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第一次有了一件花裙子，爷爷奶奶家通了电灯，小舅舅和小舅妈自由恋了爱，大姨公开起了补习班，北大毕业的匡子哥做了自由摄影师。爸爸说，第二年，香港就要回归了。
1996年是我的记忆元年。
那一年我8岁，上二年级。8岁之前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要么很零散、要么很模糊。也就是在1996年，我大脑的记忆模块仿佛突然被激活，开始有了彼此之间有逻辑关联的深刻记忆。
花裙子和煤油灯
我的家乡在淮北平原中部的一个小县城，父亲是一家造纸厂的技术员，母亲作为职工家属也在厂子里工作。父母1983年结婚以来，便一直住在厂子的职工宿舍里。
那时候，爷爷奶奶家住在“湖里”，离县城20公里，在没有自行车的年代，进城买点东西就得花上大半天；外公外婆家则住在离城不远的村里，进城看电影逛街就方便多了，优越感爆棚。
经人介绍相处了两年后，父亲母亲成为两个大家庭里“第一批上城的人”，勉强也立了足。
小时候，我们姐弟的衣服基本都是母亲扯布做的，工具就是她的嫁妆——一台荷花牌缝纫机，黑色的机身上印着粉红色的荷花和绿色的荷叶，神奇的针脚伴着有节奏的踏板声，变魔术般地就将零散的布片缝合了起来。除了衣服，母亲还自己做鞋，奶奶、外婆送来鞋底，母亲拿出图样子，外层用条绒、内层用斜纹棉布，剪裁完毕后，便一针一针纳到鞋底上。
8岁那年夏天，我拥有了一件“买来的衣服”——浅紫色公主裙，娃娃领、深褶皱、大裙摆，旋转起来，我感觉自己像个仙子，又像只小蝴蝶。这是母亲托嫁到广州的江阿姨给我买的，是我当时最隆重的装扮。
趁着我还因公主裙高兴得不能自已，母亲便提出，让我独自去奶奶家过一段时间。我自小恋家，就算是走亲戚也绝不过夜。但这一年，因为父母想挣点外快，就找了一份夜间看护自来水厂设备的兼职，我只能不得已被寄养在奶奶家两周。
到达“湖里”的第一天，太阳落山之后，淅沥淅沥下起了小雨。看着眼前斑驳的墙砖，延伸到远方的小土路，再看看屋子里昏暗的灯光，我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奶奶慌了，冒着雨去屋前的小菜园里摘西红柿和黄瓜给我吃，又许诺第二天给我包饺子吃，还说要爷爷第二天带我去钓小鱼摸田螺。可我一时情绪上来，怎么都哄不好。奶奶最后也没了辙，一个劲儿地问我怎么了。
即使是个孩子，我也明白说想爹妈是个丢人的事情，于是就抽抽嗒嗒道，“没有电视”。这下爷爷奶奶犯了难，天黑路滑，去大伯家看电视并不现实。于是奶奶一边哄我一边说：“你看你看，咱们有电灯，多亮啊。”
可此刻，这昏暗的灯光只能把简陋的屋子衬托得更加惨淡，于是我撇撇嘴，不满道，“这什么破灯啊，还没有蜡烛亮呢”。这时，爷爷拿出来一个棕色的小瓶子过来逗我，“见过这个没？”我停止抽泣，好奇的研究起来。只见爷爷拿出一根火柴，划亮、点燃，一股刺鼻的煤油味窜了出来。
“难闻死了！”我抽了抽鼻子。
“去年的时候，爷爷奶奶还用这煤油灯照亮呢。”
“为啥不用电灯呢？”
“因为村里没有通电啊。”
于是，那天晚上，我坐在奶奶怀里，知道了这盏煤油灯的历史。在没有电的那些日子里，爷爷在灯光下编藤筐，奶奶在灯光下纳鞋底。橘黄色灯光点亮的不止是夜晚，还有父亲的求学路。
煤油灯陪伴着父亲一路从村里的小学，考到乡里的中学，再考到镇上的高中。上了高中之后，即使每天傍着彩霞一路奔跑，父亲到家的时候天也已经黑透。只是，父亲每日早起晚归，悬梁刺股，终究也没有考上大学。
也是为了能让我和弟弟接受更好的教育，父亲母亲才下定决心把家安在了县城。
忆苦思甜，爷爷奶奶对生活的喜悦全都弥漫在这暗淡的灯光里了。
一锅饺子和一封情书
留我在“湖里”的同时，父母也留下了很多好吃的，其中就包括一大块精瘦精瘦的猪肉。
第二天吃完早饭后，奶奶便忙碌起来。剁肉、拌馅、和面、擀皮、包饺子、烧水，中午时分，一大锅热气腾腾的饺子就圆滚滚地出锅了。奶奶先给我舀了一碗，然后又舀了满满一碗递给爷爷说：“去吧。”
我刚吃完一个饺子，爷爷就带着碗回来了，饺子却不见了，奶奶又走进厨房再舀了一碗，爷爷又端走了，如此反复多次，一锅饺子基本见了底。
