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没落并非没有前声，对上古先贤的渴慕也并不仅仅是在古老的东方帝国出现。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中所提及的那样，如果你止步于传统经典的历史叙事，你就不容易明白华夏在世界历史上的准确位置。
千年以前，老子于周朝式微之际写下《道德经》，意图以天文、地理、人伦、典章之道，经世治国，救亡天下。无独有偶，非理性主义学说于十九世纪末期兴起，历经两次大战，在二十世纪中期一度到达顶峰。遍观两者，尽管说辞各异，其学说的核心都在于力图摆脱所谓庸人社会与历史终结的阴暗图景。而作为非理性主义最伟大的预言师，早在斯宾格勒之前半个世纪，尼采便已预见了乱世将至。于是许多年后，理性与启蒙之光黯然消褪，文明的荣耀被战争践踏、凌辱，一切如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所说的那样，欧洲的灯全熄灭了1。回溯千年以前的春秋，那个被孔子称为礼乐崩坏的年代，同样的乱世同样的战争疾苦，我们依稀还能听见老子悲伤的感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2。
尼采最早在西方得到推崇，源于散文社会的出现；而老子学说的形成，也正是在史诗社会的第一次退散之际。斯宾格勒作为文明的相术师曾把文明概括为一年中的四季。春天漫长而黑暗，是播种耕耘的季节；游士出现于夏季，阶级解体，有识之士奔走四方；秋天是文明的收获季节，却转瞬即逝；之后，冬天，文明熄灭的终点3。对于老子生活的时代而言，上古先帝的庇护已然消逝，频繁的战争使得文明止步不前。老子踟蹰于寒冬之中，一方面意图以道统之学重塑秩序，一方面又唾弃末人的庸碌：
『众⼈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 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之未孩,儽儽兮若⽆所归。 众⼈皆有余,我独若遗。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4
强烈的弥赛亚情结使得老子无法如他的后入庄子一样洒脱不羁，而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又使得老子一步步走向了个人主义的痛苦挣扎。『众⼈皆有以,我独顽似鄙』，不仅仅只是老子写入《道德经》的一句讽刺，也是自己绝望情绪的缩影。昔日认同的价值观在战争年代里总是荡然无存，礼教、道德、仁义等看似平常的信条在乱世之中也只会遭人蔑视。于是听见尼采大喊上帝死了以后，马克思韦伯黯然言道，这个年代的上帝已经被乌云遮蔽。5
尽管惯常总以仙风道骨的形象示人，老子却从未放弃过救世之心。与尼采重估一切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老子仍然信仰并且渴慕着上古之道，相信这世上始终有着先验本原的存在，这一点反倒与孔子相近。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何以命途相似：一个终生不得实现抱负，一个出函谷关后『莫知其所踪』6。但正如前文所写一样，强烈的弥赛亚情结使然，老子试图重归的所谓上古之道，本质上却是一个近乎虚构的世界，只存在于竹简上的只言片语。尼采在伟大诗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创造了意图废除一切的超人形象，而老子对于道统的回归，顺应天道重整秩序，则是重估的另一种方式，在消解的基础上回归本原。故曰：『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尼采自诩耶稣，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称为第五福音；老子又何尝不认为，『我独异于人』。于是通读《道德经》全文，你看到的是一个俨然高踞于圣人之上的老子形象，对着统治者发出淳淳教诲：『太上，下不知有之』。
与之类似的诸多论调，在卢卡奇那里被概述为一个简短的词组，贵族认知。千年以前的春秋战国，资本主义自然无从说起，但老子确实又是愚民的，不惜以高贵的谎言换取治世太平。所以要『不尚贤，使民不争』，要『实其腹，弱其意，强其骨』。是以对于这群哲人来讲，政治属性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的认知类似诗学、美学、人伦纲常等等，只是附加条件。好比苏格拉底的民主启蒙，好比柏拉图的理想国。道家自然并非特例。我们不禁感叹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先贤们诸如老子孔子，约束着民众的欲望，渴慕着虚无缥缈的上古之道，而在千年以后，黑格尔不无仰慕地谈起古代社会民主，也相信它的非实证性以及对个体尊严的肯定7。类似的还有十九世纪欧洲以荣格伏尔泰为首的一众哲学家对于中国文官制度的盲目推崇。人类的视野总是充满充满局限，当悲剧与绝望塞满我们眼眶之时，我们往往会求助于那些美好的虚妄，无怪乎卢卡奇会在篇末掩卷感慨道，『一片晦暗中，所有的猫看起来都是灰色』。8
中国的古典文学往往给人以如此承诺：通过把记忆和思想诉诸文字，优秀的作家能够从中获得不朽。所谓『立德、立功、立言』9，又所谓『死而不亡者寿』10。千百年来，这种以文字换取不朽的冲动支配了所有中国文人的头脑，也导致了他们对文本内容的盲目信仰以及对『文以载道』的过分追求。文学必有其局限，哲学亦复如是。时至今日，你不会记得谁是印加民族最伟大的哲学家，也不会知道阿兹特克桂冠诗人的名字。反观老子思想的核心，对于『人』而言，看似不争，无欲，实则是在做无用之功，愚民政策又进一步将社会推落深渊。真正困难的，恰好是终其一生能对他人产生价值。诚如陈毓秀在《种子与漂流瓶》中所言，『历史记忆的长久维系困难无比，这意味着需要有一个长久不坏的共同体口耳相传，歆享前辈遗泽，将祖先的业绩与功德铭记于生生世世。』11失去这一点，失去政体、民族、社会所带来的庇护，单单依靠文学，依靠道，依靠似是而非的哲理，大多数的价值只会消散于烟尘中，不复被人纪念，甚至连存在过的痕迹都不被人知道。这恰恰是老子在《道德经》中不曾提及也不曾考虑的地方。老子所谓的理想社会，无欲无求，无妨无碍，实际上只是被锁进漂亮玻璃球的乌托邦。所以『五色，五音，五味』，皆是迷人心智之物；『驰骋畋猎，难得之货』，也都只会让人『得失若惊』。然而恰如罗素所言，『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美丽新世界》的故事在赫胥黎手里我们早已领略，看似太平的社会背后，日益消失的欲望使得世界何其可怕。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不是虚无缥缈的『道』，相反正是人类的贪欲。犹记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曾如此写道：『持⽽盈之,不若其已』。他是否也想到，对于『道』的过分追求，其行为本身或许就是对『道』的偏离？
在回顾过一九三九年的闪电战以及遍洒佛兰德斯平原的帝国士兵鲜血后，海德格尔于绝望中提出存在主义的概念。生存终究取代了生命，不再是过往生命哲学所讴歌的『活的东西』，而他藏在悲观主义外衣下的非理性思维又与老子何其相似12。同样是战乱频繁的年代，既然来不及为昔日的文明作一曲挽歌，不如在悲叹中看着它走完生老病死的轮回。只是许多年后，当我们翻开那本古籍，沉浸在庄子绮丽绚烂的隐喻与修辞学中之时，却忘记了他作为老子后人对社会本身近乎讽刺的预言：
哲人自逐于山林，庸众在群蝇孳生的广场上自甘堕落。
参考文献：
1、《二十五年：1892～1916》，爱德华·格雷
2、《道德经》，老子
3、《西方的没落》，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4、《道德经》，老子
5、《以学术为业》，马克思·韦伯
6、《史记》，司马迁
7、《青年黑格尔》，卢卡奇
8、《社会存在本体论》，卢卡奇
9、《左传》，左丘明
10、《道德经》，老子
11、《种子与漂流瓶》，陈毓秀
12、《理性的毁灭》，卢卡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