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作三军设六卿起，六卿一直把握着晋国的军政大权。到晋平公时，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卿相互倾轧。公元前458年（晋出公十七年），智氏与赵、韩、魏灭范、中行氏而共分其地；公元前453年赵联合韩﹑魏灭掉了智氏；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晋烈公十七年），周王室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

司马光对此事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天子最重要的职责是维护礼，而周威烈王姬午的行为破坏了礼，这是亡国的开始。文中，司马光用晋文公“请隧于襄王”这件事来作对比，说明王室再弱，只要守住了礼，仍然可以“宗主天下”。

司马光认为，礼是一个王朝的纪纲，礼的核心就是利用名位与器物，让上下有序，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名位器物与礼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名位器特都没有意义了，礼也就消亡了。司马光以仲叔于奚“辞邑而请繁缨”这件事，来说明名与器的重要性，即“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

司马光轻视实力的作用，他认为，“鲁国的大夫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他们的势力都大得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到底不敢这样做，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是于心不忍吗？只不过是害怕奸夺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对王权统治的认知是片面的。

周王朝的统治应该是靠王室的势力及诸侯之间相互牵制来实现的，而礼只是这种统治模式法理形式，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好象皮与毛的关系。《左传》之《郑伯克段于鄢》中，武姜替公叔段求封邑的时候，大夫祭仲就对郑庄公说：“分封的都城如果城墙超过三百方丈长，那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规定，国内最大的城邑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得超过它的五分之一，小的不能超过它的九分之一。京邑的城墙不合法度，非法制所许，恐怕对您有所不利。”连邑的城墙规模都有明确的规定，由此可知，周王室分封诸侯的时候，也不会是随心所欲的，一切都是有制度规定的，这种制度也就是司马光所谓的“礼”。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周王室本身衰败了，没有了生杀予夺的实力，只能靠诸侯之间的相互牵制来保存自己“天下宗主”的身份，而此时的礼是“鸡毛”还是“令箭”，那就只能看运气了。

不过话说回来，当一个王朝统治力足够强大的时候，礼是实现王朝内部和协的有效工具；当王朝统治力不足的时候，礼就变成了某些集团为实现某种利益的工具了，也就是司马光所说的“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试问，周王是否要对此感激涕零？）。

当今社会，礼治的思想还是存在的，比如有些公司规定不能越级上报。当然这种制度也不是一无是处，只是如果没有配套的考核机制和升降机制，那这样的公司就有点恐怖了。

附原文白话

　　臣司马光认为：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礼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就是纪纲。什么是区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四海之广，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尽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更重要的了。

　　周文王演绎排列《易经》，以乾、坤为首位。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世界于是确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虐昏君，对手又遇上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节，矢死不渝。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来取代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的大节绝不可因此破坏。所以说，礼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

　　所谓礼，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繁缨”（诸侯才应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惟独名位和器物，绝不能假与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崐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是从。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也不能成功。《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所以说，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

　　呜呼！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礼纪朝纲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败；诸侯国君恣意征讨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预朝政；礼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尚能守定名位。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晋文公为周朝建立了大功，于是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享用王室的隧葬礼制，周襄王没有准许，说：“周王制度明显。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作为叔父辈的晋文公您所反对的。不然的话，叔父您有地，愿意隧葬，又何必请示我呢？”晋文公于是感到畏惧而没有敢违反礼制。因此，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滕国大，管辖的臣民也不比邾国、莒国多，然而经过几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不敢凌驾于其上，这是为什么呢？只是由于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再看看鲁国的大夫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他们的势力都大得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到底不敢这样做，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是于心不忍吗？只不过是害怕奸夺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他们加封赐爵，让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不能再守定而全部放弃了。周朝先王的礼到此丧失干净！

　　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而晋国三家力量强盛，就算周王不想承认他们，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晋国三家虽然强悍，但他们如果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而公然侵犯礼的话，就不会来请求周天子的批准，而是去自立为君了。不向天子请封而自立为国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一定会尊奉礼对他们进行征讨。现在晋国三家向天子请封，天子又批准了。他们就是奉天子命令而成为诸侯的，谁又能对他们加以讨伐呢！所以晋国三家大夫成为诸侯，并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礼，正是周天子自已破坏了周朝的礼啊！

　　呜呼！君臣之间的礼既然崩坏，于是天下便开始以智慧、武力互相争雄，使当年受周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后裔，江山相继沦亡，周朝先民的子孙灭亡殆尽，岂不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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