从严格意义上被定为为语言学）也把现实看做既定的东西，语词只是描绘现实的工具。
无疑，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的问世，对于整个20世纪的人文科学领域来说，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索绪尔“能指-所指”（=符号）的这一“一元二重性”结构前所未有地为语言（从现实的指涉物上）“夺回了意义”。能指与所指结合的任意性表明，所指所被赋予的意义与现实无关，是由能指与能指间的结构性差异所决定的。
结构主义诗学的开拓者们没有辜负索绪尔这本“遗书”中所饱含的深意。到了罗兰巴特那里，在文学研究中，“现实”终于被悬置起来了。《写作的零度》中“文学的现实”、“文学的历史”等概念的提出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语言（langue）限制和规定了作家的“风格”（style），风格内在于作家之内，无关作家的个人意志。由此巴特提出由所有语言所编织成的一种独立于现实的“文学的现实”。这种编织了独立于外部现实之外的“文学的现实”之网络的东西，成为了后来文学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我们把它称为“文本”（text）。同时把这种编织文本的活动称为“写作”（écriture）。
精神分析写作正是在这种取消了对客观世界指涉性的前提下进行的。牺牲对现实的指涉却不沦为单纯空洞的抒情——“享乐”（jouissance）驱力为此提供了可能。作为精神分析承认的唯一“实体”（“物质”），“享乐”驱力概念的引入打破了快乐原则-现实原则这一单纯二元构造中所隐藏的“现实给定性”，“超越了快乐原则”（这深远的一步当然是由晚期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它为我们开启了这样一个假定性的视域：入侵打破并持续干扰“快乐原则”所控制的“心灵稳态之圆环”的东西，并非现实的固有给定，而是一种完全来自内在之物：正是这样一种内在之物，在心理运作的过程中，不顾外部现实的压力，坚持完全之满足，“坚决不对欲望让步”（拉康语）。换言之，打破“快乐原则”的闭合回路的并非外部现实，而是内在于心理机制内部的（实体）“享乐”驱力——通过对“享乐”驱力的假设，精神分析超越了传统心理学中“心灵是现实的映射”这一预设，将现实悬置了起来。
精神分析这种对现实的悬置使得另一种借助无意识的写作成为了可能。在这里（在这种状态下）写作者可以摆脱现实的束缚，无意识的想象则成为了新的主人。这种妄想狂式的写作，其诀窍就在于“享受你的症状”。何为“症状”（sinthome/symptom）？拉康用“被压抑物的回归”一语很好地概括了症状的特点。既然我们已经知道，现实是被编织而成的，那么无法被“编进”现实的无意识想象则被压抑在了主体的内部。而享乐驱力总是作为一个来自心理机制内部的固有入侵者，打破快乐原则自身平衡的圆环，扭曲现实的空间，从而生产出新的欲望对象（对象a）。正是由于这个对象a产生出了我们的欲望。在“享乐”驱力不断地作用下，对象a不断出现，欲望所以不断地被产出，现实的欲望对象总是不够用(换句话说，对象a永远无法被写入符号体系)。这部分无法客体化的欲望于是以“症状”的形式在看似无意义的踪迹之中显现了。
精神分析写作所要做的（当然也是精神分析临床的任务）正是对这些无意义的想象性踪迹进行符号性整合（symbolic integration）。妄想狂的写作者在享乐驱力的作用下不断向稿纸输出无意义的“症状”，这些在文本间漂浮的一个个偶然性要素在意义回溯性建构的作用下被赋予了必然的意义。也正是在这里，我们被带入了一个“不可能”的维度——我们“回到了未来”。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精神分析制造真理”这一机制。让我们从刚才提到的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框架出发，来对这一机制的维度进行理解。通过这一理论视角（用符号理解世界，悬置“现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的意义并非固定，而是由能指间的差异性关系来决定。也就是说，在这一视角下，已然成为过去的“历史”也是会随着符号系统（能指间的差异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的。“每一次历史断裂，每一个新的主人能指的降临，都会回溯性地改变整个传统的意义，都会重构有关过去的叙事，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即新的方式，使过去更具可读性”（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经由这一机制的运作，在最初看来毫无意义的想象性无意识的症状，在它们被纳入符号体系进行整合之后，回溯性地获得了意义，成为了写作者的“真理”。这些在过去被压抑了的症状，在此获得了符指化的“现实”意义，从而“在未来回归了”。
在精神分析写作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写作者的分裂。他既是一个充满了压抑和症状的癔症患者，同时又在扮演一个“想必知道的主体”、“真理的诠释者”——分析师的角色。正是这个“想必知道的主体”通过诠释“真理”，将他自身输出的“症状”整合进了社会大他者的结构之中，让患者-写作者认同了自身的症状，治愈了自己。
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意识流写作与精神分析写作在其“治愈机制”中体现的根本性“背离之维”了。两者虽说都是跟随无意识的指引，但是意识流写作意图从封闭的现实体系中逃离，通过对现实的扭曲获得快感，达到“真理”，是一种“主体性写作”的极致。而精神分析写作则是事先在扭曲的现实中发现“症状”，通过将症状重新写入“现实”，消除移情和快感(症状)，制造“真理”，是一种“去主体化”的写作。如果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这两者的关系的话，意识流写作是“一个疯子的白日做梦”，在现实中找寻梦境；精神分析写作则是“这个疯子并没有从梦中醒来，而他自己以为他已经醒来了”。他正是通过这样一种“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方式，既消解了症状，又同时获得了大他者的认同。
此两者相得益彰，孰优孰劣在此不予评判。行文至此如果说要我们反思，通过这篇文章的写作——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以一种妄想狂式的方式展开的——得到了什么“真理”的话，或许我们只能说：下次再当我们遇到某个理性地记叙“流水账”的“木鱼”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和他说——“放下你的笔，把‘天才’请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