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的一些问题
自古希腊时代开始，西方思想界即开始了对语言问题的复杂讨论，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西方知识界对语言问题的密切关注也从未间断过；而在20世纪中，语言哲学更是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成为知识界的一个关注重心， 讨论语言问题的著作、论文等也已汗牛充栋，语言哲学也成为了现代哲学的主流之一。显然，语言问题是一个十分广阔的问题，在本文中，我们只是想从几个特定的方面对它做一些探讨。
（一）语言与实际生活的关系。一个较为显然的事实是，语言并不是与人类生活无关的抽象符号，相反，它反映了复杂、广阔的实际生活；或者说，它是广阔的实际生活的自然产物[1] 。由于我们的实际经验的范围是很广阔的，如人际关系、动手操作、旅行休闲、工作技能等很多方面都非常得复杂、精细，因而，需要大量的词汇才能比较完善地分析、处理这些对象，我们所经常使用的很多词汇，如“评估”、“汇报”、“挤”、“塞”、“鼓出来”、“切”、“开车”、“公交车”等即是直接的产物，自然地，每个人类社会中也都产生了一套复杂、灵活的语言体系。对此，奎因曾写道：“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人们相互沟通、交流中，通过可见的谈话动作从他人那里学会自己的语言的。从语言学上，因而也是从概念上来看，只有那些可公共谈论、可经常谈论并可用名字标志和学习的事物才是处于最中心的事物。”[2]
同时，奎因也讨论了一类人，他们希望能创造出一种高于日常语言的更精确的语言：“他也许因此会设想一种理想的‘记录语言’（protocal language），这种语言不论事实上是不是从日常对物理对象的谈论中吸取来的，它都显然比日常语言更占有优先地位：它是对原本未加粉饰的信息的一种幻想出来却无任何幻想力的媒介。在他看来，对日常物理事物的谈论基本上是将对转瞬即逝的现象的杂乱无章的记述简化的一种手段。”[3] 显然，这种更加“严谨”、“精确”的语言是难以产生的，因为我们的实际生活恐怕并不需要那么精确、科学性，如果强行使用那样一套“科学”、“精确”的语言，我们的日常生活可能会变得繁冗不堪；譬如，如果我们在做饭、开车等情况下过多地使用一些书面语，我们进行这些操作时可能会变得效率低下、呆板机械，简言之，这套“科学”性的语言不仅不会改善目前的状况，反而会使情况变得更为糟糕一些。
另一方面，语言所反映的自然也并不止是实际生活，它也描述了人文社科方面的大量信息以及科学技术方面的大量事实。以人文社科方面来说，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也都非常得复杂、广阔，因而，需要大量的词汇来刻画它们，如“资本”、“历史人物”、“优美”、“风俗”、“董事会”、“博物馆”等很多的日常词汇都来源于人文社科方面，而且在繁忙的实际生活里，我们每天也都在大量地使用着这些词汇。以科学技术方面来说，医学、化学、物理、计算机等领域也包含了大量的信息，如“塑料瓶”、“编程”、“机器人”、“照相机”、“3D打印”等词汇都来源于科学技术领域，我们每天也都在自然地使用着这些熟悉的词语。大体而言，语言至少包涵了实际经验、人文社科和科学技术等三个主要方面的大量信息、事实，而且，很显然的，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又都非常得广阔、复杂和细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们也往往混合、交错地使用着这三个领域里的很多词汇。
（二）口语的广泛性与灵活性。如上节所述，我们的语言中的很多词汇、句子等都来源于广泛的实际生活，因而，这也导致我们的很多口语都有很大的灵活性。容易理解，我们并不只是从书本等正式渠道中吸收了大量的语言信息，在口头上和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学到很多有用的词汇，如很多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大学教育的人即是通过口头和日常交流等方式学到了很多词语、句子等；同时，对于很多我们通过口语获得的词汇，有时我们并不知道它们的书面形式，但我们仍能灵活自如地运用它们，而且这些口语词汇对于我们的实际生活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些都表明我们对语言的形式的认识不应过于狭窄僵化。口语的范围是很广大的，通过口头、日常实践等方式，我们往往都学到了大量的口语，如“坐下”(sit down)、“过来”(come here)、“跟我说”(tell me)、“楼上”（upstairs）、“吃药”、“晴天”(sunny)等；同时，这些口语又大多很灵活，不像书面语那么刻板、严格；显然，这些数量众多、灵活有效的口语也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三）语言与社会状况间的相互关系。