“不能再舀走了，不然你们吃什么啊！”我有点着急。
奶奶摸摸我的头，笑着说：“爷爷奶奶喜欢吃面条，一天不吃啊，都想得慌。”
小时候的我最讨厌吃面条。不禁疑惑地想，怎么还有人不喜欢饺子喜欢吃面条呢？可爷爷却一边吸溜着面条一边对我说：“这可比红薯好吃多啦”。
等父母把我接回县城后，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解放后，太爷爷被划为富农。到了70年代，即便太爷爷太奶奶都已过世，爷爷奶奶还是挨了不少批斗。为了不连累子女，让大家“多讲好话”，只要家里有点好吃的，奶奶就让爷爷挨家挨户地分送给左邻右舍，很多时候，连父亲兄妹四人也落不上。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多年，老两口还是改不了这个习惯。直到家里年龄最小的姑姑都结婚了，爷爷奶奶的精神才慢慢舒展开来。
回到县城后，我仿佛从另外一个世界穿梭回来，在父亲小时候学习故事的激励下埋头写着暑假作业。
有一天，正在做作业的当口，母亲突然喊我去帮忙。
原来是让我完成她洗衣服前的例行工作——掏衣兜，防止把不该洗的东西给洗了。我蹲在满是泡泡、支了搓衣板的洗衣盆前，一件一件地翻大家口袋。
这项工作往往收获颇丰。比如，从父亲的上衣口袋里缴获了整整一块钱，可以买十袋我喜欢的“酸面儿”（一种酸酸的粉末状零食，内有小塑料勺）——母亲竟然默许我自己收着了。上学前班的时候，手里偶尔有钱，全是一分五分的，一毛钱两毛钱便是巨款了，不过两三年光景，母亲竟然纵容我把一块钱纳为私有。
我大模大样地把一块钱装进自己的收纳宝地——一个透明的罐头瓶子里后，又从小舅舅的裤子口袋里翻出一块粉色的纸片，折得四方四正。我好奇地拆开来看，竟是一封信，上书“亲爱的”云云，便大声朗诵起来，母亲用围裙擦擦手将信从我手中夺了过去，一边看一边笑得前仰后合。
母亲姐弟5人，作为老大，她比老幺小舅舅大了将近10岁。长姐如母，小舅舅自从下学以来，一直跟着父亲学技术，母亲将自己这个最小的弟弟照顾得无微不至。小舅舅相貌端正、性格开朗，竟引得漂亮的小舅妈主动上钩。总之，这封信让大家乐了好一段时间。
不久后有一天，母亲突然对父亲感慨道：“现在真好。”
父亲像是知道母亲所指，笑着说：“我也追了你两年呢，平衡了吧。”
“还是现在好，多开放。”
这可能不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开放”这个词，但是在父母之间成年人的对话聊天里，我模糊地懂了，父母在媒人牵针引线下的自由恋爱、以及小舅舅小舅妈这种与媒人无关的自由恋爱，都与“开放”二字有关。
对应“开放”，也有“不开放”的年代。爷爷奶奶、姨公姨婆都是娃娃亲。奶奶在太爷爷太奶奶去世、家道一落千丈的时候，还是要嫁给素未谋面的爷爷，姨公在百般抗议之后，还是娶了自己的表姐。
庄子与陶朱公
说到姨公，这是我小时候的夏天最盼望见到的人。
姨公家种了几亩西瓜，脆中带沙，清甜可口，在零食不多的年代，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家里亲戚众多，姨公却年年给我家送西瓜，原因大部分在于姨公认为父亲是个文化人，喜欢跟父亲就着几盘小菜，喝酒聊天侃大山。
酒过三巡，姨公便会讲起各种故事，这是我最喜欢的环节，仿若听书一般，故事中最常出现的便是庄子。姨公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大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姨公说，这个世界上有人“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姨公还会说绕口令，什么“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有一次，姨公问我：“你说庄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脱口而出：“是个爱做梦、爱钓鱼的人！”
长辈们都笑了。
