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是中原文明第一个使用文字的朝代。商人可能是来自黄河下游沿海的东方部族。《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而鸟图腾正是东方部族共同的图腾;商人使用龟甲兽骨占ト的文化特征。在甲骨文发现以前，主张实证的史学家认为商代只是一个存在于文献中的传说中的王国。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最先发现了刻在兽骨和龟甲上的甲骨文，也就是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汉字的前身。但是真正对河南安阳商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据却是1928年的事。这次发掘揭示了一个伟大的青铜文明。来自东方的商人代表了当时中原最高的文明程度，他们拥有文字。我们知道中原文明的祭祀对象是自己的祖先而不是那些飘忽的神灵，这一点完全不同于西方。中国人的祖先亡灵是直接“参与”现实生活的，他们对现世家族的命运有巨大的影响力，因而商王每有事必占ト，还将占ト内容让他的巫师记录下来，这就是今天出土总数达15万片的有字甲骨。甲骨文成了我们研究商代历史风俗的第一手资料。
河南安阳是商代最后一个都城，在之前的300多年里商人5次迁移，平均不到60年就迁都一次。公元前14世纪上叶，商王盘庚迁都到现今的河南安阳后再也没有迁徙，直至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这将近300年的历史使股墟堆积了丰富的遗存，其中1928年到1937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的15次对殷墟的考古发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妇好基的发掘，除了著名的商王室占ト甲骨，还出土了大量令人叹为观止的青铜器和玉器等丰富的艺术品。同时出土的还有很多小装饰品，比如镶嵌件、发饰和珠子，材质有玉、玛瑙、绿松石、孔雀石、骨质、贝壳和黄金等。
殷墟发掘揭示的是一个成熟的都市城址。除了具有规模的宫殿、祭庙和家族基地，还发现了青铜和玉器的作坊遗址，这些作坊遗留废料保留了当时的工艺痕迹。特别是青铜铸造，我们知道这种工艺制造需分工协作才可能完成，也就意味着技术和部门的组织管理。与不太经常发生的技术发明相比较，劳动力的组织方式才是真正的技术革命，它使得在工具和工艺进步没有多少变化的情况下仍然产生惊人的效率。甲骨文中有“工”和“多工”等官职名称，可能是分管手工业的职务。但这时的工匠、技术以及原料都属于王室和贵族专有，还不具备后世的行业性质，作为都市必不可少的工艺产品在殷商时代还不可能商品化，无论是青铜铸造还是玉器都是王室和贵族垄断。
商朝当年究竟制作了多少玉器，实在难以估算。《逸周书・世俘解》:“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于千人，亲爱之四千庶玉，则销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销。凡天智玉，武王则宝与同。凡武王俘商旧玉有百万。”文献中所述“天智玉”究竟指什么不得而知，只知道商纣王把它佩戴在身上自焚，自己烧为灰烬，“天智玉”却金身不坏。《逸周书》对商朝玉器数量的记载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至少可以想象商人爱玉制玉的情形。考古资料中，西周墓葬中有不少前朝遗物，《逸周书》说周武王得商王旧玉百万并非空穴来风。
殷墟出土的珠子(包括管子)有玉珠、红玛瑙珠、绿松石珠、天河石管、骨珠、贝珠和各种动物造型的小玉坠。其中一种扁圆形的红色玛瑙珠出土于妇好墓中，在同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能见到，形制和打孔方式都很一致(图070)。这种珠子最明显的工艺特征是“研磨孔”，即是用比较“笨拙”的钻孔工具，利用颗粒较粗的石英砂或金刚砂慢速研磨出来的穿孔，孔口呈大喇叭口，表面粗糙，显然是颗粒较粗的介质残留的效果。