如上所述，在个体层面，语言与实际生活之间存在着广泛、密切的相互关系，同样地，在社会层面，语言与社会状况之间也存在着广泛、富于活力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实际的语言自然地反映了社会总体中的很多情况，如英语里的“millionaire”、“go to college”、“social networking”等词汇即反映了相关的社会状况；另一方面，社会中的很多流行词汇、流行观念也会对社会的运转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反作用力，如一些广为使用的积极词汇（英语中的fantastic、marvellous、fascinating、energy等）即会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对此，索绪尔曾写道：“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4] 总之，语言与社会状况之间也存在着广泛、密切的相互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生存其中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包含了大量不同的子领域，如政界、商界、娱乐界、医学、学术界、工人阶层、科技领域等，在其中的每个领域里，都会产生大量的词汇、句子、语法形式等，而这些众多的领域之间也在进行着复杂、活跃的相互作用，因而，这也导致我们的语言常常是社会中各个子领域的综合产物。在社会的每一个子领域里，人们都在用大量的语言进行着交流、合作、创造等；一方面，人们在使用着大量的已存在的词汇、语法、句式等，另一方面，人们也在创造性地运用着各种语言要素，同时也在创造一些新的语言形式；这些都体现了语言与各个社会子领域的广泛、活跃的互动。总而言之，语言与社会状况间的相互作用大概可以区分为社会总体和社会中的各个子领域这两个不同的层次。
（四）语言的广阔性。作为前面的三节所描述的现象的直接产物，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的内容是非常广阔的。首先，各种语言里的词汇量都非常得广阔，动词、名词、形容词、连词等都非常得多；其次，各种语言里的语法、语句等也非常得复杂、多样，在每门语言中都有大量不同的语法、句式等；第三，一些特定的语言的具体内容也非常得广泛（如很多的流行词汇、流行语句等）；由于这几个方面的叠加、交织，自然导致几乎每门语言都有着广阔的内容。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我们的口语的范围很广，同时我们的书面语也很广，二者虽然在大部分区域是重叠的，但毕竟也有些单独据有的地方，这也部分导致了语言的广阔性。从深层次上来讲，语言所以非常广阔的原因在于我们生存其中的世界是非常复杂的；单以文学这个领域而言，其内容已经非常复杂，需要大量不同的词汇、句子、句式、语法等才能刻画它，而我们的世界是由几十个不同的领域交织而成的，这直接导致语言大多包含了十分广阔的内容，即语言的广阔性本质源于世界的广阔性和复杂性。
（五）语言的沿袭与进化。容易发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自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不断扩展、变化；和200年以前的语言相比，今天的语言虽然有许多沿袭的地方，但肯定也有了大量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广度、词汇和语法等两个方面（像20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这样由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当然会更为剧烈一些）。
以英语为例，如果我们比较19世纪的John Mill、20世纪上半叶的John Dewey等人所使用的英语与今天的人们所使用的英语，我们不难看出的是，其中的语法形式是大体相似的，而且很多词汇也是类似的，如“enter”、“particular”、“enjoy”、“try”、“impression”、“solution”、 “physical”等今天人们常用的词汇在当时的时代也都经常使用，这也证明了语言在语法和词汇方面的沿袭性。