后来我问姨公：“庄子到底是什么人啊？”
姨公沉思良久，说：“是个极冷又极热的人”。
姨公走后，我问父亲：“为什么说庄子是个极冷又极热的人呢？”
父亲告诉我，这是清朝人胡文英对庄子的评价，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
说完，父亲叹了一口气：“你姨公就是那个梦为蝴蝶的人啊。”
姨公自小便爱念书，以优异的成绩在师范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镇里教书。镇里住着一位独居的女子，相貌婉丽清秀，是一位国民党军官来不及带走的姑娘。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姨公一心想要娶她，却遭到举族反对，村里的老人都说她“人不干净，身子也不干净”，娶了她就要做“全中国的敌人”。这事闹得十里八乡尽知。
后来姑娘去了贵州，投奔亲戚去了。年轻的姨公一时想不开，想要离家出走去寻姑娘，临行前被自己爹娘堵在屋里，二老以喝毒药相逼，姨夫才逐渐妥协下来，后来与自己的表姐——也就是我的姨婆结了婚。
爱情不顺，工作也颇多挫折。
70年代，姨公只埋头教书，成了“白专”典型，时常被贴大字报、开会批评。
当时，姨公的女儿——我的表姨身体不好、吃不下饭，为了给她买营养品，姨公有时会写几幅字去县城卖，有一次被同村人看到举报，被安上了“投机倒把”的罪名，再加上恋爱黑历史，新账旧账一起算，便被除了职。
从此，姨公便开始专心种地，再也没有踏上过讲台。
除了姨公，我们家还有一位老师，就是我大姑父。大姑父在乡间的一所小学教数学，因为屡有子弟参加奥数获奖而声名极高。大姑父是标准的贫农出身，一清二白，结婚多年都没有把院子修起来。
80年代后期，学校出现了“辞工下海”潮，大姑父也动起了创收的心思，辞职是不可能的——家里好不容易有个吃公家饭的，那是万不能辞的。于是，大姑父便把自家的房子简单改了一下布局，开了一间小卖部，找准村里的需求，到县城专拣时兴的东西批发来卖。
姑姑为人和气，生意日常打理又尽心，便越做越红火。大姑父也便成了家里的“生意能人”。有人取经，大姑父便摇头晃脑，说“生意要勤快，接纳要谦和，价格要订明，货物要整理，买卖要随时”，像是唱歌一般。后来我偶然在书上看到了《陶朱公的生意经》，才明白一切皆有典故。
1996年夏秋之际，大姑父从学校正式辞职，在县城开了间培训学校，请了老师专门做奥数培训辅导，后来又添加了时兴的英语培训，生源不断，家里的日子也蒸蒸日上，在村里人还都极少见到小汽车的时候，就开回家了一辆桑塔纳。
要自由，一无所有
大姑父生意精明，甫一创业便有着营销意识，打出了“湖里”同族匡子哥的名号——匡子哥彼时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也是十里八乡的骄傲，是“祖坟冒青烟”的人。
匡子哥上课的时候，我去听过两次。从北京回来的匡子哥，几乎已经看不到当年在“湖里”摸爬滚打的影子。斜分的长刘海搭配干净的面容，使他平白多了几分不同于小县城的气质。一串串英文如音符般从他的嘴里跳跃出来，更使他多了一圈神秘光环。
上课的时候，总会有活泼的孩子打断他的讲课思路，要求他多讲讲北京见闻。比如，坐着地铁1号线，便可去天安门和王府井；有的公交车上没有售票员，自己投钱便可以坐；在北京的大街上，有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等等，并不是很稀奇；北京还有很多的演唱会、音乐会，喜欢什么便可现场听什么。
匡子哥一边说，一边拿出一些照片给我们看。匡子哥还把大家领到教室外，教大家排好队形，然后用他那台高级的相机，给我们留下了童年的欢乐时光。
我们都说，匡子哥在北京肯定每天都听演唱会，因为当我们把自己的宝贝歌本拿出来请他唱的时候，他几乎总能信口唱出一两句来。不过匡子哥最喜欢的，还是那首他总是哼的“脚下这地在走，身边这水在流”，“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脖子上挂着相机、唱着“一无所有”的匡子哥，成为我们这群小县城孩子集体崇拜的偶像。
