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良忠
北宋徽宗时期，河湟地区是宋夏对垒的前沿阵地。当时，西夏、青唐唃厮啰（西番）和北宋都在河湟地区修筑了不少城堡土砦（同寨），被史书称为“湟州十寨”。其中尤以南宗堡（大同堡）因险而著称，名气最大，史书记载最多。对于南宗堡在何，至今有位置之争。过去史学界大多认为南宗堡在青海省乐都以北。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甘肃永登西部的水磨沟内发现宋代摩崖石刻，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则又认为，南宗堡应该在永登连城、河桥一代，但对于南宗堡的确切位置则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在水磨沟口连城古城，有人认为在连城镇连城村，有人认为在河桥镇河桥村，也有人认为在牛站村至山岑村一带。笔者做为业余历史爱好者，综合各专家学者的学术观点，查阅史书古籍，结合对连城、河桥地区的人文地理的实地考察，认为南宗堡的确切位置在今连城镇牛站村。
一、古籍中南宗堡的称谓
北宋时期，河湟地区处在西夏、青唐唃厮啰、北宋三个政权的交界地带，是各民族的交融之处。南宗堡曾经被这三个政权各自占据过。由于民族语言的差异，在撰写、翻译、抄写的过程中，南宗堡有了不同的称谓。南宗堡，鼎宗堡、斯噜丹鼐宗堡、斯噜丹兰宗堡、厮归丁兰宗堡，斯归丁南宗堡等等。虽然叫法各异，但文字所描述的内容都基本一致，这些称谓当指南宗堡。以《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例，四库底本为“南宗堡”，活字本、浙本、点校本则为“斯噜丹南宗”、“斯噜丹鼐宗堡”、“斯噜丹兰宗堡”、“厮归丁兰宗堡”等。《宋会要辑稿》则称之为“斯归丁南宗堡”。可见南宗堡、斯噜丹鼐宗堡、斯噜丹兰宗堡、厮归丁兰宗堡、斯归丁南宗堡系同一堡。因“鼎”和“丁”，“南”、“兰”、“鼐”发音较近，引起异名。清代文献中，统一为“鼐宗”。再如“震武军”，《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作“振武军”，其它史书则都称之为”震武军“。我国古代文献中，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宋代文献中，八宝川因“南宗”而得名，叫南宗川。徽宗政和七年后，南宗堡与大同堡合并为一城，统称为大同堡。明清时期，永登南部设有南大通堡和南大通驿，八宝川（含永登县连城镇、河桥镇和红古区窑街镇）设有西大通堡和西大通驿。“西大通”有可能是宋代名称的基础上稍加调整而来，以突出其重要交通节点的寓意。
二、南宗堡具极高的战略价值
由于长期的战争消耗，北宋国力羸弱。所以对河湟地区是守是弃长期有争议，甚至有官员因此而丢职。南宗堡属湟州管辖，宋军在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收复湟州后，随即从青唐政权手中夺取了南宗堡，但随着次年正月哲宗驾崩，徽宗继位，北宋在河湟地区的整体部署被打乱，不得已放弃了鄯州和湟州，南宗堡也重新为青唐政权所据。到了崇宁元年（1102年），徽宗在朝中已站稳脚跟，继而态度大变，于崇宁二年派军收复了湟州并南宗堡等湟州十寨。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是成书于南宋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该书记载，北宋二次收复湟州的主帅王厚基于对湟州的全面了解，第二次出征河湟时向朝廷奏曰，湟州最要害的地方有三处，第一是癿当,第二是省章峡（今老鸦峡），第三是南宗堡。州北面的南宗堡，距西夏右厢监军司（在永登红城子）仅百里之遥，是西夏人勾结吐蕃的通道，是特别容易生边患的地方。这次收复湟州，这三个地方必须筑城守护，方可控制局面。书中王厚曰：“湟州境内，要害有三，其一曰癿当，在州之南，前已城之矣。其二曰省章，在州之西，正为青唐往来咽喉之地，汉世谓之隍陕。唐人尝修阁道，刻石记其事，地极险阻。若不城之，异日兵出，贼必乘间断我归路。其三曰南宗寨，在州之北，距夏国卓罗右厢监军司百里，而近夏人交搆诸羌，易生边患。今若城之，可以控制。况此三地，正据鄯、湟腰背，控制之利，可断首尾之患。厚在元符间已尝建论，不从，竟致弃地之事。覆车之辙，何可复蹈？且三城既毕，湟境遂固，降者悉为吾用，地利可佐军储，形势所临，威声自远。益加招抚，降众必多，此支解之术也。”