但是，另一方面，今天的时代与19世纪相比自然也发生了大量的变化，如“同性恋”、“计算机芯片”、“GDP”、“联合国”、“飞机”等事物在当时的社会即是不存在的，而且，不同时代的很多流行的观念等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语言的不断变化性，如奎因所说：“他们在抬高日常语言的时候，甚至否认日常语言本身的一个特点，即它是不断演进的。科学上新词新义的创造和使用本身就正是自觉进行的语言进化，正如科学是自觉的常识一样。”[5] 如果对上文所指出的语法和词汇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更详细的探究，我们大概可以认为，一门较为成熟的语言的语法体系在几个世纪的变迁中是较为固定的（虽然也会有不少的变化），而语言所发生的主要变化则体现在语言的内容、词汇、句子等方面。
如果从社会环境来看，我们能意识到各门语言所发生的多方面变化的本质原因；由于社会中一些新的事物在不断涌现，因而，一些新的词汇会相应地出现并且变得较为流行，而一些陈旧的词汇的影响会逐渐减弱；如在通讯、信息技术方面，随着计算机、智能手机的出现和普及，“无线网络信号”、“苹果”、“三星”、“内存”等词汇迅速出现并且变得日益流行；而伴随着交通工具的改进，“马车”、“木船”等词汇在逐渐消逝；在衣饰方面，亦是类似的，“T恤”、“牛仔裤”等词汇变得很流行，而一些旧有的词汇随着旧式衣服的消失在逐渐被人们遗忘。总之，语言的变化与社会环境的多方面变迁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总结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各门语言的沿袭与变化是它们自身所具备的两个重大特征。
（六）一些具体的语言的发展历史。下面，我们将简要地考察几种语言的发展变迁过程，从中，我们即能强烈地感受到上节所说的语言的变化性这一基本事实。
（十一）语言在表达经验时的内在限制。上节我们讨论了语言与世界的无限性之间的关系，即语言有时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世界的无限性；但是，语言也同时存在着另一问题，即语言有时无法完全表达我们的特定经验，或者说，语言在表达很多相关经验时会有自身的限制。对此，哈耶克曾写道：“同样，由于一套特定的词汇本身的局限性及它所具有的含义，要拿它来解释与它历来习惯于解释的东西有所不同的事物，也是很困难的。不仅用原有词汇解释甚至描述新事物是困难的，而且要想把语言以某种特定方式做过分类的东西再进行分类也不那么容易——特别当这种方式是建立在感官的内在特性之上时。”“然而，对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以及人类在其中相互作用仍然有着深刻影响的传统词汇，还有那些根植于这套词汇中的理论和解释，在许多方面一直是非常原始的。其中有许多是遥远的年代形成的，那时我们的头脑对我们感官所传达的东西，有着十分不同的解释。所以，当我们学会了许多我们通过语言而知道的事情时，每个词的含义会使我们误入迷途：当我们尽力要表达我们对某一现象的新的和更好的理解时，我们继续使用着含有过时含义的词汇。”[8] 哈耶克在这里所表达的看法是很清楚的，即我们的语言中的很多传统词汇无法有效、恰如其分地表达很多新事物，而且语言有时也无法尽善尽美地描述我们实际生活、社会状况中的许多复杂事实，即语言在表达很多复杂、微妙的经验时会有自身的限制，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会有“词不达意”的内在感受。这一事实有时会导致一些社会层面的问题，如哈耶克所说道的“社会”层面的词汇过多，而“个人”层面的词汇较少所带来的对个人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压抑以及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等社会问题。简言之，哈耶克在此处所分析的语言的这一重要特征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十二）语言和外语的作用。
作为一些具体的语言，外语的作用也值得我们的深入分析。在现代社会里，学习外语是较为普遍的一种现象，而人们所以热衷于学习外语，自然是因为外语有比较大的价值，如我们所熟知，外语有如下的两个基本作用：交流、工作、学习的工具和融入当地的社会。作为外语的工具性价值，我们可以容易地发现，很多不同的领域的从业者都需要外语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工具，譬如，对于医生来说，他们需要阅读很多专业文献，这些专业文献很多是外语性的；人文社科工作者也需要阅读大量的外语性的专业文献，而外语掌握得比较好的话有助于他们扩大思想视野；很多的理工科从业者也需要阅读外语性的论文、书籍等，良好的语言基础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吸收其中的知识精华；对于很多商人来说，他们在与国外的商人进行商业往来时，也需要以外语作为基本条件，如果外语掌握得很好，那么对于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带来很多的便利。总之，作为一门有用的工具，外语对各个领域的从业者来说都很有价值。