绿松石也是商人喜欢的材料，除了用绿松石来制作泡形的镶嵌件(图071)，还有大量的绿松石珠子和管子(图072、图073)。这种珠子管子在长江流域的商代遗址比如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和武汉盘龙城都有出土，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前掌大商代遗址也有出土记录。殷墟的绿松石原料很可能来自陕西白河附近的绿松石矿带，这一矿带集中在陕西与湖北交界的武当山隆起西南缘。
骨珠和用骨头制作小饰品一直是黄河流域的传统，从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5000年前的大汶口、高度文明的商代，直至战国时期，中原一直有骨珠骨管以及各种骨制的小装饰件出土。殷墟的骨制品很丰富(图074、图075)，特别是用于束发的发笄，不仅数量可观，而且笄首的阴刻图案非常漂亮;同时还出土有大量橄榄形骨珠，由于墓葬环境的影响，这些骨珠大多呈现美丽的铜绿色沁。其中一枚骨质的兽面笄首，除了表面阴刻兽面图案，还在阴线内镶嵌有绿松石小颗粒。我们说过绿松石镶嵌是源自黄河流域史前的渊源，到殷商时代，工艺更加精致，这粒笄首的整体高度只有2.95厘米，而嵌在骨珠表面凹槽内的绿松石颗粒直径不超过1毫米。除了各种半宝石材料，殷墟还出土透闪石类的玉珠和玉管，一般是地方玉料制作，质地细腻，表面油润光泽(图076)。玉珠和玉管的形制都比较多样，管子有直管、中间略鼓的果核形管、束腰形管，还有一些管子表面有做工，一般是弦纹。这些管子除了作为个人装饰品，有些也用于马羁饰(图077)，它们与其他装饰件搭配，钉缝在皮带上，这些皮带构成马羁套在马头上，装饰效果非常奢侈。
可能是由于青铜合金的使用代替了玉礼器在史前的祭祀功能，商代的玉器和珠子在造型和功能上有了一些变化，珠玉多少有了单纯为着装饰的目的，它们的组合形式没有之前的良渚和之后的西周项饰那种强烈的形式感和设计意识。商人喜欢制作各种小动物装饰件，有些只有珠子大小，有些则可当作坠饰佩带或者把玩。这些动物形象一般都比较生活化(图078)，与商人在青铜礼器上那些狞历森严的抽象图案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工艺的角度讲，这些小动物有圆雕和浮雕两种;表现手段则有抽象和具象的。这是商人很独特的思维，仿佛那些工匠是运用不同的形象思维来观察生命，他们既能够用装饰化的图案来构成一个抽象的动物，也可以用写实的办法寥寥几刀阴刻线就将小动物表现得生气十足，精巧可人。最典型的形象有小鸟、小鱼、小兔、小蚕，个体稍微大一点的有象、熊、虎、马、龙和一些想象中的动物。
《股墟发掘报告》还著录了几件祭祀坑中人牲佩戴的项饰，涉及的形制和材质有:玉珠、玉鱼、玉鸟、玉璜，玉鸟背部有牛鼻穿孔一对;蚌泡、文蛤、玛瑙珠、蚌片、骨饰、贝，安阳后网圆形祭祀坑中出土一串珠饰，由2颗绿色扁圆珠、7颗红玛瑙珠、2颗蓝色管形珠、1颗蓝色不规则形珠及48片圆形穿孔薄片所组成，出土时已散落。这些串饰大多放置在基主颈部，有些可能是戴在手臂上，材质丰富，造型多样，但组合上显得比较随意。推测这些人牲佩戴的珠玉可能是来自主人的赏赐，最后跟随人牲一同为主人殉葬。
殷墟没有发现青铜珠，这一点让国外研究珠子的专家比较疑惑，因为在其他青铜手工业发达的地区，通常都有青铜珠子伴随出土。我们在第一章最后一节解释过，装饰品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直是美石珠玉高于贵重金属，中原文明的黄金等贵重金属工艺一直不及制玉精细和发达。从新石器时代起，玉器一直是古代中国的首选，无论商人还是西周贵族的组佩都是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受游牧文化和西方美术的冲击，贵重金属饰品一度繁荣，黄金珠子和小装饰件丰富多样，但汉代的舆服制度仍明确说明黄金制品是玉的替代品，至少在隋唐前的皇家舆服，用贵重金属制作的个人装饰品都不是中原主流。与商代同期的北方夏家店下层和其他紧邻中原的边地文化有过青铜珠子的出土记录，特别是夏家店下层，曾受到北方欧亚大草原上安德罗诺沃文化( Andronovo Culture)的影响，后者出土的青铜珠和黄金饰品与夏家店在形制和制作工艺上都很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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