湟州，即今日之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大部，并含今红古区、西固区、永靖县之湟水谷地，据考湟州州治在民和县湟水右岸。宣和元年湟州改名为乐州。所谓湟州之北，在今永登县的连城、河桥、民乐，红古区的窑街和青海省乐都区北部一带，大致在民和以北，中间有十公里长的享堂峡天险阻隔。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十九）载：“ 初，羌人中叛，諸城被围，既而师出，围解，咸即归顺。独鼐宗堡遂北附夏戎，夏戎亦不敢有之，谕羌人自为守，假兵数百戍之而已。”“高永年谓：‘鼐宗北控夏戎，南接省章峡，西连宗哥，形势天险，得之则足以为吾捍蔽，而省章峡道路无阻。然主者略不加意，苗履等领大军经其地，亦不能取。鼐宗叛羌因结连鼎淩宗羌，间遣人伏省章峡隘险中，肆行剽劫。朝廷竟以道路梗塞，遂弃青唐，然不知失策在不取鼐宗堡耳！’”从中可以看出，在北宋第一次进驻湟州后，青唐归顺，北宋占领了南宗堡。后番兵发生叛乱，宋军出击，青唐许多叛乱者投降。而南宗堡为青唐叛乱者占据，负险不臣，屡次袭击省章峡（今老鸦峡），致道路阻塞。徽宗皇帝登基不久，在内外交困之下，决定放弃河湟。两年后徽宗想法生变，又决定收复河湟。王厚、高永年都是收复河湟的北宋主力战将，都曾两度参加收复河湟之役。他二人对南宗堡战略价值的认知，无疑是准确的。
北宋第二次收复南宗堡后，即进行了加固维修，并添筑了临宗砦。《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录了徽宗皇帝给河湟主帅王厚的诏令：“今据所奏，以兵力劳弊，未可前去廓州，欲候南宗毕工，遂班师过河，略定当標、一公，抚宁河南部族，俟来春进复廓州，一举可定，即青唐不能自立。详所奏陈，未为至计。缘事贵乘时，今湟州初定，方当措置青唐，以弭后患。虽未可进兵廓州，亦当先务广行招纳，可候南宗兴筑才毕，尔且留湟州处置诸事，仍抽秦凤兵马，令附带粮草，与旧兵更番戍守，务令声势相续，以慑敌人之气。”从诏书内容可见，王厚认为须等到南宗堡加固维修完工后才能进军廓州（今青海化隆），而徽宗皇帝认为兵贵神速，如要等到南宗堡维修完工后再行进军，须虚张声势，给敌人以应有的震慑。王厚的用意显而易见，是要稳固南宗堡的城防，才能防范西夏，不至于在宋军进攻廓州时，在后背受西夏攻击。
《纪事本末》还记：“是月（崇宁二年七月），以癿当川为来宾城，省章峡为绥远关，南宗川为临宗寨。”“三年正月十六日，王厚言癿当、省章峡、南宗川三处并系冲要，已筑关城了当，赐名来宾、绥远、临宗。”从上述记载看出，北宋二次收复河湟后，南宗堡的维修和临宗砦的修筑，有皇帝在后面催促，速度相当之快，当年底业已完工。靖康之变发生后，北宋政权南移，无力顾及河湟，为西夏所占。元明清时期，山河一统，南宗堡不再是边塞要冲，战略地位略有下降，但仍然是内地通往青藏的咽喉通道。
三、古文献对南宗堡地理位置的记载
《宋史 》为元代脱脱等所著，在卷八十七志第四十地理三“乐州”条下有南宗堡位置的记载：“临宗砦，崇宁三年赐名。南宗堡稍南一十五里，乳骆河之西。东至三诺巩哥岭五十余里，西至丁星原约三十余里，南至湟州分界二十一里，北至界首抹牟岭七十里。”“南宗堡，元符二年，与啰口兀抹通城同收复，寻弃之。后再收复。峽口堡。与通川、南宗堡皆崇宁二年王厚收复。”地理志的这个记载，明确了临宗砦在乳骆河西岸，与南宗堡相距仅十五里。但对于南宗堡究竟在乳骆河的东岸西岸，单从字面难以定论。
对于南宗堡以北不远处的震武军，《宋史 》另设一条：“震武军。政和六年，建筑古骨龙城，赐名震武城。未几，改为震武军。不见四至，据童贯奏，古骨龙元属湟州。通济桥，震武城浮桥，政和六年赐名。善治堡，政和六年，震武城通济桥堡赐名。大同堡，本名古骨龙城应接堡，政和六年赐名。德通城，本瞎令古城，政和七年，刘法既解震武军围，建筑，赐名。石门堡。瞎令古城北，地名石门子，政和七年赐名。”《皇宋十朝纲要》（卷十七）也载：政和七年正月“熙河路筑旧南宗，连大同堡通作一城。丁巳，赐名大同。”这一记载，标明原南宗堡在政和七年通过扩建，成为了与之紧邻的大同堡的一部分。由此可知，“旧南宗连大同堡通作一城”后，成为“大同堡”或“大同城”，而且是震武军的接应堡，离震武军一定不远。