（十三）语言和意识的起源。（十三）语言和意识的起源。语言与意识的起源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基本问题，它自然也是一个很富趣味的重大问题，在本文的这一部分我们准备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在这里，《人类起源提纲》这篇论文和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的第二篇这两项研究将成为我们主要的分析依据。
李的《人类起源提纲》是一篇富于创见的论文，它对语言的起源和意识的形成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首先，李先生强调了手的产生在原始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写道：“许多古人类学家强调直立行走是人类行程中的关键性环节。我觉得似乎更应该注意的是，猿类前肢从原来的攀援、爬行的器官，逐渐演化为使用工具的专职器官。即由于专门从事于把握天然工具去挖掘、切割、获取食物和防卫自己等活动以维持生存，从而引起的形态学上的一系列变化，其中重要的是前肢逐渐形成拇指与四指的相互对立和辅助的人手。双手的逐渐形成，标志着多种多样使用工具活动的历史成果。这种大量的、广泛地继而成为普遍必然地使用天然工具（树枝、石块等等）以维持生存的活动，应是人类开始区别于猿类的原始劳动。”即由于手的产生，原始人类即能使用很多的工具来解决实践里的大量问题，而动物则不能制造大量的工具，“动物在实验室或自然条件下也使用甚或‘制造’工具，但它们只是偶发性的（不是大量的，不可缺少的）或单一性的（一种工具或一种使用方式），在维系其族类生存中不占主要地位。在从猿到人的进化史中，使用工具的活动却有‘量变成质’的巨大含义。所以它才产生了猿类所没有的人的双手。”制造和使用工具为原始人类的思维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根本性的影响，“工具的出现突破了上述生物种族的局限，各种自然物日益成为原生物既定肢体的‘延长’。这‘延长’主要不是肢体由于使用工具而变得更有能耐而已；这里出现的是质的变化，即使用工具的活动的多样性的特点（天然工具如各种不同形状、不同性能的木棒、骨器、石器的多样，把持式样、操作姿态、动作的多样），从根本上打破了任何生物种族的既定肢体、器官、能力的特殊性、固定性、狭窄性，开始对现实世界造成极为多样而广泛的客观因果联系，这是任何本能动作（击、跑、跳、攀……）所完全不能比拟的。”即伴随着大量的使用工具，原始人类的动作种类在迅速扩大，因果思维等思维方式也在日趋复杂；同时，随着不断地使用工具，原始人类的主体思维意识也逐渐产生：“如前所述，动物的生活活动与对象是受同一个自然律所支配，主客体之分毫无意义；楔入工具之后，情况便大不相同：产生了主体利用自然本身规律并具有无限扩展可能的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它面对自然和区别于自然（客体）而构成主体。”自然地，使用和制造工具首先是由单个个体所发现和采用的，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在群体中这些行为也开始被逐渐效仿，“使用天然工具和制造工具总先是由看个体所不断发现和实践的，由于其他个体模仿而在群体中传达交流开来。这种原始劳动活动由于获得成功并由个体传达到群体，便得到不断强化和巩固。日积月累，它们日益摆脱个体活动的环境和条件的各种偶然性、独特性以及动作中的尝试性，而趋向定型化和简化，并逐渐成为解决一系列某个方面任务的概括手段——技能。对这种定型化和简化了的动作技能不断进行模仿、操练和使用，以便在群体之中保存、熟习、巩固和传给下代，这种动作形式实质上乃是客观世界的因果联系（规律）的最初主观反映样式（即在技能中保存了客观因果规律和形式），只不过这一反映样式是用动作，而不是用言语表现出来罢了。”即随着大量的使用和制造工具，一些广泛的以动作为形式体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在大量出现；这种广泛的动作思维产生之后，又会逐渐演变成手势语等符号思维：“它（动作思维）最后可以发展简化为一套象征性的符号结构，并成为用以传递经验的交际手段，如手势语。”最终，由于使用上的便利，经过大量的试验和长期实践，动作思维逐渐演进成为言语思维：“随着这种动作与语音的条件联系的发展，语音具有了语义，成为动作的相应符号，便逐渐代替动作。动作思维的形式逐渐让位于言语思维的形式。言语将行为收拢起来，变成真正思想上的行动。由于它以一种极轻便的物质外壳（声音）取代笨重的物质外壳（动作姿态），这就极大地便于交往传达和进行概括。这就是人类真正的语言。” [11] 即在这个阶段，人类的原始语言便逐渐产生了。
