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拜读了阿兰德波顿的《身份的焦虑》，他以其丰富的学识在不经意间引经据典、用其巧妙且行云流水般的的文笔，更是站在心理学的角度给我们剖析了焦虑的来源。里面一些新颖的观点让我受益匪浅，也带给我一些思考。
其一，焦虑是否来的太奇怪。
文中提出，“人类物质方面的实际拥有极大地丰富了，随之而来的竟然是一种挥之不去且愈显强烈的“一无所有”的感觉，以及对这种感觉的恐惧！同那些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地上辛勤耕作却对岁尾收成毫无把握的祖先比起来，现在的生活富有且充满机遇的这些欧洲后裔们对身份的焦虑、对所有之物的担忧远甚于他们的祖先。”是啊，与先辈们比起来，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然不能仅仅用优越来形容了，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们现在享受着先前皇帝们也没能有过的待遇。可是生活如此优越的我们，又是什么让我们焦虑，而惶惶不可终日呢？
1、经济上的不平等。
经济上的不平等。虽说现在的物质水平较之先辈，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是我们从来不会拿着这唾手可得的物质水平和先辈们比较，我们更愿意同隔壁老王和儿时伙伴进行细致的比较。当隔壁老王又买了一款新车的时候、当儿时玩伴又晒出国外旅游的时候，我们似乎不太容易抑制内心深处对自己无能的焦虑。根据社会学家提出的二八理论，百分之二十的人往往掌握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财富。由此看出，经济上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有那么几个短暂的时期，消灭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公元1956年至1978年，共计22年间，中国掀起一股大集体生活的浪潮。那时的人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虽说生活条件比较苛刻，生活环境有些窘迫，但那个时期人们之间的经济差异是微乎其微的。我有幸同经历过这个阶段的一些人交谈过，他们一致认同那时的生活是比较艰苦，但是大部分人们似乎是乐在其中。反观如今，由于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在生理需求获得上，有了翻天覆地地变化。但同时也导致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发展到不得不让人注意的地步，进而增加了人们对生活的焦虑。
2、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亘古有之，由此引发的战争与变革更是不计其数，这一点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未能幸免。那么，在现在这个和平年代，其带给我们最明显的感受，便在工作上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正如阿兰德波顿在文中阐述的那样，“作为一个雇员，其痛苦不仅来自于对不能被长期雇佣的担心，而且来自于各种工作模式和运作机制所产生的羞辱感。几乎任何机构都具有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其中最底层的广大员工受制于上层的管理人员，谁将受到奖励，谁将受到处罚，变成了工作中最令人压抑的问题之一。和其他各种焦虑一样，这种焦虑也源于不确定性。因为在多数领域中，对成绩很难进行准确评估，因此升迁之路或贬谪之途具有明显的偶然性。各种机构的金字塔中，成功爬到顶端的并不一定是工作中的佼佼者，却往往是那些精通权术之人，而权术在文明生活中很难得以传授。”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说，除了第一层次的生理需求是可以独自满足之外，其余包括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四种需要都需要他人的认可，换句话说，他人的看法会完全左右关于你对这些的追求。然而，一个活生生的人是最不可预测的因素，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爱屋及乌，会因为喜欢你的某方面而延伸至更多的方面，反之亦然。正因为存在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在你工作时实现自我需求的路上，使你不得不把这个因素考虑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市面上更是有《成功学》、《说话技巧》、《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等等一系列书籍。如此一来，大大降低了办事效率不说，更是无故增添了大部分人的焦虑。可是似乎这又是没有办法的事，掌握你实现人生价值与否的人，往往就是这些人啊！这样一来，便产生了一个“势力”的词语，对于足以影响我们发展的人们，我们总是愿意竭尽全力为其献媚讨好，就像娱乐圈中演员与导演之间的关系，演员总是需要做一些除了拍戏之外自己并不乐意做的事，尽管不乐意，却还是做了，就是因为导演是一位足以影响演员发展的存在。这样做了之后，本以为便可以万事大吉，可是一系列的焦虑又接踵而至。为了发展，我该向谁献媚讨好？我该选用何种手段献媚？他会喜欢吗？……他不喜欢怎么办？凡此种种，又产生了新的焦虑。
其二，我们如何看待焦虑。