与南宗堡为兄弟城堡的临宗砦，史书明确记载在乳骆河西岸。历史上大通河的名称有数次变化。汉代称作浩门河。宋夏时大通河两岸长期为少数民族政权占领，称其为乳骆河，可能是民族语言的音译。明清至今为大通河。北宋王安石为祝捷震武军建立所著《定功继伐碑》道：“古郭隆（即古骨龙）地，下瞰西凉清水河，逼乌尔戬渡，压贼右厢，城此则贼在吾股掌中。”有人据此认为北宋时大通河称做清水河，有断章取义之嫌。《定功继伐碑》中王安石又道：“于是（刘）法出乐州，据古郭隆筑震武军。（刘）仲武出会州，据清水河，筑德威城。”从碑文中可以看出刘法和刘仲武是在不同的地方作战，刘法在湟州，修筑了震武军。而刘仲武在会州，占据了清水河岸，修建了德威城。清水河当在会州。王安石所言古骨龙十分重要，是把它放在宋夏对垒的宏观上看的，不仅仅指河湟一地。西凉清水河、乌尔戬渡、西夏右厢监军司都在震武军的东边，王安石作为大政治家和大文豪，“下瞰”一词极具浪漫主义色彩。另，可以设想，大通河是青唐政权与西夏的边界，怎么仅仅是西凉（代指西夏）人的清水河呢？另外，政和五年，西夏与北宋大战，西夏“却秦凤兵于清水河，复与熙河兵战古骨龙。”秦风、熙河都属于陕西六路之一路，各自为战，假使清水河就是大通河，那就两路大军兵合一处了，还需各自为战吗？所以，大通河不会是清水河，而为乳骆河无疑。临宗寨当在大通河西岸。
四、发生在南宗堡周边的战事
北宋元符元年占领邈川（湟州，在民和）和青唐（鄯州，在西宁）后，青唐政权内部分裂。北宋各个击破，各部陆续投降，然其实力没有得到根本性削弱。北宋自己兵力有限，重用番兵，以番制番，留下祸根。主将王赡又安抚不力，次年青唐就已发生降兵叛乱，西夏与之呼应，一时大乱。城池失守、堡寨被围，道路阻断。湟州受到波及，南宗堡也未幸免遇难。关于河湟地区是弃是守，北宋朝廷内部出现了严重的争议。此时恰逢哲宗皇帝驾崩，徽宗刚刚继位，立足未稳，最终决定放弃河湟，直至两年后再次进入。
《西夏书事》是清人吴广成编撰的纲目体西夏编年史，该书比其它志书更详细地记载了北宋第一次进驻湟州和第二次收复湟州时，在南宗堡及周边发生的数次战事。
元符二年，北宋熙河军进到青唐后，青唐内部分裂，青唐王子瞎征投降北宋，青唐的夏国公主向西夏国请求支援抗宋，西夏乾顺皇帝派仁多保忠驰赴青唐支援，取道南宗堡，北宋主将王瞻派番兵支援南宗堡，仁多保忠无法攻克南宗堡，无奈退还。
《西夏书事》载：“八月，熙河军入界，首领仁多洗忠被杀。洗忠，仁多保忠弟。熙河遣硬探人入界。洗忠挺身斗，被杀。夏众出援，夺其尸而回。遣众围南宗堡。初，西蕃阿里骨死，其子瞎征残暴嗜杀，部曲离贰。洮州安抚使王瞻率兵取其地，瞎征众溃，遂自青唐入降。大酋心牟钦毡与董毡妻契丹公主、阿里骨妻夏国公主迎董毡疏族溪巴温入青唐，立木征子拢拶为主。假夏国公主书请援，乾顺遣兵五千余人攻南宗堡。王瞻以熙河蕃兵击之，乃退。”之后，青唐西夏公主和拢拶等扛不住北宋的凌厉攻势，只好降服。
数月后，西夏右厢监军司大帅仁多保忠配合叛乱西番，再对南宗堡发起围攻。《西夏书事》又载：“乾顺使保忠及达摩等三监军兵十万助之，先断炳灵寺桥，烧星章峡栈道，四面急攻。分兵破南宗堡，获守将刘文，驱至城濠，谓总管王愍曰：‘吾所欲，城与地耳。第以城归吾，当舍汝。’愍谓文曰：‘为吾语夏人，天子俾吾守城，能杀我，城可得也。’攻围十六日，愍守益坚。保忠令于南城集薪数万，将焚门。会诸将苗履、姚雄、李忠杰各率所部赴援，战于青唐危，烟尘亘天，夏人不知多少，惶遽渡湟水还，钤辖嵬名移遇获。”这次西夏对南宗堡的围攻十分危险，好在北宋守将王愍勇猛异常，抱着“不成功则成仁”的坚强决心，抵挡住了西夏军的进攻，守住了南宗堡。西夏军围攻十六日，火烧南城门，却未破城。北宋各路大军驰援，仁多保忠才悻悻撤军。
崇宁三年、夏贞观四年（1104年），南宗堡再次发生战事，西夏军实施围城打援的战术，包围了南宗堡和临宗砦，伏兵乳骆河西岸，准备打援。北宋李宁以骑兵应战，西夏败退。“临宗属湟州，围之数重，伏兵乳酪河西，邀截中国援兵。知州辛叔宪遣部将李宁将兵出战，先以铁骑蹂伏处，纵兵奋击，遂败。”
