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与其说是七国纷争不断的时代，不如说人才辈出的时代。《大秦帝国》第二卷国命纵横，是以秦惠王嬴驷在位期间作为一个阶段，而此间，搅动战国风云的主角不是任何一个诸候，而是两个策士——苏秦和张仪。
苏秦和张仪同为鬼谷子的学生，有才有能，有勇有谋。犀首作为一个策士，其主张并未被秦惠王嬴驷采纳，飘然辞官，并将两人推出，赢驷知道了有其二人。
两人本是情同手足的同门师兄弟，志高才大，对于未来都有着畅想，准备大展抱负。苏秦选秦，张仪入楚，一东一西，背道而驰。“战场相逢，却当如何？”“自当放手一搏！”两人又有誓言：相互援手，共担艰危！
然而两人出师并不利。
尽管有犀首的极力推荐，苏秦有满腹才华，雄才大略，可是并不为当时的秦惠王接受，铩羽而归，钱财尽失，狼狈不堪。张仪引田忌出山，助楚王大败越国，本是喜事，却因房陵失守，被驱楚国。
苏秦荒田结草庐，蛰伏三年，劳其筋骨。张仪守母亲之陵，等候时机。
此期间，秦国频战，神出鬼没，引六国恐惧。天下大乱，列国有亡国危机，谁来力挽狂澜？沉淀后的苏秦窥透时机，应时而出。此时的苏秦非彼时的苏秦，此时的天下非彼时的天下，天时地利人和，苏秦游于赵燕魏楚齐韩六国之间，成六国丞相，形成六国合纵灭秦之势。
一人出任六国丞相，别说中国历史，大约世界历史也为罕见。苏秦的无限风光就在眼前，倘若此时一鼓作气灭了秦，那么历史是如何书写的呢？谁来完成后面的统一大业？历史没有假想。
苏秦不是周瑜，不会大呼“既生瑜，何生亮”，相反向秦国推荐了张仪，给自己找了一个对手。两人都知己知彼，棋逢对手，战国那段历史，变得精彩纷呈。你合纵，我连横；你建立，我破坏；你进攻，我拼杀。
必有一赢一输，然而战争永远都是两败俱伤，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秦国赢了，六国输了；张仪胜，苏秦负。是苏秦才不及张仪么？当然不是，一个知其可为而为之，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结果当然不言而喻。
由此，我便想到才能与时机的关系。
有才能是基础，时机可遇不可求。犀首、苏秦、张仪均见识高广，才有机会面见嬴驷，大谈国事，三人的远见及治国之道不相上下，都提议嬴驷称王，然而，只有张仪成功。秦国第一王第一相产生，此后二十年，张仪兢兢业业治理秦国。
只因此时的秦国俱备了所有的条件，只差一个张仪而已。
有机遇，有才能方可把握。天下大乱，六国需要合作是趋势，这是机遇。然而彼此积怨颇深，非一日之寒。如何化解恩怨，达到一致，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再加上楚怀王的摇摆不定，不是苏秦以智慧从中调解，不可能达到一致。苏秦将其才发挥到最大，这样的机遇，是遭遇重重困难。
我们常说时势造就英雄，其实也可以说英雄顺应了时势，推动了历史。
当陈旧的制度困住一个国家进步时，总会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挺身而出打破禁锢，破去旧茧成蝶。固步自封最终的结局是走向灭亡，相比秦国的积极变法，周王朝便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在中国每一个朝代，几乎都有变法，顺应时代潮流，所以，一个民族历史延续五千年，绝对不是偶然。
人的一生终究短暂，每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年代，每一个年代的机会不一样，纵然不需要如战国时期般救国救民，改革变法。我们依然渴望得到各种机遇，展示自己的抱负和才能。
时下的机遇是什么？是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是高科技占据生活的时代，价值多元化，全球一体化，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丰富多彩。
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很多，不需要苏秦张仪合纵连横的才能，不需要商鞅的舍身成仁。只要扎扎实实学好技能，踏踏实实做好工作，把改革创新融入到素日的点滴中来，这便是个人拥有的才能。马云马化腾本都是普通人，他们用自己的才能改写了人们的购物方式、沟通方式。
同样的机遇下，有人把握得住，抓得紧，有人走得远，走得久，有人却坐失良机。时不我待，机不再来，我们也要如苏秦张仪般懂得反思，更要如他们般积攒自己的能量，定然能将自己的人生点亮，终不悔。
一段乱世历史的结束，总是带有悲伤的味道。苏秦在齐国变法，驺忌不满其变法给他带来损害，派人刺杀了苏秦。嬴驷死于怪病，太子继位，张仪的机遇不再，便隐退江湖。
读罢此卷，感触良多。成也好，败也好，那些努力寻机展示自己才华的人，如夜空之星，永远闪烁。譬如四君子，春申君、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他们在当时都收养了几千门客，对内维护自己的势力以对付政敌，对外与敌国作政治、军事上的斗争，是战国时期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
还有屈原，内政上主张举贤修法，外交上力主联齐抗秦。刺杀张仪未果，誓死与秦一战，大伤秦元气。虽有偏激，却是一腔热血如火，端午节也因他而来。
那个年代造就了他们，同样那个年代因他们而更具有魅力。
合纵连横的风云早已飘散，历史的天空里，还留存着它的痕迹。透过文字，跨越时空，遥望过去，那些长衫飘飘，束发戴冠的男子，或策马，或驱车，或战场嘶杀，或隐于荒野，或把酒言欢，或激昂国事。他们真的离去了么？从来没有！一代一代，永存于史书之中，永存于人们心中。
乱世有机遇，太平盛世也有机遇，只要你准备好了，那么你的人生注定了不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