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母亲真是一个苦命人，可以说苦了一辈子。母亲长父亲四岁。她是一个孤儿，四岁丧母，八岁丧父，父母都是被当地还乡团的人打死的。
当年贺龙元帅来到土镇，领导劳苦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翻身闹革命，外公作为贫苦百姓积极响应，加入了胡子元帅的红三军。不久，因为战事的发展，外公随贺胡子的部队开到别处打仗去了，当地豪绅、恶霸、地主势力趁机组成还乡团，疯狂清剿革命追随者。当时，追查外公的人撵到屋里抓人，外婆闻讯，护着四岁的母亲和她更小的妹妹躲在堂屋明楼上，不料仍被还乡团一阵乱枪射杀。
母亲后来告诉我们，当时她只知道哭，用手去摇晃倒在身旁的外婆时，只见鲜血一股一股地往外直冒，她怎么也喊不答应外婆，她被轰隆的枪声吓呆了，并不知道外婆永远离开了她们姊妹俩。她半抱着妹妹哭得昏天黑地，不省人事……
四年后，顺道回来探亲的外公，又被还乡团的人盯上了。就是在那个深夜，外公被包围在屋内。激战奔走中，外公左腿中弹被捕，最后被残酷地杀害了。
成了孤儿的姊妹俩全靠年老多病的爷爷抚养照看。许多年后，母亲每当回忆起她苦难甚至悲惨的童年时，仍然伤心不已，话到唇边而哽咽在喉头，呜呜地痛苦流涕。母亲告诉我们，她的奶奶早就离开了她们，是年老多病的爷爷带着她俩到建始官店的桥头河纸厂去做工，勉强度日。在纸厂，爷爷一边做纸维持生计一边抚养着两个孤苦无依的孙女。母亲说，那时她已经八岁了，虽还做不了什么事，但还是很醒事了，一天除了照护妹妹，还帮爷爷在纸厂里做些力所能及的活。经过了家庭的巨大变故，爷孙仨过着一段虽然清苦倒也安静的日子。可是好景不长，在母亲不满十二岁时，劳累而多病的爷爷也撒手而去了。
无奈，纸厂易主，姊妹俩被迫送回了老家碑垭，寄居在二叔、三叔屋里。母亲后来腿瘸不能走长路出远门，也几乎多年末能回到她的出生地碑垭。她常常一再告诫我们说，生身父母小，养身父母大，你们不要忘了你二嘎嘎、三嘎嘎们的恩德哈，是怹儿们把我拉扯成人，也才有你们三姊妹，你们有用哒要多替我孝敬哈怹儿们……
母亲这话是发自内心的。其实，在我们做晚辈的看来，二嘎三嘎就是亲嘎，我们自妈肚子出来就没见过母亲的亲生父母，而且从我记事起就只记得二嘎公三嘎公，两个嘎婆也许是过早离世，总之，我是全没印象。
小的时候，母亲也许是因为腿脚不便的缘固，不常回去探望养育并陪送她出嫁的嘎嘎们，我们自然也很少过去。逢年过节或者嘎嘎们的寿诞之庆，主要是父亲一人独往。父亲那时从社里计工员混到公社的会计，有更多的时间、颜面以及拿得出手的礼物去孝敬。
而母亲终日劳作，田里家里，灰头垢面，破衣烂裳，出不了门。再说，步行一趟翻沟越坎，上坡下岭，来回有三十多里，屋里牲牲口口，大人小孩都是等着要吃要喝的，去了又不能歇成一晚，凭她一瘸一拐的步伐，又怎么能赶得了时间呢？
其实母亲内心里还是很想回去看看的。每次父亲归来她总要陈芝麻烂谷子地问这问那，包括二嘎三嘎及舅舅们的种种近况，他们说了些什么呀，脸色高不高兴呀，等等。而这些，要么是父母没在意没涉及，要么是他懒得一一细说，总是很简单的一两个字打发母亲：还好，还行，没什么，没得，一样的，诸如此类。有时问得多了，父亲干脆只顾用筷子拣菜、闷声刨饭；或者叭叭地抽叶子烟，闭口不答，偶尔轻咳一声，“啪”地吐口唾沫。这让母亲大失所望，既而尴尴，两颊微红，忙转移话题说农活上的事去了。
有一回，大约是学校放寒假了，父亲因为偏头痛早早就上厢房楼上睡去了，我和母亲坐在火铺上烤火。那时我已师范毕业出来工作几年了，父亲已50多岁提前退休回家协助母亲务农也有好几年了。我忽然大着胆子问母亲：大婶，您儿们当初结婚有媒人吗？您儿怎么要比大叔大四岁呢？
这一问不打紧，却勾起了母亲的辛酸往事。她半仰着头摇了摇，继而苦笑加自嘲地说：“嗯，娃娃儿你就不知道，你大叔不出麻子认得到我么？是脸上出麻子了、家里也有些在遭败了，东处西处不好说了，才请人去说我这个长工的啰……”