崇宁三年后，北宋已经稳定了河湟局面，西夏不敢贸然出击，南宗堡保持了多年安定。政和五年后，北宋主动出击，触角伸向南宗堡以北的西夏势力范围。政和五年、夏雍宁二年春正月，西夏军“却秦凤兵于清水河，复与熙河兵战古骨龙，败绩。”而北宋在新占领的西夏地土上成立震武军，还残酷地大肆屠杀西夏降兵，使西夏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屡次围攻震武军：“自筑城后，夏国数以兵争，杀知军事李明，时熙河、泾原、环庆同日地震，民心慌乱，乾顺遣兵从善治堡入围之。知军孟明出斗被创，危甚，熙河将刘法率兵赴援，围乃解。”“重和元年、夏雍宁五年春二月，围震武军。”“五月，复围震武军，不克。”“宣和元年、夏元德元年春三月，败熙河经略使刘法军于统安城，杀之。复围震武。”从这些历史记载看，南宗堡位置天险，城防牢固。在北宋进驻湟州前，南宗堡是吐蕃西夏联络的主要通道。北宋占领南宗堡后，南宗堡是宋夏对垒的前哨。震武军建立后，震武军取代南宗堡成为对垒前沿，南宗堡的压力减少很多。
五、我对南宗堡位置的观点
（一）南宗堡在乐都是误解
百度搜索中，《历史词典》、《中国历史地名》对南宗堡位置的描述是：“北宋置，属乐州，在今青海乐都北。”明末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对南宗堡、临宗寨的记述是：“碾伯城东去治卫一百三十里即南凉乐都城故地，唐为湟州。宋唃厮啰，称邈川城。元符中改湟州。”“善治堡在通济桥北。”“南宗堡在临宗砦北一十五里。”“临宗砦在宗谷南去古湟州分界一十一里。绥边寨在卫治东北，旧名宗谷是也。”“浩门隘在卫治东北，古浩门县。”《大清一统志》（西宁府 古迹）载：“浩亹（同门）故城，在碾伯县东。汉置属金城郡，因浩亹水为名。后汉建武十一年，诸种羌数万，屯聚寇钞，拒浩亹隘。陇西太守马援撃破之。晋仍属金城郡。太元二十一年五龙见于浩亹，吕光以为己瑞，改元龙飞秃髪乌孤。太初三年使从叔吐若留镇浩亹，后乞伏炽磐，以王基为晋兴太守，镇浩亹，皆即故县也。水经注：閤门河东迳浩亹县故城南。隋书地理志湟水县有旧浩亹县，后周废。元和志：浩亹故城在广武县西南一百三十里。按其地当在今碾伯县，东接平番县界，与西大通堡相近。”古广武县，即今日永登。《大清一统志》，归纳了中国古代对古浩门的历史记载，最后得出结论，古浩门与平番县相接，与西大通相近。大通河西岸，菜籽山下的河桥镇鳌塔村的鳌塔古城似与之相符，极有可能鳌塔古城是古浩门，需进一步考证。今青海门源县虽有浩门镇，但与古浩门绝非一处。所以古浩门在八宝川西岸，浩门隘当在古浩门城附近。顾炎武对邈川城在乐都、善治堡在通济桥北的记载，从目前的考证看来是不准确的，今北宋史的研究者普遍认为邈川城在青海民和的湟水南岸。民和建县于1930年，历史上曾长期属碾伯县（卫）管辖。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为青唐唃厮啰政权所占据，宋徽宗崇宁二年，北宋二次收复河湟地区，民和归湟州、乐州管辖。元代属西宁州，明代属西宁卫，清代为碾伯县管辖。由于民和只是短时间地被称为“湟州”，此后大多年代都隶属于西宁府的碾伯，后世的史学家们错误地认为湟州在今“乐都”，多数人的说法并不代表是历史的真相。随着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业余爱好者对河湟地区历史的不断深入研究，“湟州”治所确在民和县的真相将很快会大白于天下。
从对北宋震武军的研究看，更多人趋向于善治堡在通济桥和大通河以南，八宝川之西偏北。然而，顾炎武对临宗砦、南宗堡在乐都卫治的东北的叙述方位大体是对的，连城镇就在乐都东北方向。《天下郡国利病书》的记载与《历史词典》、《中国历史地名》描述的南宗堡在乐都北的方位大不一样，前者实际更准一点。顾炎武所指的浩门隘，只能在所谓浩门河岸寻觅。大通河西岸，八宝川以西的山区，是今青海海东人所称的北山，此地两省四县（区），青海乐都区、民和县和甘肃永登县、天祝县犬牙交错，但其东面的甘肃方向下山大道只有一条，在连城镇牛站村村中央部位入八宝川。另在稍南的河桥镇大冰沟内有便道，可直达山顶，与县道相接。清代《大清一统志》对这条道路也有记载，“冰沟山，在碾伯县东，接庄浪（今永登）界，羊肠七十余里，为郡境咽喉孔道。”山上乐都区境内还有明代所建冰沟驿。笔者实地踏勘大冰沟，从大通河西岸的七里村进沟约两公里，发现古关城遗址一处，应该是顾炎武所指的浩门隘。顾炎武写作时将浩门隘归于西宁府碾伯卫条下，却不归于凉州府庄浪卫（永登）下，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明代大通河西岸大冰沟古道至少在军事上和宋代一样，属于西宁卫管辖。《大清一统志》载“大通河在县西一百二十里，自大通卫界流入东南，经西大通堡西又南合湟河，与西宁碾伯县接界。即浩门水。”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碾伯卫的行政区域远大于今日之乐都区，它的行政区域到达了八宝川，还含民和县全境。极有可能碾伯县与庄浪县之间，局部以大通河为界，局部以山岭河谷为界。由于浩门隘是青藏门户，关乎着青藏地区与内地之间的联络和物资保障，归西宁府管辖比较合理。今日史学界在未做详细考证的情况下，很容易将古碾伯照搬给今日之乐都，当然会误以为南宗堡在今乐都境内。
