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关键，首先来让我们看看 2017 年北京市高考文科状元的案例。他在成绩揭榜时提到，自己的家庭氛围对自己的学习习惯，性格上的培养都是潜移默化的。因此每一步的基础都打得比较牢靠，所以最后自然就水到渠成。

很少有媒体或者大众会去思考这些出自好的家庭的孩子们屡屡在教育上取得成功背后的根本的社会结构性原因。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 Pierre Felix Bourdieu 给出了什么样的社会学解读。如果说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雄心勃勃的科学家们比如爱因斯坦试图寻找一种万有理论（the theory of everything) 来阐述自然界的本质，布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可以说是对人文科学版万有理论的一种尝试。

在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中，场域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教育与社会再生产的分析中。

在本文中，我将应用简化通俗版的场域理论来分析这一社会现象。

布迪厄简介：

皮埃尔·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思想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法兰西学院唯一的社会学教授，和英国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德国的哈贝马斯（Jurgen Harbermas）被认为是当代欧洲社会学界的三杰。

PS： 布迪厄生前是我导师 Thompson 的好友，也是我最爱的学者之一。

什么是场域理论？

场域理论主要由三个核心概念构成，场域
（field），资本 （capital），惯习（habitus）。

什么是场域？

布迪厄认为，人类社会是由无数个场域构成。为方便理解，可以把一个场域想象成一个篮球场。每个场域有它特定的游戏规则和玩家们。

与篮球场不同的是，在社会的场域中，规则并不是那么明确。玩家们需要自己摸索和感觉那些场域中的潜规则来进行游戏。比如在教育所属的场域中，主要玩家们由来自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者，学生，教师，家长等等相关人士组成。他们相互竞争来求得最大化地取得场域中有限的资源，比如名校资源。

场域的规则是相对固定的，但是也可能由于外来冲击而改变。例如，政治因素，由于改革开放后显著的政策改变， 1978 年前中国的教育场域规则和 1978 后的很不相同。再比如科技因素，互联网的冲击也在改变教育场域的规则。

什么是资本？

布迪厄对资本的定义不局限于传统上经济意义的资本，比如金钱，不动产等等。对他来说，资本是广义的和多元化的，可以是文化性的，社会性的，象征性的等等。比如一个人会弹钢琴和读莎士比亚，他就比不会的人多了一些文化资本。再比如，一个人，他拥有强大的社会关系和政治资本，他就比那些小老百姓多了社会资本和象征性资本。除了经济资本，其他属性资本的传递与获取也需要长时间的培养。

不同属性的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但这种转化往往不是瞬间的，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比如，拥有更多经济资本的人可能供孩子去国外名校留学，从小学习艺术来让下一代获得更多文化资本。

每个场域中的玩家们都拥有着不同量和质的资本，而这决定了他们在这个游戏中的地位和玩法。

什么是惯习？

就如之前所说，每个场域中都有一定的潜规则。惯习是那些潜规则的内在化。

谁拥有最多符合这个场域的惯习谁就玩得最好。惯习与习惯的区别是习惯是个体性德，而惯习是社会性的。惯习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就像我们所说的打游戏的手感，你只知道感觉告诉该这么做能胜利，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往往把那些惯习当成是天赋而忘记了他们其实是我们后天通过在场域的游戏中不断摸索培养出来的。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博大精深，上述只是一个非常粗糙的简介，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好好拿起他的书读一读。

应用场域理论： 教育与社会阶级的自我再生产

就如上述所提，教育是一个很宏大的社会场域，有无数的玩家。

它的规则也在不断地改变。在这个场域中，毫无疑问，父母是一个很重要的玩家群体。他们连接着其他的玩家们（学生，教师等等）。在这个场域中，文化资本相比于其他资本来说更为重要，因为其本身是文化资本与其他资本相互转换的重要渠道。

在家庭教育潜移默化的过程中，父母们的文化资本不断地通过培养孩子惯习的形式来传递给下一代，如说话方式如口音，思考方式，特定的行为方式等等。我们常说的教养也是惯习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他们其他形式的资本让他们能够通过社会渠道增加孩子的文化资本，比如上培训班，出国游学，动手科学实践等等。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土豪家长们可以通过这一渠道来弥补其本身文化资本的不足。

当然，除了家庭教育，学校也是孩子们获取文化资本的重要场所。然而，父母的资本拥有量往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孩子所去的学校。

父母的资本量越多越丰富，孩子能获取的文化资本就越多越丰富。而孩子们的文化资本越多越丰富，就越能适应教育这个场域的规则，去越好的学校，特别是国外那些注重学生全方面素质的名校。现在随着素质化教育的发展，这一趋势在国内也更加明显。

不同形式的资本通过教育一代代中不断地继承与循环。往往那些录取世界名校的孩子们本身也来自社会的精英阶级，其父母相比于普通家长拥有更多的文化，经济，社会及象征资本。由于教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孩子将来所处的社会阶级，这种现象造成了社会阶级的固化与自我再生产。社会的阶级越发展越稳定，这一趋势越明显。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比 1978 年的中国要明显，现在的美国要比现在的中国明显。据哈佛大学招生办统计，2014 年其 60%录取的美国学生是来自全国收入前 10%的精英家庭。在中国，尽管农村学生所占的在校大学生总人数逐年提高，到 2012 年达到了 59.1%， 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人数在逐渐降低，到 2012 年降到了不到 20%。当然这里说的是大的趋势，也有小部分学生凭借天赋和自身努力，突破本身资源的限制，进入精英教育。

那些“别人家的孩子们”绝大多数来说并不比普通人聪明多少，他们的成功离不开父母各种资本的支持。他们只是拥有更多适合教育这一场域的资本和惯习， 而这让他们在这场游戏中很会“玩”，玩得如鱼得水。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发展新常态，迈入稳定“慢发展”，家庭的因素对精英的诞生将越来越重要。

参考书目：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 of capital’ in Richardson, J (Ed.)

(1986)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p.241-258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Press: Cambri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