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周恩来在少年时说过的话，壮志凌云、振奋人心。那，我们为什么而写作呢？
1906年，年轻的鲁迅正在日本学医，一次学校组织观看影片，大致内容是一个中国人给俄军做侦探被日军捕获，正被砍头，一群虽强壮但麻木不仁的中国人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围观。看到这里，一起观看的日本学生兴奋不已、拍手称快，深深刺痛了鲁迅，他于是愤然离开。
在鲁迅的作品《呐喊・自序》里，他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鲁迅写作，是为了医治国人麻木的心灵。
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鲁迅，都可算是时代的伟人。老话说——时势造英雄。在动荡的年代，人民读书、写作的目的都是现代人不可企及的高远伟大。而生长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又是为了什么而写作呢？
之前与几个同样在写东西的朋友讨论过，有的是生活所迫，为了生存而写作；有的是兴趣所致，想要在这一行成为佼佼者；而我，则是随性使然。
我喜欢“摆弄文字”，用不同的手法或平淡或轻快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写好了，分享给朋友。每每得到共鸣，都快乐不已。有时觉得好比一只扇贝，惯用坚硬的外壳保护自己，但放松之时，又会张开贝壳，享受这海水、亮出自己柔软的内心。
或许是生活的压力有些大，作为“两面国”（出自晚清小说《镜花缘》）的一员，人前人后难免要做出违背自己本意的表情，只有在文字的世界里才能通过字里行间的措辞、一个个经过雕琢的句子，来袒露自己的内心。
我若是扇贝，那文字便是我可信任的海洋吧！
朋友说每个人的作品都有他职业的影子，我表示赞同。不仅仅是职业，性格、生活、家庭、圈子，你的一切都会体现在自己的文字里。
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而在我看来，也许美瞳们遮挡了这本就混沌不清的窗口；在我的世界里，文字才是心灵的大门。
小学的时候，老师会要求我们每人每天写日记。上课的日子还好，可每每到了寒暑假，年幼的我们总是贪玩儿，偏偏要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一口气编撰出一个月的日记。于是就有了千奇百怪的作品——牵牛花的生长啊、每日的天气啊，有创造力的孩子就开始编撰初级的小说了。这时我们总是戏称这语文作业叫“月季”——一月一记。
上了初中，日记变成了周记。也许是课业重了，亦或是老师懒了，一周一记变成了周一早上大家奋笔疾书的功课。大多数，是描写周末生活的；也有部分开始展露才华的学生，开始了文学创作。所以收上来的作业便有了诗歌、散文，当然最多还是记叙文。作品多是不成体统，但总能找到可圈可点之处。
高中之后，学生的心思变得多了起来——既要面对日益繁重的课业、高考的压力；又要面对青春的懵懂、初开的情窦。自然而然的，即便没有老师的要求，写上几笔日记也蔚然成风。
老师要求的作文仍然是每周一交，而高中的文笔水平，也是高下立判。学霸们的作品往往可被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诵分享、受老师的圈点赞赏、同窗的学习模仿；而学渣们的文字，偶尔也会被罚读，供学生们消遣娱乐。
慢慢地，写作的娱乐越来越少，练习越来越多。从排比、对仗，到诗词歌赋，都要练习。命题越来越多，内容把控越来越严格。也许就是从高三起，学生们开始学会了集体熬鸡汤。
无论是看图作文、读段落作文、命题作文还是开放式的大作文，无不能扯上点儿主旋律。大约就是那时起，我们每人都能做到——看到花草想到可持续发展、所有的故事全表达和谐社会，但凡跟经济搭边儿的都能套上民生政治，感觉每个人出来都能分分钟进新华社，成为传播正能量的中流砥柱。
自此，写作从一种乐趣变成了一种有目的的事儿——得高分。当然，我有幸在一所好学校，老师们对新概念作文的接受度亦是很高。所以当全班三四十篇皆是主旋律时，偶尔蹦出来一片抒情的、讲故事的，也会触动人心，得个羡煞旁人的分数。
高考过去，大学里已鲜有作文的作业。于是我们几个爱写字的朋友就凑起来做杂志、做电子刊、写人人、写博客。学生们似乎总有用不完的时间、想不完的事情，互相鉴赏、借此了解彼此的内心——写作从应试又回归到了抒情。
走上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进入了读图时代。一切阅读变得碎片化、效率化。读纸质书的人被贴上鲜明的“文青”标签，大多数人的阅读变成了获取新闻和娱乐资讯。压力变大、生活变快，我们越来越少的关注身边人的内心，更多的关注经济、热点、八卦和致富经。
所以在这个时代，写作又开始逐渐偏离本心。有能力的人开始用自己的兴趣和长处赚钱，写起了连载小说；有梦想的人找到了编辑工作，每天却写着公式化的作文；有钱的人给自己出了诗集或文集，最终还是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别的地方。
越来越少的人，纯粹地为了写字而写字。
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而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