（二）水磨沟口古城不是南宗堡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连城当地人赵德才在连城古城以北的水磨沟山峡中发现了北宋摩崖石刻。这个石刻的镌刻时间是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农历五月十八日。题留人为北宋陕西路提点刑狱公事郭传师，陪同巡按的当地官员还有大同堡的副将陈恩恭、兵马监押王励、震武军知军严永吉。题壁明确记载了是“巡按震武回留题”。这个摩崖石刻的发现，无疑为研究河湟地区在北宋时期的历史又打开了一扇窗户。以永登西铁中学杨善德老师为代表的本土历史爱好者赵朋柱、苏裕民等提出，水磨沟口连城古城是震武军。北方民族大学张多勇教授和业余历史爱好者阿康等认为水磨沟口连城古城为南宗堡，震武军在水磨沟中的登登城。周宏伟教授在《连城古城新考--兼与赵朋柱同志商榷》、《北宋河湟地区城堡寨关位置通考》二文中，否定连城古城是震武军，认为震武军在大通河上游之甘肃天祝，青海互助、门源的交接之处。对于南宗堡，他只说是在连城，没确切质证位置。而就临宗砦，认为在河桥镇之山岑。
本人基于对水磨沟一线的熟悉和北宋西夏历史的热爱，以比较细致的考察和比较严谨的分析，提出：震武军位置究竟在连城古城还是在登登城之争的根源，在于对震武军与震武城概念的混淆之上。宋代“军”是带有军事性质的行政区划，并非一城一池。北宋刘法攻克西夏古骨龙城，朝廷赐名震武城，是简就连城水磨沟口古城而言。随着北宋势力在连城、民乐一代的扩张，刘法大军一年多时间就在大通河上架起了通济桥，修建了保卫通济桥的桥头堡善治堡和接应古骨龙的大同堡，还占领了仁多泉城、德通城，修筑了石门堡。这些桥堡共同组成了一个军事体系，名叫震武军。按这些古城的规模和位置分析，震武军的治所就在水磨沟口的连城古城。连城古城为西夏古骨龙，北宋震武城；民乐乡卜洞村的登登城为西夏仁多泉城，北宋占领后未再赐名，并入了震武军。民乐乡铁丰村的羊胸子城为西夏瞎令古城，北宋占领后赐名德通城。民乐乡中川村的三角城为西夏石门子，北宋筑城堡和两道隘口后改叫石门堡。南宗堡在永登县连城镇连城村的观点存疑，在大通河西岸的可能更大。为此，专门撰写了《永登西部水磨沟一线古城新考》一文，在我的家乡永登县引起强烈反响，被《永登政协》选用登载。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阅。
（三）南宗堡不会在连城村
永登西铁中学杨善德老师主张作为古骨龙城接应堡的大同堡，也就是南宗堡，就在今连城村。且认为临宗寨在连城镇牛站村至河桥镇山岑村一带，具体位置未考。杨善德老师主张南宗堡在连城村鲁土司衙门所在处，但持有的论据并不充分。他在《宋震武军治考》一文中所持的依据是原连城城墙全备，1958年陆续拆除时，城墙有明显的先后夯筑夹层，估计原有城墙，明朝改建而成。这里杨善德老师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连城作为建于明初的古城，是个外层未包砖的土城，经历明清两朝五百多年风雨，而且有别于其它古城，是个一直使用的城堡，风吹雨淋，老化必然十分严重。历代土司肯定不只一次地进行过修缮。拆除时有先后夯筑夹层非常正常。一方面周宏伟、杨善德都认可临宗砦在牛站、山岑一代，另一方面又说南宗堡在连城。从连城到牛站的距离在二十里左右，连城到山岑的距离约在三十里之上。这与史书记载的南宗堡到临宗砦只有十五里的情况是严重不符的。
对于周宏伟教授和杨善德老师的观点，笔者持否定态度，还基于史书的记载。《西夏书事》载“南宗，北控夏国，南接星章峡，西连宗哥城，形势天险。自唃厮罗结叛，诸堡残破。及官军出，羌众溃散，诸城咸即归顺，独南宗负固不下，姚雄、苗履屡攻不克。羌人请附夏国，乾顺不受，惟假兵数百戍之。元符三年、夏永安三年春正月，西蕃以南宗堡来附，不受。”假设南宗堡在连城村，与水磨沟口的古骨龙仅二里之遥，路途平坦，西夏没有理由拒绝青唐政权赠与的南宗堡这个大蛋糕。另外有大河隔阻，青唐政权不可能在河东岸单设一堡，北宋官军几次作战还负固不下。既然北宋两次出湟州，势力已经到达连城了，为什么不取水磨沟口的古骨龙呢，要等到数年之后的政和六年才攻取呢？古骨龙城的西夏驻军为何默许北宋在二里之处逍遥数年？所以我认为，北宋势力未到达连城地区时，青唐和西夏以大通河为界。南宗堡在河西，为青唐政权所有。西夏在河东，古骨龙是其驻地。假如当时西夏接受青唐政权的赠与，接受南宗堡，势必要跨河去管理，在没有供通行的桥梁的条件下，过河守护一座孤城反而是个累赘，所以拒绝了青唐政权的美意。