然而就是这样成绩好、气质佳的匡子哥，毕业不过一两年的光景，却干了一件惊动全族的大事，以至于匡子哥的父亲匡伯竟动员全族，在祠堂对匡子哥进行了批判。
匡子哥毕业的时候，轻轻松松便获得了一份北京公务员的工作，可干了不到一年便辞了职，竟然“专职去照相”了——这对当时我们那个小县城来说，是接受不了的。
堂堂北京大学的高材生，怎么能俯就做起街头照相的营生呢？这是要放弃辛辛苦苦已经得来的一切啊。无意中知晓实情的匡伯一怒之下跑到北京，把匡子哥抓了回来，要他在祠堂里保证，一定找一份正经工作，恢复他已经放弃的“干部身份”。
在祠堂里低着头的匡子哥，黑了也瘦了。据说他辞职后，去了西藏、新疆、云南，甚至还出过国。在匡伯要断绝父子关系的威胁下，匡子哥留下一些钱悄悄离开了，留给大家一个誓不回头的背影。
每当我听父亲说起这个场景，画面都自带《一无所有》的背景音乐。
可能是“苦心人、天不负”，也可能是“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几年之后，匡子哥成了小有名气的摄影师，一无所有，有了自由，又无所不有了。而祠堂里那段，也就成了大家席间的笑谈了。
丙子之夏
小的时候，“湖里”最让人困扰的，就是爷爷奶奶对时间的算法。
我出生于1988年，他们说是“戊辰”年，出生在七点，他们又说是“辰时”，因此取小名的时候也带了一个“辰”字。
按例，他们把1996年称之为“丙子”年，我就取笑他们说是“饼子”年。爷爷一边给牛喂草一边说，“丙就是太阳，就是光，子就是草木生长，好年份啊。”
那年有一天，是我回忆里最好的日子——那天不是过年，人人却如过年般喜气洋洋——是厂子里发奖金的日子。
小巷里每一家的小厨房里都洋溢着惹人流口水的饭香菜香，大家准备的伙食比过年还要丰盛。厂子的效益连年攀升，大家第一次领到如此丰厚的奖金。而且那一年，厂子进行改制，家家还认购了带着蓝色花边的“股票”，拿着股票，职工们好像都成为了厂子的主人。
那一顿饭，我们家是和刘老师家一起吃的。刘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她爱人也在厂子里工作。席间我挑食，被刘老师发现，刘老师笑眯眯地说：“青菜一定得吃，你得赶紧长个，不然怎么能背得动锣鼓呢？”
“背锣鼓干嘛？”我不解地问。
“明年香港回归，咱们学校要组建红旗队、跳舞队、锣鼓队、花束队，锣鼓队最有意思，要报就报那个，但你现在这小身板，怕是扛不动呢。”
父亲说，香港回归是个举国同庆的大好事，我们每个人都要感到骄傲和自豪。我知道，香港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繁华城市，而不是像我大舅家的二表哥认为的那样“是个人”，“明年就坐飞机回来了”。
“快吃快吃，”母亲催促我，“就你最慢啦，一会大家还得去摸奖呢！”
“摸奖”的地方在县城里唯一的公园。那一天，公园里人山人海、人声鼎沸。不知道是太阳太明媚，还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人，竟然感到有点头晕。
别着大红花的小轿车、摩托车和大彩电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驻足观看了一会，一个拎着一捆卫生纸的大妈在我们身旁紧张而又期待的刮开她手里的彩票——她中了一盒牙膏。然后不远处，一位年轻的叔叔突然嚷道：“我中了一辆自行车，我中了一辆自行车！”大家便都羡慕地看着他。一个干部模样的爷爷大声说道：“这有什么，再多抽几张，没看见小轿车还在上面放着呢！能开走才算你能耐。”大家便哄笑起来。
父亲便把自行车锁好，我们家和刘老师家便一起挤进了买彩票的大军中。我感受到了父亲牵着我的手的力度和汗意，我感受到了阳光烫在我的胳膊上。
我突然就想到了爷爷说过的，草木生，万物明，96年是丙子年，丙子年确实是个好年份。
作者 | 佳音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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