1、由社会原因产生的焦虑。我们只能以变化的眼光看待这些焦虑，历史总是这样提醒我们，历史的巨轮从来都是向前推进的，或快或慢，方向始终没变。
就如经济上产生的差距而导致的焦虑，我们应该深信，政府一直在努力。就如洛克在其专著《政府论两篇》（1689）中指出上帝并没有把地球作为私有财产给予亚当，而是把地球给予了世间所有的人，期冀所有的人都能从中获得幸福和财富的机会。他认为，统治者应该是人民的工具，人民是否应该服从他们，完全取决于这些统治者是否是为广大民众谋福利。这样，一个让人震惊的现代观念诞生了：政府的正当性在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国民获得幸福和财富的机会。
社会地位所导致的焦虑也是如此。在这个全世界都高喊“平等”的时代，我们应该更勇敢地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只是从事的工作内容不尽相同，仅此而已。然后，我们应该能够清楚地区分“尊重”与“献媚”之间的区别。1791年，地理学家莫尔斯把新英格兰描写成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每个人都至少认为自己不比他的邻居差，而且坚信所有的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在美国，甚至礼节规范也凸显了民主。仆人们不再称他们的雇主“主人”或“夫人”，先前对上层的一些尊称如“阁下”也被废除。美国各州都废除了长子继承权制度，女儿和寡妇也都享有平等的继承权。1855年，沃尔特·惠特曼指出，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那里人人平等，不需要屈从任何的权威：
“在美国，天才也许并不存在于政府机构、立法机关，不存在于驻外领馆、作协、高等学府、教堂或各种高级俱乐部，也不存在于报馆和商界……合众国的天才的最佳表达者是普通人……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相处，这些普通民众不知手足无措为何物。选举的影响是巨大的——总统向他们脱帽而不是他们向他致敬……”
2、由个人原因所导致的焦虑。人生在世，我们的自尊完全受制于时时督策我们的理想以及我们为理想所付诸的行动，取决于我们实际的现状同我们对自身期待之间的比率。
这一算式同时也隐含了两种提升自尊的策略：
一、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
努力历来都会与成就划上等号，似乎努力了，成功一定会在某个拐角处向你招手。事实上也是大都如此。但也不乏有成就不与努力匹配的人选，此时周围就会给其贴上不够努力的标签以促使其更加努力，然而如此一来，努力反而增添了一些焦虑。我常常会这样想，商家为了竞争，故意把自己的产品压到低于市平均价格以下进行出售，就会有市场对其贴上恶性竞争的标签，并马上得以整改，使市场有序化。而劳动力被用人单位迫使其付出与成就不匹配的努力，为了得倒认可，常常无偿加班加点，远远超过《劳动法》中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却没有什么机构给劳动力贴上恶性竞争的标签，并遏制这种势头。很多时候，我们更愿意相信《劳动法》只是外交手段上的一种说辞，国务院三令五申的两倍或三倍的加班补贴到了用人单位这里便充耳不闻，更不要谈落实到情况。为了用人单位正常运营，劳动力又不得不努力工作。这样又来到了极其尴尬的场面，努力带来的竟然是又一次的焦虑。所以试图用努力获得成就来缓解焦虑又必须带有一些运气成分。
二、降低对自己的期望。
对于第二个策略的好处，詹姆斯表述如下：
“减少对自身的期望会使人有如释重负的快意，这同实现自己的期望一样，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倘若一个人在某个方面一无是处，而自己仍处之泰然，这将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轻松。如果有一天我们决定不必费心去减肥，也不再为青春难驻而烦忧，我们的生活该有多愉快呀！我们会说：‘谢天谢地，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终于都见鬼去了！’我们给自己增多一份期望，就是增多一份负担，虽然这也可能给自己增多一份自豪。”
与其说降低自己的期望，倒不如说是更加清楚的认识到那些切实可行的期望。倘若你是一名人民教师，你大可不必期望自己能够像国家总统那样日理万机，受人爱戴，也不必期望自己能够像有钱人那样享受极尽奢华的生活。你大可以期望我要如何用专业知识与人格品行影响一届届与你相遇的学生，如何把爱挥洒与学生，又期望着如何获得孩子们的爱。换言之，并不是那种受人瞩目的聚光灯下的成就才能称之为成就，而这种默默无闻的付出也可以成为一辈子为之努力的期望。对于人生期望有了更清楚的定位，便可以减少很多徒增的焦虑。在社会地位上，对自己的地位非常有把握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心思去把成心矮化他人当作某种消遣。傲慢的背后藏着的无非就是恐惧。由于总是感觉自己不如别人，因此才要想方设法让别人觉得他不如自己。在经济上，卢梭对财富的阐释值得我们品味。他认为，财富并不代表占有物的多少，而是拥有多少我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它是相对的，相对于人们的欲望。任何时候，不管我们占有的财物多么丰富，只要我们还在追求某种我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我们就谈不上富有；相反，如果我们总是满足于我们现时的拥有，不管我们实际占有的东西多么匮乏，我们是富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