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今天阅读熊逸老师的第五本作品《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春秋》在中国古代长期被尊为政治哲学的至高圣典,并被认为是唯独由孔子亲手编撰的儒家经典。
但《春秋》以微言大义暗藏褒贬,是非常费解的,尤其是经过历代经学家的解读变得越来越芜杂。那么《春秋》以及相关经典是如何在两千年专制社会中发挥实际作用,甚至呼风唤雨的?一贯被当作中国精神的春秋大义,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熊逸从唐朝一桩谋杀案讲起,通过大量生动的历史案例,运用翔实考据和缜密逻辑,一层层揭示了上溯至春秋时代的中国经典文化,包括《春秋》“一经三传”、《论语》《老子》等,是如何在皇权政治下被扭曲成了权力的工具的。
熊逸对数干年的史实和典籍信手拈来,并让帝王、圣贤、权贵、武将、文士等不同时代的人隔空对话他也在其中嬉笑怒骂,行文充满真知灼见,文风轻松幽默。当读者沉浸在他的文字世界时,一根绵延两千多年的线索逐渐纤毫毕现。
2、阅读难度：5颗星
这本书来源于对《春秋》的皇权与学术的研究讨论，因为问题是来自于几千年前，很多的逻辑与环境早已改变，要理解当时的思维还是较大难度。
熊逸对数干年的史实和典籍信手拈来,并让帝王、圣贤、权贵、武将、文士等不同时代的人隔空对话他也在其中嬉笑怒骂,行文充满真知灼见,文风轻松幽默。当读者沉浸在他的文字世界时,一根绵延两千多年的线索逐渐纤毫毕现。
这本书写的足够篇幅，在多个主题的不同历史时空穿越，将多个名人大家对于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串起来，谁对谁错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了不同的解释。虽然难读，值得一读。
3、精彩段落：
①很多新问题其实都是老问题
现代人评论岳飞，常常惋惜他的“愚忠”，其实若以“《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岳飞还算不得一个忠臣——比如，单是“岳家军”这个名字的存在就分明说明他目无君主。岳飞的结局在“岳家军”这个称呼刚一流行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注定了：只要在专制时代，凡是“某家军”必遭统治者的大忌。
文章起于傅孟真在《大公报》撰文，讨论学校读经的问题，其中提到六经之难读，说“今日学校读经，无异于拿些教师自己半懂不懂的东西给学生。……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一旦拿来给儿童，教者不是浑沌混过，便要自欺欺人。这样的效用，究竟是有益于儿童的理智呢，或是他们的人格？”
，别说是历来以难解著称的《尚书》和《易经》，就算最浅显不过的《论语》，又何尝不是歧义纷纭？——经书无法读懂的论调其实并非始于王国维，早在东汉，王充就曾经有过专论，说孔子的学生很少有敢于和老师辩驳的，有不懂的地方经常就闷在心里，所以孔子的话里便有一些怕是永远都不可解的；王充还就此认为：汉代儒生更加讲不清孔子的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至于说儒学能否扭转“世风不古，道德沦丧”，这也是个老问题了，论之者甚众。考察一下历史，会发现孔子那时候就已经“世风不古，道德沦丧”了，之后的每个时代同样在感慨着“世风不古，道德沦丧”，也不知道那个“古”到底什么时候存在过。可世风难道不是（像胡适所说的那样）在进步着么？
通观历史，这些人才是大多数，文天祥那样的只是极少数罢了，只是不知道：多少个尸位素餐的马屁高人里边才能出一个文天祥呢？另一方面，如果儒者只是混一些屠狗功名、雕虫文卷，自然很难被人喜欢，但儒者若是建功立业，尤其是建立军功，那么，当翰墨抒写儒将豪情，把事功点染进文学，这样的作品往往是震撼人心的，或者说是足以“培养精神上之人格”。
②徐元庆该当何罪？
人们激辩“儒家思想”如何如何，直辩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若深究一下辩论的这个标靶到底是个什么，很有可能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个所谓“儒家思想”。所以，事情往往如同威廉·詹姆斯所说的：“你们两边都又对又不对，就看你们对‘绕着跑’这个动词实际上是怎么理解的。”
