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燕国最辉煌的功业，是乐毅变法之后的破齐大战。
齐愍王(约公元前323年-公元前284年)时代的齐国很强大，南边在重丘战胜了楚国宰相唐眛，西边在观津打垮了魏国和赵国，又联合韩、赵、魏三国攻打秦国，还曾帮助赵国灭掉中山国，又击破了宋国，扩展了一千多里地的领土。他与秦昭王共同争取尊为帝号，虽然不久他便自行取消了东帝的称号，仍归称王，但各诸侯国都打算背离秦国而归服齐国。
齐国的强盛使得齐愍王自尊自大起来，对内对外都很是骄横，百姓不能忍受，大争之世的诸国也看到了机会。
燕昭王认为攻打齐国的机会来了，就向乐毅询问有关攻打齐国的事情。这里的乐毅生卒年不详，子姓，乐氏，名毅，字永霸。中山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魏将乐羊后裔，拜燕上将军，受封昌国君，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
乐毅回答说:"齐国，它原来就是霸国如今仍留着霸国的基业，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可不能轻易地单独攻打它。大王若一定要攻打它，不如联合赵国以及楚国、魏国一起攻击它。"于是燕昭王派乐毅去与赵惠文王结盟立约，另派别人去联合楚国、魏国，又让赵国以攻打齐国的好处去诱劝秦国。由于诸侯们认为齐愍王骄横暴虐对各国也是个祸害，都争着跟燕国联合共同讨伐齐国。
乐毅回来汇报了出使情况，燕昭王动员了全国的兵力，派乐毅担任上将军，赵惠文王把相国大印授给了乐毅。乐毅于是统一指挥着赵、楚、韩、魏、燕五国的军队去攻打齐国。激战于济西，大败齐军。乐毅率燕军乘胜攻克齐72城，直入都城临淄。并烧齐都宫庙宗室，掠珍宝巨财一空，尽归燕国。燕昭王封乐毅为昌国君。燕国至此达到鼎盛时期。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也报了强齐伐燕之仇。
当时齐国仅剩莒、即墨仍在坚守，乐毅围城，三年不下。昭王死后，刚刚即位的燕惠王中了齐将田单的反间计，撤掉乐毅，由骑劫掌军攻城。久攻不下，却中田单的火牛阵，身死军败。齐国趁势收复所有失地。乐毅伐齐之功尽失。
乐毅解职后，燕惠王企图将他召回都城，而乐毅担心被杀，遂投奔了赵国。
历史上真有一个谜团没解开，为什么乐毅率燕攻齐下70余城，只差最后两座城池竟然五年攻不下来，说不过去呀。
有人提出，乐毅认为单靠武力，破其城而不能服其心，民心不服，就是全部占领了齐国，也无法巩固。所以他对莒城、即墨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方针，对已攻占的地区实行减赋税，废苛政，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保护齐国的固有文化，优待地方名流等收服人心的政策，欲从根本上瓦解齐国。
这种打法真的很不像乐毅的风格，试想，一个带兵人眼看着最后的两座城池拿不下来，却搞一个所谓收心之举，干等着齐国自己寻找到机会喘过气来。
所以，燕国的故事，很有些黑色幽默。燕国历史逻辑的生发点，隐藏在特殊的政治传统之中。立国历史的独特性，决定了燕国后来的政治传统。
周武王灭商后陆续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在周初分封的姬姓王族中，有两个人受封的诸侯国最重要，也最特殊：一个是周公旦，一个是召公奭；周公受封鲁国，召公受封燕国。所谓最重要，是因为周公、召公都是姬姓王族子弟中的重量级人物。周公是周武王胞弟，乃姬氏嫡系，史有明载。召公为姬姓王族近支，本人比周公年长，为周公之族兄。所谓特殊，是这两位人物都是位居三公的辅政重臣：召公居太保，周公居太师。在灭商之后的周初时期，周公召公几乎是事实上代周武王推行政事的最重要的两位大臣。周武王死后，两人地位更显重要，几乎是共同摄政领国。
单说召公，此人极为长寿，近乎于神异。东汉王充的《论衡·气寿篇》记载了姬氏王族一组惊人的长寿数字：召公一百八九十岁死。召公寿数，几乎赶上了传说中的两百岁的老子。史料也显示，召公历经文、武、成、康四世，是周初最长寿的绝无仅有的权臣。
立国君主的精神风貌，往往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政治传统。
历史逻辑在这里的结论是：燕国的政治传统，被异常长寿的召公凝滞了。
燕国的政治传统，就是王道礼治的治国精神以及与其相配套的行为法则。
王道，是与霸道相对的一种治国理念。古人相信，王道是黄帝开始倡导的圣王治国之道。王道的基本精神是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亦称为德政。
一是治民奉行德治仁政，原则上反对强迫性实施压服的国家行为。二是邦交之道奉行宾服礼让，原则上反对相互用兵征伐。三是国君传承上，既实行世袭制，又推崇禅让制。
上述基本特征，都是相对而言，不可绝对化。在人类活动节奏极为缓慢的时代，牧歌式的城邑田园社会是一种大背景，任何人都不可能逾越这个社会条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依附关系，因为空间距离的稀疏而变得松弛；社会阶层剧烈的利害争夺，因人口的稀少与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厚而变得缓和；太多太多的人欲，都因为山高水远而变得淡漠；太多太多的矛盾冲突，都因为鞭长莫及而只能寄希望于德政感召。
可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昔日潮流已经成为过去。
战国之世，兴亡选择骤然尖锐化，燕国面对古老的政治传统与不变则亡的尖锐现实的夹击，表现出一种极其独特的国家秉性。
其总体状态是摇摆不定的：一方面，在政治权力的矛盾冲突与邦交之道的国家较量中，依然奉行着古老的王道传统，企图以王道大德来平息激烈的利害冲突，处置重大的社会矛盾时暴露出明显的迂腐，形成一种浓烈的迂政之风；另一方面，在变革内部体制与增强国家实力的现实需求面前，则迫不得已地实行有限变法，稍见功效便浅尝辄止。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造成了极为混乱的自相摧残。王道迂政带来严重的兵变内乱，变法所积累的国家实力轻而易举地被冲击得荡然无存；变法势力因不能与迂政传统融合，随即纷纷离开燕国，短暂的变法迅速地消于无形，一切又都回到了老路上去。于是，国家屡屡陷入震颤瘫痪，国家灾难接踵而来。
唯其如此，乐毅破齐初期并没有推行不切实际的王道德政，而是毫不留情地大破齐军数十万、攻下齐国全部城池、抢掠了齐国全部府库的全部物资财富。应该说，这是强力战争所遵循的必然规律，无可厚非。可是，在战争顺利进展的情势下，燕国的对齐方略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以即墨莒城两座城池的死命抵抗为契机，燕国忽然在齐国采取了与开始大相径庭的王道德政。这种王道德政，能在齐国推行五年之久而没有变化，与其说是乐毅的自觉主张，毋宁说是燕国王族的王道理念旧病复发，燕昭王又有了要做天下圣王的大梦所致。
强国之路是相似的，那些最终走向没落的国家则是各有各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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