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住在外婆家——一个并不繁华的小镇上。
在镇南面，有一个普普通通的邮筒。它镀着一层泯然于众的草绿色油漆，静默在熙来攘往的街头，既不张扬，也不刻意，只是在没有路灯的夜里，悄悄地把绸缎色的月光，无声地融化成淡淡的光芒。而这一抹不显眼的光芒，成为人们辨识它身份的唯一标志。
连接绿邮筒与外婆家的，是一条长长的大马路。这条大马路，我走过很多遍，这个绿邮筒，我触碰过很多次。带我接近它们的是我的外公。
他是一名军人，在部队里生活了许多年。但我认识的外公，是退役后的外公，也是一个端坐在窗前写大字，喝茶看书的和蔼老人。
外公的字写得极好，一横一竖，一撇一捺，都力透纸背。他的字让我觉得白纸与黑字竟是那么的和谐，就像黑夜与黎明交汇时迸发出来的那种和谐。或许正因如此，他对写信情有独钟，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往往一气呵成。所有信都寄往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人。外婆告诉我，那个人是外公同宿舍上铺的兄弟。
写信、寄信、收信、拆信、读信，外公都亲力亲为，从不让他人插手。这个他人，包括我和外婆。直到有一天，我央求他让我替他去大马路那头寄信，他犹豫了许久后，最终同意了我的请求。但他三番五次叮嘱我，绿邮筒在马路的左侧，走路的时候小心车，中途千万不能把信弄丢，还有信要扔进邮筒里面等等。
我捏着厚厚的信，兴奋地在马路上跑起来。不到十分钟，我就来到了邮筒前。眼前的绿邮筒，像一个英姿飒爽的铮铮战士，在充沛的日光下很耀眼。而我的个子，还不及它的三分之二。我把信朝空中晃了晃，信纸摩擦信封发出小小的窸窣声。逆着阳光，信封的颜色很好看，是透明的乳白色。我踮起脚尖，把信一寸一寸往里塞，随后，是信“啪嗒”落地的声音。我并不放心，用两只手扒拉着投递口，睁大眼睛拼命往内看，但里头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到。我只好作罢。
从寄完信的那天起，我不再是一个局外人。我跟外公一样，殷切地等待回信，甚至，我的等待比外公更为急迫。几天后的一个清早，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吹着口哨，穿梭在街口小巷，叮铃铃的清脆车铃唤醒了每个试图赖床的人。我拉着外公的衣襟，亲眼看着小伙子停下车，从横挎的包袱里掏出一封信，交到外公的手上。
一接到信，外公就用早已准备好的尺子裁开封口，拿出几页信纸，带上老花镜，仔仔细细地阅读。有时，他会一字一句念出来，像是自言自语，也像是专门念给我听似的。但是我一次也没有听懂。也许对于七八岁的我而言，那是成人的世界，我没有权利接近，更没有权利理解。
他所有的信都放在一个紫檀木匣子里，并用一把金色的小锁锁着。那把开锁的钥匙同别的钥匙一起，常年别在他的裤腰带上。在外公打开匣子放信的时候，我经常偷偷瞄上几眼，里面有一摞高高的信，堆叠地整整齐齐。但这个匣子被外公放在柜子顶端，我摸不着也拿不到。
后来，我一次次拿着外公交给我的信走在马路上，并把它恭恭敬敬地送进邮筒。我的身高已接近邮筒，再不需要踮起脚来投信。那些回信上的各色邮票，被外公小心地裁下，作为礼物送给了我。我把邮票一张不漏地贴在一本笔记本里，精心地保存着。
但不知什么时候起，信寄得少了，邮筒前停留的人也少了。那个鱼雁往返的时代，仿佛在光怪陆离的世界中不知不觉消隐了。
如今镇上的这个绿邮筒，依然坚强地杵在原处，于呼啸的冷风中略带苍凉。在日复一日的风沙雨雪中，它早已残败不堪，恍若一个风餐露宿的叫花子，披着一件过时的外套。它正在逐渐为人所淡忘，投递在内的信件，却一如既往地迎来送往，不曾有过片刻的延误。笔记本里的邮票，也开始泛黄、变旧，失去了往昔的风采，但每一张邮票的背后，都浓缩着我稚嫩懵懂的童年。
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行人觉得这个破旧的绿邮筒碍眼，把它从马路上彻底铲除，或是把它当做生活的出气筒，肆意捶打谩骂。但无论怎样，那个绿邮筒的时光，依然恒久地萦绕在我的记忆深处，不紧不慢，浅藏着淡淡的油墨气息，恬静而持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