孔子的高足子夏和老师的对话。子夏问：“对杀害父母的仇人应该怎么办？”孔子回答说：“睡在草垫子上，拿盾牌当枕头，不去做官，决不跟仇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不论在集市上还是在朝堂上，只要一遇到仇人，应该马上动手杀他——腰上别着家伙就抄家伙，没带家伙的话，赤手空拳也要上！”
孔子在这里说的“弗与共天下也”就是俗话“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出处。所谓“反兵而斗”，是说发现仇人的时候身上正巧没带家伙，于是掉头回家去取——连这孔子都觉得不应该，就算在澡堂子里也得抡拳头上！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杀害兄弟的仇人一旦遇到，不管手里有没有家伙，应该立马就上；至于杀害朋友的仇人，不能跟他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
大诗人、大才子陈子昂，此刻庄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放不得！”陈子昂的说法是：“徐元庆蓄意谋杀，案情清楚，按照国法应该被判处死刑，国法不可不依。但是，念在这小子是为父报仇，情有可原，孝义感人，所以建议在杀了他之后再大张旗鼓地表彰他一番。”
陈子昂的这个建议乍一听好像满不着调，可仔细再一琢磨，却还真是个高招：这一来，“法”和“礼”的矛盾就被轻松化解了，两头都照顾到了，嗯，高，果然是高！
柳宗元说：我从文献上看到武则天在位的时候，发生过一起徐元庆谋杀案，当时的谏官陈子昂提议判处徐元庆死刑，然后再在徐的家乡给他搞什么表彰活动，陈子昂还建议把这个判例载入律令，永远成为国家法典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柳宗元该展开议论了，他和陈子昂一样，也是从礼和法的不同功用来入手的。
礼的意义在于防乱，禁止杀害无辜的人——看，柳宗元把问题的重点放在“无辜”与否之上——所以，如果父亲有罪该杀，那么儿子就不应该为父报仇；儿子如果杀了人、报了仇，也应该被判处死刑。法的意义也在于防乱，也禁止杀害无辜的人，所以，如果官员滥杀无辜，就应该被判处死刑决不宽恕。这样看来，礼和法虽然具体运用的对象不同、方法不同，但本质却是一般无二的，可既然如此，又怎么可能对同一件事情既依礼表彰又依法处罚呢？这么一来，大家还不都给搞糊涂了，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
礼和法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其核心价值观都是一样的，绝不是互不相关的两套系统，像你陈子昂这么一搞，等于把礼和法对立起来了，搞出两套核心价值观了，让大家伙儿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
4、春幸启发：
春秋大义是什么？儒家并不反对依法治国，但要以德治为主，以法制为辅，而“德”的内容千千万万，要从经义之中细心发掘，在现实之中灵活运用，这就是典籍的经世致用之功。
从历史上来看，许许多多的思想或者信仰，无论一开始的时候是以什么面目出现的——无神论的或有神论的，一神论的或多神论的，出世的或入世的，激进的或消极的——只要它最后流行开来，最后都会变成“和平主义的、入世的伦理，并且仅仅是畏惧鬼神而已”，并且，很少有人能清楚地知道他们所信奉的东西“真正”是什么意思。
调人的职责是调解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要使大家过上和谐的生活。凡有过失伤人者，调人要和乡亲们一同来评判是非，凡有过失伤害了别人家的牲口和家禽的，也要同样办理。调解仇怨的具体办法是这样的：调解杀父之仇，就要让凶手躲到海外去；调解杀兄弟之仇，就要让凶手逃到千里之外去；调解杀从兄弟之仇，就要让凶手躲到国外去；杀君之仇照杀父之仇办理，杀师长之仇照杀兄弟之仇办理，杀主人和朋友之仇照杀叔伯兄弟之仇办理。如果凶手不听劝，不肯逃走，那君王就授予调人瑞节去抓他治罪。
大家一定要牢记这几句话，尤其是“善则称君，过则称己”，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士大夫有多少人靠着这一经典思想进则升迁、退则保身，这实在是能让人受益终生的一句话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