通过李先生的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意识到，在人类语言和意识的产生过程中，手的作用特别重要；同时，人类语言的起源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大体路径是：首先，广泛的使用和制造工具导致大量的动作思维；其次，大量的动作思维催生了很多的手势语；第三，手势语随后进步成为言语思维式的原始语言；同时，也是在使用和制造工具的漫长过程中，原始人类的精神世界也由与自然世界混合不分的总体状态逐渐进化成为具有主体思维的思维结构（当然，整个过程要比这里的简略阐述更加复杂一些）。容易看出，原始人类的语言和意识的整个演进过程还是比较清楚的；其中，利用双手广泛地使用和制造工具起到了决定性的良好影响（如我们所熟知，人手可以做出几百种不同的动作），它带来了多方面的本质性变化，对此，怀特海曾写道：“究竟是人手创造了大脑还是大脑创造了手，这是一个争议未决的问题。但手和大脑之间的联系肯定是密切的、交互作用的。” [12]总之，通过上文的系统探讨，我们可以大体看到，语言的起源并不是一个过于复杂、难以分析的基本问题。
（十四）洛克的语言研究。很多人认为西方学术界对语言问题的广泛关注主要始于20世纪，以维特根斯坦等学者为代表，20世纪哲学界发生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在这里，我们认为这一总体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的确，语言哲学的研究在20世纪是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但是，语言哲学显然并不是到了20世纪才引起了知识界的广泛注意。首先，在古希腊时期，当时的很多学者们就已经在反复讨论语言的问题，如巴门尼德关于“存在”(being)的复杂讨论。其次，在16、17世纪时的近代哲学阶段，当时的重要学者们对语言问题也同样投入了很大的关注，在此，我们想举两位重要的学者：霍布斯和洛克。
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就对语言做出过不少的讨论，譬如，他写道：“（无意义的名词）共分为两类：一类是新出的名词，意义还没有由定义加以解释。经院学者和陷入迷津的哲学家造出了大量这类名词。另一类是把两个意义矛盾而不相一致的名词放在一起造成的名词，如无形体的物体或无形体的实体（其实是同一回事）等等以及许多其他这类的名词都是（如‘圆四角形’）。”[18] 在这里，霍布斯讨论的是没有意义的名词的一些种类，这显然是关于一个明确的语言问题的探讨。
对洛克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在伟大的著作《人类理解论》里，洛克用了其中的第三卷一整卷的篇幅对语言问题做了系统、广泛的讨论。举例来说，关于连词的基本作用，洛克以“但是”这个单词为例做了详细的讨论，现在我们引述他的这段话：“第一，‘但是，我们就不必说了’。在这里，‘但是’一字表示人心在未完成其进程以前，就停顿住。
第二，‘我但是看到两种植物’，在这里，它表示人心在所表示的植物加了一层限制，并且否定了别的一切植物。
第三，‘你虽然祈祷，但是能使你入于真正宗教的，却不是上帝。’
第四，‘但是他可以坚定你自己的真正宗教。’第三例中的‘但是’表示人心所假设的事情和实际不相符，第四例中‘但是’二字表示人心在这里的意思，同前边的意思，恰好对比起来。
第五，‘一切动物都是有知觉的，但是一个狗是一个动物。’这里，‘但是’二字所表示的，只是，后边这个命题附加于前边那个命题，并且为三段论法中之小前提。”[19]
从洛克的这段论述中，我们容易看出，洛克同样反复思考过语言问题，而且他的思考恐怕要比维特根斯坦更加系统、有序一些（同时，莱布尼茨的情况亦是类似的，在名著《人类理智新论》的第三卷这一整卷里，莱布尼对各种各样的语言问题作了系统的探讨）。总之，关于语言哲学的发展过程，我们需要有宽广的思想视野，认真地考虑古希腊哲学和16、17世纪的近代哲学对语言问题的处理，我们不应该忽视或者遗忘很多前人的丰富、系统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不同时代的学者们的广阔探讨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对20世纪的语言哲学有较为合理、客观的评价。
（十五）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在20世纪的学术界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也被认为是语言哲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哲学研究》一书里，维特根斯坦为语言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多的具体贡献，他在该书中研究的许多问题都很新颖、有趣，而且他的文笔也非常得清新、优美和生动，这些都使得他在语言哲学领域提出了许多富于原创性的新思想（如对“鸭兔图”的讨论[20] 等）。但是，关于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哲学中的贡献，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注意下面的这个问题。