（四）南宗堡不会在河桥
河桥在连城以南，大通河东岸，地势平坦。已故当地史学爱好者杨培基老先生主张河桥城是南宗堡。这一主张可直接排除对岸稍北的牛站古城是临宗砦的可能。但对岸的店子堡和山岑基本符合相距十五里的条件。对河桥城是南宗堡这一观点，笔者仍持否定态度。收复河湟的北宋主要将领高永年曾道“南宗形势天险”，而河桥三面平川、一面临河，不似天险。假使南宗堡在河桥，大通河西岸稍南，离河桥十五里的地方是临宗寨，两寨之间互为犄角，大通河上应当设置浮桥，宋夏史书怎会不予记载？又假如南宗堡在河桥，震武军与湟州的联系应该是先到河桥，再过大通河，再上冰沟山。那么，何须劳民伤财地在连城以西修建意义并不大的通济桥浮桥和善治堡，而且要重兵把守呢？河桥古城的位置是今之河桥小学，城呈长方形，毁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农业水利化建设活动中。杨培基老先生，凭记忆丈量，城东西长二百六十米，南北宽两百米，占地七十八亩。这个数据与《大清一统志》记载西大通堡周长一里相符。如果把河桥古城作为南宗、大同两堡相并而成大同堡来看，占地规模过小。杨培基先生考证河桥古城没有瓮城。这个形式特点，不符合军事要冲一般必修瓮城的习惯。明清时期，山河一统，河桥是明代“西大通卫”、清代“西大通堡”的驻地，是从内地过兰州，经永登通往青藏的必经之路，曾设“河桥驿”。因此，河桥古城可能为明代所建。
《纪事本末》载，崇宁三年“戊午，湟城驰报王厚等云：夏兵万众阵于临宗乳酪河之东，为青唐援。会闻溪赊罗撒败于宗哥，贼气沮伤。厚即遣张诫率师赴之，贼望风而退。”当西夏兵来到临宗砦对岸时，没有包围南宗堡，而是列“阵”于大通河东岸。由此看来，当时临宗寨对岸，即今河桥就没有什么北宋城堡南宗堡，更不会有桥。
（五）南宗堡应在大通河西岸
《皇宋十朝纲要》（卷十七）载，崇年三年，北宋在南宗川筑起了临宗砦。政和七年，熙河路将南宗堡和大同堡并做一城：崇宁三年“以癿当川为来宾城，省章峡为绥远关，南宗川为临宗寨。”政和七年正月“熙河路筑旧南宗，连大同堡通作一城。丁巳，赐名大同。《宋史 夏国传》载：“震武军。政和六年，进筑古骨龙城，赐名震武城。不久，改为震武军。不见四至，据童贯奏，古骨龙元属湟州。通济桥，震武城浮桥，政和六年赐名。善治堡，政和六年，震武城通济桥堡赐名。大同堡，本名古骨龙城应接堡，政和六年赐名。”
关于震武城的位置，本人已在《永登西部水磨沟一线古城新考》中做过论述，就在连城水磨沟口的连城古城。大同堡的前身是南宗堡，南宗堡是震武军的接应堡，而从震武军的交通设置看，横跨大通河的通济桥是重中之重，北宋在对岸设置了保护机构善治堡，通济桥是保证震武军与湟州联系的命脉。作为接应堡的大同堡，应当与通济桥、善治堡连成一线，即在大通河西岸。假使大同堡（南宗堡）在大通河东岸，无论是连城村、还是河桥，则通济桥设置的意义就不大了，何须重兵把守。
（六）、大通河西岸的六座古城
前文分析了南宗堡不在大通河东岸的连城古城、连城村及河桥，而应该在大通河西岸。大通河西岸城堡较多，从北向南依次有丰乐山城、洛洛城、杜家湾城、牛站堡（丰乐堡）、店子堡、鳌塔堡六座城堡。
丰乐山城。位于连城镇丰乐村。虽称为城，实际只有一道关墙，西接笔架山，东至大通河河岸，长五百米左右。丰乐山城距离通济桥很近，有史学爱好者认为丰乐山城是善治堡，是在缺乏深入考证的情况下得出的不当结论。丰乐山城称作“丰乐关”似乎更贴切。
洛洛城。位于连城镇丰乐村自然村，占地面积仅十二亩，规模很小，驻扎不了过多兵卒，对应为善治堡貌似不妥。该城应是古代常见的那种护耕小寨，不会是善治堡。
杜家湾城（永和城）。位于连城镇永和村。东段被河水冲毁，城形不考。南北宽二百四十米，东西一百六十多米（不含河床部分）。南北向两座城门，估计城池占地面积近百亩。毁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该城扼守通济桥通往湟州（乐州）的古道上，从城堡规模、形状看，最接近善治堡。张多勇教授认为永和城是清代古城，但没有其依据，应是一种推测，不足为凭。
