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读到比较喜欢的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值得深读，和几天前看到朋友圈朋友转发的一篇《午夜巴黎》影评有相似之处。面对不顺利的生活，人们总喜欢沉溺于惆怅和幻想。当我们不堪忍受生活的平淡，困难，就容易产生一种“生活在别处”的向往。但生活在别处，生活就会好吗？就有点像每次出门旅行都会经过一些风景秀丽的僻静之处，当下如果能生活在这样一个舒适的地方生活该多美好，但在心底反问一句如果真让你留在深山僻静之处过一辈子你真的愿意吗？完美的生活只存在于想象，事实上，任何时代与地点的生活都会出现困难与痛苦。我们总是会在想象中，只能看到另一种生活的优点，而如果我们真的去经历它，就一定会发现很多不曾想过的新的痛苦、困难。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一种生活是容易的、无痛的。巴黎始终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假象。真实的生活不会糟糕到完全没有好转的可能，所以，试着发现此时此地生活里积极的一面。

下面将文章原文分享给你们。

                          回到巴黎（刘瑜）

巴黎是全世界人民的故乡。

以前我曾暗下决心，地图上的其他地方我可以跟别人去，只有巴黎，必须和“真爱”同去。后来当我对“真爱”这件事的信念动摇之后，又暗下决心，这辈子要周游世界，但不去巴黎。巴黎，多么浪漫的城市，它早就不再是名词而变成了形容词，它早就不再是一个词汇而变成了一道命令。没有沉浸在爱河中的人，不配去巴黎。我想Sam Mendes跟我一样有巴黎情结，所以他拍了一个电影《革命之路》。

《革命之路》是我最近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也是最近我看过的最糟的电影。情节是这样的：家庭妇女艾普若和中产职员弗朗克，在20世纪50年代纽约郊区过着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男的每天戴着小圆礼帽去上班，女的每天从窗口看两个孩子嬉戏。但，生活在这个美国梦里，他们觉得窒息。男的痛恨自己机械的职员工作，因为他只是漂浮在大街上无数小圆礼帽中的一个；女的则憎恶自己行尸走肉的主妇角色，因为她家窗口只是无数郊区窗口中的一个。总之，他们恐惧自己正在变成——也许从来只是——“他们中的一个”。 于是他们想到了巴黎。

主要是艾普若想到了巴黎。巴黎！她滔滔不绝地对弗朗克说，巴黎！如果我们搬到巴黎，生活就不会这么窒息！赶紧辞职吧！我可以在巴黎找个职员工作养活你！我们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改变这一切还来得及！

于是他们开始畅想巴黎的新生活，开始打点行李通知亲友。然后弗朗克突然得知他会被升职加薪，于是他就动摇了，然后艾普若就愤怒了，愤怒得偷偷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并大出血死掉了。

然后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去了巴黎。

巴黎，这个中产阶级反抗自身的革命灯塔，在弗朗克的叛变行径中熄灭了。

我不得不说，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几度想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和歇斯底里的艾普若辩论。我想说一个人的幸福感怎么可能取决于他居住的城市，它只能来自于你的内心，我想说在巴黎做文秘怎么就成了人性解放之通途了呢，我想说明明是逃避自我怎么就成了追求梦想了呢，我想说你不要折磨可怜的弗朗克，他已经说了，如果他有个什么特长也许会去孤注一掷地开发它，但问题是他并没有。我想说到底是巴黎的什么可以让你实现人生的价值呢，是艾菲尔铁塔卢浮官还是香榭里大街？这时侯我听见导演语重心长地加入我的假想辩论：在这部作品中，巴黎仅仅是一个比喻，它指的是一个人追求梦想的勇气。

那么，如果一个人有勇气但是没有梦想呢？如果“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从来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仅仅是因为他内心缺乏使命，或者缺乏实现这种使命的才华呢？就是说——我知道这听上去很残忍——如果并不是每一个躯壳里都有一个叫做灵魂的东西呢？

导演试图把故事构架成艾普若的勇气和弗朗克的懦弱之间的冲突，但现实中更本质的冲突不是来自予勇气和懦弱，而是来自于反抗的勇气和承受的勇气，拒绝乌托邦和追求它一样需要勇气。我想弗朗克不仅仅是贪图安逸，他害怕自己勇敢地放弃一切去探索内心的时候，会惊恐地发现里面其实空无一物。放弃并不难，关键是for what。历史上的革命之所以成功地吸引了那么多地主的儿子、乡绅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旧官僚的孙子，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激发了放弃的勇气，而是它解决了for what这个重大课题。它提到了解放，提到了平等，提到生产关系改造，提到了物质极大丰富，提到了桃花盛开的地方。在想象的地图上，它清清楚楚地标识出了巴黎。

于是，和弗朗克不同，地主的儿子、乡绅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旧官僚的孙子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们走啊走，找啊找，翻遍了整个地球，但始终没有找到巴黎。

郑钧写过一首歌叫《回到拉萨》。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是“回到”拉萨——难道郑先生过去跟拉萨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按照《革命之路》的逻辑，过去和拉萨有没有关系并不重要。和你的梦想有关系的，和你所想象的自己有关系的，才是你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