总体而言，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探索虽然很广泛，但也有些杂乱零碎、不够系统的基本特点；在《哲学研究》这部著作里，维特根斯坦讨论了大量不同的思想主题，但这些主题较为杂乱、不够系统（当然，维特根斯坦的论述也不是过于破碎、零散，完全没有内在的联系，他的著作还是有着逻辑上的连续性的）。我们想举两个例子，关于第一个例子，维氏曾写道：“我们说过，‘石中剑有锋利的剑刃’这句话是有意义的，即使‘石中剑’已化为碎片。现在的确是这样，因为在这个语言游戏中，名称在拥有者不存在的情况下也可使用。但我们也可以想象一种语言游戏（即，由符号构成，我们当然把它包括在名称中），在这个语言游戏中，名称只是在名称拥有者存在的情况下被使用，因而始终可以由一个指示代词和指向的手势所代替。”[21] 在这里，维特根斯坦在讨论句子的主体是否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这显然是一个在哲学等领域曾经被反复讨论过的问题。
维氏在另一段话中写道：“懂得什么是游戏是什么意思？懂得它是什么而又无法说出它，这是什么意思？这样的知识是否相当于一个未定形的定义？假如它是定形的，我就应当能够认为它表达了我的知识？难道我的知识，我对游戏的概念不是已经完全表达在我所能给予的解释中了吗？就是说，在我描述各种游戏的例子中，在表明其他种种游戏可以类似地构成中，在所谓我不应该将这个或那个包括在游戏的说法中，等等。”[22] 在此，维特根斯坦讨论了我们对于一个事物的认识是否完全、我们是否能用语言把一些事物系统、完善地阐述出来的问题。
通过上述两个例子，我们容易看出维氏的哲学探讨确实有些零散化、片段化的趋势；他在每一小节的探讨的确围绕着一些明确的思想主题，但是从文本的总体脉络上看，他在不同章节所围绕的很多思想主题常常有些跳跃化的倾向。总而言之，我们认为维特根斯坦确是语言哲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但是，考虑到洛克等近代哲学家以及奎因等20世纪的哲学家们的相关研究，其意义应该更加客观、审慎地加以估定。
（十六）索绪尔的语言学。如我们所熟知，索绪尔对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特点是科学性和系统性；索绪尔总结了当时语言学积累的多方面的成果，并创造了一些新的概念、术语、方法等，对语言学进行了开创性的系统探究。下面我们首先引用索绪尔的一段原文：“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乐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它是属于感觉的，我们有时把它叫做‘物质’的，那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且是跟联想的另一个要素，一般更抽象的概念相对立而言的。”[23] 这段话很好地体现了索绪尔的研究方式，即从心理、生理、思想等多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一些基本特点。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索绪尔综合运用音位学、音节、元音、句段、语系、词源、拉丁语、日耳曼语等众多不同的工具对语言学进行了系统、广泛的深入探究。
如果我们比较维特根斯坦和索绪尔的语言研究，会发现一些基本的差异：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显得有些杂乱和零碎，而索绪尔的研究则很系统和清晰；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有些“哲学”味，而索绪尔的研究则“科学”味更浓，而且索绪尔使用的材料、术语、概念等也更加专业一些；容易发现的是，索绪尔对不同的语言也掌握得更多，如拉丁语、日耳曼语等，即他的专业性要更强一些。（奎因的《语词和对象》一书大概也有些“哲学”味，但是这本著作的整体架构也要比《哲学研究》更为系统、有序一些）显然，他们两个人的宽广研究都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代表了语言学研究的两个不同的方向。