牛站古城。在大通河西岸六座城堡中，牛站古城是最大的一座。由于已经完全灭失，几十年来文字可见的考证仅有已故的杨培基先生所著《八宝川古今》。杨培基生于一九三四年，连城镇牛站村人，后来移居到邻村河桥镇鳌塔村，算得上是牛站古城的权威历史见证人。杨老先生成书于本世纪初的《八宝川古今》对窑街、连城、河桥一代的城堡古迹有较详细的考证。由于老人亲自目睹过业已不存的牛站古城，对牛站古城的考证无疑是非常权威的。他的考证摘要如下：“丰乐堡即牛站城，位于牛站村中心所在地。城为正方形，边长285米，周长1200米左右，面积122亩。城墙底宽7米余，顶宽2米多，高约10米，女（儿）墙高1.5米，夯层约30厘米，南北开门，有城楼、瓮城，四角和东西城中各筑炮台。……旧城修筑年代不详，清代又在城南筑有同样规模的新城，只筑东西南三面，似与旧城链接而未竣工。以上城垣除新城西南毁于民国间外，其余均毁于解放后的五十年代。”牛站古城虽已灭失，然杨培基的考证，无疑是弥足珍贵而可靠的。他的考证坐实了牛站古城是座面积过百亩，瓮城、炮台、城楼、马面齐备的大城。完全符合军事要冲的特点。连城附近能够看到的，带有瓮城的古城堡遗址，目前仅存水磨沟内的登登城。经本人考证，初步断定登登城是西夏仁多泉城，此城曾发生历史有名的“仁多泉”之战。牛站古城与登登城高度相似，也应该是极度重要的军事堡垒。店子古城。位于今河桥镇七里村小学所在地。城呈正方形。东西宽一百米，南百场一百二十米，周长四百五十米左右，面积二十亩。城墙底宽五米顶宽一米五左右，高九米。此城部分毁于解放前，五十年代全毁。鳌塔堡。位于和桥镇鳌塔村以北的古城台上，遗迹无存。从损毁情况看，该城非常古老，非北宋城堡。
（七）牛站古城即南宗堡
南宗堡是青唐政权的旧寨，崇宁二年北宋收复湟州（后改为乐州）后，一同收复了湟州十寨，其中就有南宗堡。北宋收复湟州后，王厚认为湟州要害之处有三，其中之一是南宗。所以立即派人修建了临宗寨。按宋史地理志的记载，南宗在北，临宗在南，临宗在“南宗堡稍南一十五里，乳骆河之西”。地理志中关于南宗堡与临宗寨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南宗堡和临宗寨都在乳洛河西岸，南边的临宗寨与北边的南宗堡相距十五里远。二是临宗寨在乳洛河西岸，南宗堡在东岸，那就是南宗堡在临宗寨的西北方向。前文已经否定了南宗堡在连城村和河桥镇的两说，东岸再没有古城堡的历史遗迹。所以对于“南宗堡稍南一十五里乳骆河之西”的解释，只能是第一种意见。其实，宋史地理志中已经隐晦地告诉我们南宗堡的位置了。地理志对临宗寨的四至做了详细的叙述，而对南宗堡未做介绍。作为志书，是十分严谨的，绝不会忘了介绍。临宗寨和南宗堡是相距很近的兄弟城堡。如果南宗堡在乳洛河西岸，与临宗寨的四至基本是相同的，那就无需赘述。反之，如果南宗堡在乳洛河的东岸，至少会做是否临河，离河多远的陈述。所以地理志的记载，已经告诉我们南宗堡在乳洛河西岸。考究永登地区的北宋西夏军事城堡，如连城古城、登登城、三角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选交通要塞，依山傍水而建。牛站古城、杜家湾古城、店子古城都符合这个特征。如果对牛站古城、杜家湾古城、店子古城做个比较，牛站古城最大，杜家湾古城次之，店子古城最小。店子古城最南，牛站古城在店子古城以北、相距约十五里的，杜家湾古城在牛站古城以北、相距约十二里。相邻两城的距离大体符合临宗寨与南宗堡相距十五里的历史记载。杜家湾古城在连城水磨沟口连城古城对面，与通济桥相距最近，规模也较大，应该就是通济桥的桥头堡善治堡。牛站古城自然是南宗堡，店子古城当然是临宗寨。临宗寨是北宋在崇宁二年占据湟州后应急而建。《长编纪事本末》记载，当年底即完工。由于修建临宗寨只是一种战略预防，附近还有南宗堡、大同堡，其规模不会太大。店子堡占地二十多亩，符合临宗寨的特点。善治堡是北宋建立震武军后，为保证震武军的交通安全而于政和七年建的通济桥桥头堡，与南宗堡和大同堡的合并是同一年。震武军建立后，给西夏以极大的压力，西夏多次发起对震武军的围攻，战争的残酷性迫使北宋主将要做好战略支援，通济桥应运而生。为保护通济桥，北宋修建了善治堡，善治堡平时驻军守卫通济桥西岸，战时能给予震武军支援，它的规模不会太小。杜家湾城占地近百亩的规模符合这种军事需要。杜家湾城南北开门，刚好也符合从震武军往南宗堡及湟州时通行的需要。南宗堡的建设时间早于临宗寨和善治堡。南宗堡先为青唐政权所据，北宋进入湟州后被北宋收复，北宋最后退出河湟地区后为西夏所有。