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晴天，我来到柏林法森斯特拉斯（Fasenstrasse）大街24号，这里是二十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博物馆的所在地。一座十九世纪的豪宅，街道两旁连着一片精心美化的公寓楼，包括咖啡馆以及路边三三两两坐着聊天的人，午后的漫不经心让一切看起来温暖而抒情。但现在眼前的一切与珂勒惠支的整个人生，与她的艺术世界却相去甚远。于是有人曾经告诫我们，那些在雨天需要振作起来的人，请不要来参观这间博物馆。
可能连德国人自己都很难想象，无数老一辈中国艺术家对珂勒惠支有着某种情结，熟悉又亲切。说近一点，与我同行的母亲就显得很激动，珂勒惠支之于他们，像是教科书一般的存在。我用“亲切”，固然与她的艺术风格并不协调，可在童年时期，她呈现给我的黑白世界，如同把她带到中国的鲁迅先生的文章一般深刻而难忘。我竟然是带着一种奇异的“亲切感”，由着博物馆收藏打开珂勒惠支苦难、坚强的一生的。
像伦勃朗那样，珂勒惠支也通过自画像记录自我，她一生创作了一百多幅自画像，令我印象深刻的一直是那双透着质疑的眼睛。出人意料，在这间博物馆竟然看到了一张面带笑容的脸，是她在慕尼黑学习时的自画像，妹妹说，彼时姐姐喜爱开怀大笑，是聚会上的快乐源泉。这是我见过珂勒惠支作品中唯一的笑容，无论这张笑脸多么善意真诚，我都无法在它面前展现喜悦。因为我熟悉她作品的面貌，只要接着看博物馆展出的其他自画像，就能够感受痛苦在她身体内化的模样。
珂勒惠支1867年出生于一个东普鲁士中产阶级家庭，这个神经质又敏感的孩子，脾气暴躁还会时常做噩梦。也许是父亲敏锐的捕捉到了她艺术才华的萌芽，珂勒惠支十四岁时开始绘画，又先后前往柏林、慕尼黑学习。她于1891年嫁给了卡尔·珂勒惠支医生，并与他一起定居在当时柏林最贫穷的一个地区，免费为许多穷人提供治疗。她开始接触到底层人民的生活，感受他们的不幸，并创作了一系列作品描绘劳动者的生活境况。去柏林之前，我读了罗里·麦克林的《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作者想象28岁的画家站在自家阳台上凝视柏林，问自己：我能做什么？
命运似乎容不得珂勒惠支多想想自己能做什么了。1914年，改变画家一生的事件发生了。在博物馆内有几个小小的展台，展示着珂勒惠支写给儿子们的信。一战开始之时，还未成年的小儿子彼得央求父母同意他去前线。我先读到写给彼得的信，尽管儿子义无反顾奔赴战场，母亲的牵挂却一刻不停。我想他们全家开始谁也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的残酷，三周之后，彼得的死讯传来。珂勒惠支十八岁的小儿子，就这么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我读着她后来写给大儿子汉斯的信，所有怨恨自己没有阻止彼得参战的字字句句，甚至有些语无伦次，都那么让人心碎。
彼得的死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这场悲剧在以后的生活中影响着珂勒惠支的大部分艺术创作：探索个人创伤的艺术，以及成为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
母与子，苦难中的女性题材，成为了珂勒惠支标志性的作品类型。展现在我眼前的素描、版画又或是雕塑，可以感受到力量，女性的力量。女性尽管遭受了苦难，面对疾病死亡，即使独自一人，珂勒惠支作品中的她们依然是强壮的，没有骨瘦嶙峋，可那是令人落泪的结实的身躯。
有一幅在全世界被广泛传播的反战海报叫《永不再战》（Nie wieder Krieg！），我在德国游览时，也时常在博物馆中见到。二战中依旧坚持反战立场的珂勒惠支，创作了非常著名的雕塑作品。很不幸，她的孙子在二战中丧生。距离勃兰登堡门不远的“新岗哨”（Neue Wache）里展示着雕塑《母亲与死去的儿子》，为纪念战争的受害者。我去参观的时候碰巧一个人都没有，空旷的纪念堂，突然隔绝了菩提树下大街的车水马龙，安静的令人窒息。战后，珂勒惠支的作品被看作是可怕战争中所有德国人苦难的象征。
被迫从柏林撤到德累斯顿后，她于1945年4月22日在停战协定签署前不久去世。
我很难描述自己看完这间博物馆之后的心情，久未从残酷的作品中回神。这些作品，既不美丽动人也不能给予人慰藉。我甚至觉得她有些可怕，因为珂勒惠支从未想过逃避，她一直用艺术作品赤裸裸展现战争的恐怖，这些作品中蕴含着她深切的情感和坚定的政治信仰。
珂勒惠支说“我有责任表达人类的苦难，永无止境的苦难堆积如山。” 但她也说“总有一天新的理想会出现，所有的战争都会结束。”
如果你也到柏林，希望你来看看珂勒惠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