（十七）确谟斯基的语法学研究。语法学自然也是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确谟斯基于1957年出版的《句法结构》一书里，确谟斯基提出了他的著名的“转换—生成语法”。下面我们引述该书中的一小段：
“（*）(1)Sentence（句子）->NP（名词词组）+VP（动词词组）
(2)NP->T+N
(3)VP->Verb+NP
(4)T->the
(5)N-> man（男人）, ball（球），等
(6)Verb->hit（打）,took（拿），等
假定我们把(*)里的每一条X->Y这样的规则解释为这样的指令，‘把X改写成Y’，我们就要把（**）叫做’the man hit the ball’（那个男人打球）这句话的推导式。式子里每行右边的数字指的是从上一行构成这一行所引用的语法（*）的规则。
（**） Sentence
NP+VP (1)
T+N+VP (2)
T+N+Verb+NP (3)
the+N+verb+NP (4)
the+man+Verb+NP (5)
the+man+hit+NP (6)
the+man+hit+T+N (2)
the+man+hit+the+N (4)
the+man+hit+the+ball (5)
(**)的第二行是根据(*)的规则（1）把第一行Sentence改写为NP+VP而成的，第三行是根据（*）的规则(2)把第二行的NP改写为T+N而成的，等等。”[24]
从确谟斯基的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语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即是具有一定的数理性，将语言中的语法抽象为一些特定的数学符号；通过这种方式，确谟斯基在语法学领域也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如果我们对比上述三节中维特根斯坦、索绪尔和确谟斯基这三位研究语言的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具体结论，我们还是很容易看出他们的研究风格上的基本差异；其中的一点在于，他们的研究对象存在基本的差异：维特根斯坦比较注重语言与生活、哲学等的关系，索绪尔则关注语言的历史、社会性、心理特点、语法、语义、语音结构等各个方面，而确谟斯基的研究范围则比较狭窄而精深，他主要关注各种语言的语法问题。这三位学者的研究所以出现风格上的重大差异当然并不是偶然的，其中的一个本质原因在于语言是异常广阔和复杂的问题；如上文第（四）节所说，语言是一个广阔的领域，词汇、语法和语言的内容等三个基本方面都非常得广阔，这也导致不同的学者们会关注语言领域的不同侧面，因而，会形成不同的研究层次、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也导致了语言学常常会给人一种广博纷扰的总体感受。（在本文里，我们只是对比了维特根斯坦、索绪尔和确谟斯基三个人的研究风格，如果再加入奥斯汀、奎因等20世纪著名哲学家的相关研究以及洛克、莱布尼茨等近代哲学家们的相关著作，整个语言哲学领域会显得更为复杂纷扰一些）总之，语言是一个广阔的问题，我们不可能用简单的几条思想就能概括它的主要内涵，原因在于我们的生活、社会和文化等都是广阔的。
[2] 《语词和对象》第一章，第1节，“从日常的事物着手”，页2，
[3] 同上书，上节，页3。
[4] 见《普通语言学教程》绪论部分，第5章，“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页30，商务印书馆，1980年。
[5] 《语词和对象》第一章，第1节，页4。
[9] 见《利维坦》，第一部分，第四章，“论语言”，页19、20，商务印书馆，1986年。
[10] 可参看拙文《英语口语学习简析》。
[11] 见《人类起源提纲》，特别是第二、三、四节，
[12] 见《教育的目的》中的论文《技术教育及其与科学和文学的关系》，页89，三联书店，2002年。
[13] 见《心灵、自我与社会》第二篇，第8节，页45，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14] 同上书，上节，页46。
[15] 同上书，上节，页49。
[16] 同上书，第9节，页59、60。
[17] 同上书，第10节，页63。
[18] 见《利维坦》，第一部分，第四章，页25、26。
[19] 《人类理解论》第三篇，第七章，“连词”，页458、459，商务印书馆，1983年。
[20] 详细的论述见《哲学研究》第二部分，第十一节，页270-272，三联书店，1992年。
[21] 同上书，第一部分，第44节，页31。
[22] 同上书，第一部分，第75节，页50。
[23] 见《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篇，第一章，第1节，“符号、能指、所指”，页91。
[24] 见《句法结构》，第4章，“词组结构”，页20、2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