由于旁边还有大同堡，旧南宗的规模不会太大。震武军建立后，南宗堡成了震武军的接应堡，西夏一次次围攻震武军，焦灼的战事需要北宋在附近驻扎更多的兵卒。南宗堡的扩建迫在眉睫。北宋下狠心扩建南宗堡，竟然将南宗和大同两堡连为一体，赐名大同。新的大同堡的规模一定不会太小。牛站古城占地一百二十多亩，正符合新大同堡的特点。西夏右厢军首领仁多保忠在元符二年八月对南宗堡的围攻长达十六天，还放火焚烧南城门，都没有攻破南宗堡，再次印证旧南宗堡十分坚固。政和七年经过扩建，那就更牢固了。牛站古城城高十米，还设有瓮城、炮位、城楼，马面，城防设施齐全，应是一座十分坚固的城池。牛站古城是南宗堡所在，完全符合条件。牛站古城所处的位置，正好是甘青古道（兰州至西宁）的中间部位。今日之省道Y281线永登连城---天祝东坪段就是这条盘山古道的基础上改建而来。大通河西岸这座特别适合种植油菜籽，被当地人称为菜籽山的大山，就是大清一统志中所指的冰沟山的东麓。据当地老人讲，解放前这条古道就能走汽车，但由于坡度很大，有时遇到上不去的车马，还需村上人帮助拖拽。由于这条道既陡又宽，当地人起名“牛站大坡”。除了这条大道，大通河西岸河桥镇店子村还有大冰沟古道能到达山顶。店子古城处在大冰沟沟口，它所扼守的应是大冰沟古道。最主要的是，店子古城是牛站古城的接应堡寨，遇敌人突袭能两寨呼应，共同御敌。这也是南宗堡从未被敌方主动攻破过的主要原因之一。
牛站是一个有着厚重历史和特色民俗文化的村子。明代牛站古城叫“丰乐堡”，应是由大同堡（南宗堡）演化而来。这个时期，“丰乐堡”在八宝川处于中心地位，守备将领驻扎在丰乐堡，统辖连城等九个堡寨。后来，较大的城堡有八个，大通河下游的河川就得名“八堡川”。明万历年间，甘肃在一些要冲之地，设立了“马驿”“牛站”，形成了一个新的驿站体系，叫做“递运所”，在较大的城池各设一处。牛站由此得名。
综上所述：牛站古城“丰乐堡”当是宋夏时期的军事重镇南宗堡。当然，这仅仅是一位业余历史爱好者的一管之见，如有更专业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通过对八宝川各古城遗址的深度考证，能从专业的角度分析所筑的年代，从而坐实各自名称，结束各方争议，不失为是一件美
六、结语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年的天险“南宗堡”、“临宗砦”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大潮中踪迹难觅。忙碌了几百年的甘青驿道也早已结束历史使命，荒草丛生。但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不应忽略，更不应忘记那段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始终有人在这块固若金汤的城堡下生活。今天的牛站是一个有九百多户村民，四千多人口的行政大村。我们欣喜地看到，古老的牛站村已经重新焕发生机。牛站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古城的旧址上重建了城门城楼，试图告诉未来一段过往历史。每年的三月初六，丰富多彩的牛站民俗庙会吸引着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游客。通过省级美丽乡村建设，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社会事业全民推进，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田园风光秀美怡人，农民收入大幅提高。
怀揣着对历史的深深敬意，我写下这篇文章。我的考证仅仅是一位业余历史爱好者肤浅的探讨，或许正确，或许部分正确，或许错误。假如我的考证能引起同好们的共鸣，或一定程度上引起争议，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作者申明：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杨培基、张多勇、周宏伟、阿康、谭晓斌、杨善德等专家学者研究宋夏史的网络或公开出版文章，特向各位老师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