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仔细研读了以色列警方对艾希曼所做的三千多页的审讯记录，以及冷静观察了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表现和回答之后，阿伦特逐步形成了一个结论，她认为艾希曼的平庸之恶的根源，就在于他的不思考，在于他缺乏反思和判断的能力，他是麻木而庸俗的，除了极权政府灌输给他的意识形态之外，他根本就没有对事物进行独立思考和评判的意识和能力。
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这个人在骨子里既没有仇恨，也不癫狂，他并没有无尽的嗜血欲。在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的命令时，他根本就不动脑子，他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艾希曼不是天生的恶棍，也不具备那种成为恶棍的决心。除了不遗余力地追求升迁发迹，他根本就没有别的动机，就连这种不遗余力地追求升迁的动机本身也没什么罪，他肯定不会杀害他的上司而取代其位置。用大白话说，他只是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而已。
阿伦特指出，纳粹极权体制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它通过一套完整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将每个人的人格个性彻底消灭，然后在他们头脑中植入一个以谬论和邪恶为基础的所谓正义观，这种正义观破环了人类正常的道德基础。除了保证忠诚的法律制度外，纳粹还通过使用新的语言规则来解说他们的反常行为，炮制了五花八门的概念体系来进行欺骗和伪装，比如“灭绝”“杀掉”“消灭”这些血腥的词语，都由“最终解决”“疏散”“安乐死”“特殊处理”来表达。在这样的极权体制下，个人人格被高度统一，个人成为庞大的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从而盲目服从成为了最大的美德。正是这一套体制和话语，把艾希曼塑造成了一个顺从而冷漠的杀人机器。
在1945年5月8日德国战败那一天，艾希曼的内心充满了无助、迷茫和惶恐，他说：“我感觉到我将不得不过上没有领导、异常艰辛的个人生活，我将得不到来自任何人的任何指示，再不会有任务和命令指派给我，也没有可资参考的规章制度了。总之一句话，一种前所未闻的生活横在我的面前。”
孟子曾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那么作为普通人，当看到犹太女人、孩子、老人被一批一批屠杀时，艾希曼他们的良心会如何安放呢？阿伦特指出，在纳粹统治集团中，党卫队首领希姆莱最擅长解决这种良知的问题，他创造了大量的口号，比如“我的荣誉叫做忠诚”等等。当常人在面对生理折磨、产生本能的同情时，又该如何说服自己的良心呢？希姆莱设计的对策很简单也很有效：让这些本能转向，不再对他人，而是对自己产生同情。于是，人们不再说“我对这些犹太人做了多么可怕的事啊”，而是说“我得承受多大的痛苦才能完成这么可怕的任务！这任务给我造成了多么沉重的负担啊”。
最终，通过一套意识形态体系，纳粹成功地翻转了人们头脑中的合法秩序和正当观念，传统的善比如同情、仁慈被描述成了一种诱惑，而大多数德国人需要学会去抵制这种诱惑。在黑白颠倒的世界，艾希曼们慢慢不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在行凶作恶。艾希曼在骨子里相信，为了伟大的目的，杀人根本不算什么。
阿伦特认为，平庸之恶的根源在于社会的普遍道德原则崩溃后，个体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从而使得一个社会没有了明辨是非的标准。因此，想要抵制这种恶，就要依靠个体在孤独中保持判断力，就像苏格拉底那样不断反省，进行自我批判和追问，这是一种自我与自己之间的无声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唤醒并坚守我们内心的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