原来父亲应该是生得很俊俏的，这从他脸上长了疤疤点点的麻子后五官仍然得体上看得出来。父亲在家里是根盼星星盼月亮的独苗，而且，祖父、父亲两代单传，是长辈们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掉了的乖宝。据说，祖父一共娶了四房，前三房都无男丁，唯有幺房——我的奶奶生了父亲，家里欢喜得不得了，但又是秋儿晚子，故取名迟兴。但那时僻乡野地医疗条件差，当地有名的太卿先生又难得请得到家里：经济实力和社会声望决定了你请不请得起，请不请得动。所以后来，父亲出天花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脸上不得不留下坑坑洼洼、斑斑点点的印记。据说他成年后，其实也就只有同父异母的三姊妹留了下来。但从我记事起，父亲同父异母的一个大姐以及大姐夫我始终没见过，应该都是过早而去了。我熟悉而且至今倍感亲切的，是他的二姐和二姐夫（但我听到父亲是喊的大姐，母亲则跟着我们顺口喊伯伯和五伯伯）。他俩都非常疼我，记得八九上十岁了，按母亲的话说，都门长树大了，五伯伯还经常气吼马吼地背我上岩坎走七八里小路，背到他屋去玩呢。
其实待到父亲谈婚论娶的年纪，家道已渐渐有些中落了。母亲偶尔闲谈告诉我们，那时祖父不知什么原因溺迷起抽水烟袋鸦片烟来，加之单打独斗，一个人撑持家庭和世面，没有七兄八弟捧场鼓气，拥有的几荘好田都不得不变卖了。后来又被迫与人调了一荘坡田，就从原先所住的前后开阔敞亮、一马平川的村坊，搬到了我们三姊妹的出生地——二磴岩。母亲告诉我说，“反正我来的时候就下二磴岩了，那时你大叔还读了七、八年书呢。”“那您不就是童养媳么？”我吃惊地问。母亲叹气说，“就算是呗，反正这辈子就是给这个屋里当长工来的。”
母亲说，那时生活条件本来就差，自己又是在二叔家里寄养大的，而她二叔自己亲生的子女就有八九个，哪有精力和财力照顾到这个家里的“大姐”呢。母亲抹着泪说，“从你二嘎嘎屋出来，陪嫁就是一件士林布衫衫，一床猪娃儿棉，别的什么也没有，送亲的当天就回去了……”
母亲告诉我说，送亲的人一走她就想，自己无父无母，无兄无弟，唯一的一个妹妹也是自命难维，自己也就只值得到一件薄衫、一床破棉的样子。“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成了家，自己不勤拔苦挣哪个给你把么？自己不给自己脸上挣面子别人就要给你糊屎呢！”
从我记事起，她在紫光光毒花花的日头下一声不吭劳作，在蒸笼一样的苞谷林里忙活，在数九寒天冻得扎骨的冰水中淘洗，她从没退缩过一次。多年来，她田里一身泥，家里一身灰，清早出工忙田活路，回到屋里又忙人食忙猪牲口，无论是大集体挣工分时候还是联产承包责任到户后，她在种田劳动上确实从没向谁低过头，认过输。即使是后来她已年过七旬、积劳成疾的时候，她认定了决心要做的事是没有人能劝得动的，她要多种的田瘫了跛了也要挪动着身子去种；她要多喂的一头猪，累到三更半夜自己不吃不喝也要先让猪吃饱喝足。
她真的就象她的属相一样，就是一头骨子里认命不认输的犟鼻子牛！
多年以后，我理解了母亲在二磴岩不分白天黑夜勤拔苦做，在种庄稼、做家务上从不弱人的内心。
后来，我们姊妹仨相继读书、成家、立业，外出工作。家里和母亲的后亲们走动渐渐多了起来，那时母亲虽然已经确实走不动了，但她很高兴嘎嘎、舅舅以及幺姨们常来家里作客、玩耍。我记得，我考上师范后，两个嘎嘎都还头戴青色葛巾、身着蓝布长衫、拄着拐杖来过家里至少两次。有一次，他们整整齐齐、热热闹闹地专门来为她庆生，两个嘎嘎曳着长衫捋着胡须微笑着走在最前面，后面是舅舅及幺姨们背得满头大汗的队伍，一个个花背篓象插笋子，装得满满的，有长腿、圆拌，还有逸出香味的白酒以及衣服、布帛、鞋子、大米、面条、谷子等各种礼物。那天，我看见母亲的嘴角一直乐得合不拢，一瘸一拐地小步趋走，似乎忘记了病腿的疼痛。她逢人便笑，打招呼，礼节性地道歉，她的内心深处仿佛有依次绽放的娇艳花朵，笑容从她的眼角一直上扬到眉梢，也洋溢在那被风霜雨雪淬红的双颊上……
那一刻，我相信母亲是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