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部长一言，一石激起千层浪，家长拍手称快，教师义愤填膺，一时间口水笔墨你来我往，家校矛盾由来已久，从教师收礼到校园暴力，现在又多了一个切入点：教师授课的权利和义务。
诸多矛盾，有迹可循的焦点不外乎双方皆认为自己是弱者与受害者，攻击与反驳离不开教师道德，这类辩驳和指摘主观意识过强，依据往往是用一个个案反驳或攻击另一个个案，缺乏同类比较，情有余理不足。
其实，就“绝不允许上课不讲下课讲”这一命题，家长且慢拍手，孰知己方是否为受益者而未知；教师且慢喊冤，“上课不讲下课讲”未必是“脏水”，恰恰是《教师法》赋权，体现了知识经济市场的供求关系。
其一，关于“上课不讲下课讲”的概念界定
作为师德问题存在的“上课不讲下课讲”，应当指的是上课故意未完成课标要求、考试大纲等“国标”内容，鼓励引导学生课后付费完成。
在此，可以对参加辅导班的学生做调查研究，了解以下问题：
1.辅导班与学校老师之间是否有利益链？如：授课者即老师本人，或老师收受辅导班回扣。
这一点应当有据可查，还可以作为对教师违规行为做出处理的证据。各行各业皆有职业道德和规范，违规乃至违法者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无需赘述。
2.授课内容，是未完成的教学任务，还是为提升学业成绩的教学辅助内容？
未完成教学大纲，属教学事故，在教师课外获利之前，在校内已经先受到一定处理和压力。常态是，无特殊原因，来不及完成教学任务的老师，一方面是教学能力问题，另一方面往往会主动加课，弥补失误。
课都上不完的老师，课后还有偿补课，有没有市场？光教学任务未完成这一硬伤，就是老师最大的把柄，被“胁迫”的学生可以反制。遇上这样的老师，学生会不会去补课？估计是会。会不会还是找这个老师补课？这恐怕难。
教师的考核基本上基于教学任务的质与量，学生被教师裹挟，教师被学生的成绩裹挟，一个完成不了教学任务的教师，且不说是不是会被学校淘汰，还能够有余力靠课后辅导获利，于情于理，都缺乏说服力。
所以，现实中更多的情况是为提升学业成绩的教学辅助内容，老师上课不讲，下课讲，这才是我们要讨论的关键：作为现实情况存在的“上课不讲下课讲”。
其二，上课讲什么，是《教师法》的赋权
批判教师“上课不讲下课讲”的一方，较为有力的一篇的文章将这一行为比喻为“公务员明面上不办事，私下以寻租的方式给人办事”，且不说这一教师义务的类比是否确切，但显然持此观点者，大约是不知道，教师的教育教学，其实是教师的权利。
《教师法》第二章第七条分别在（一）（三）中规定：
教师享有下列权利：
（一）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
（三）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
而第八条教师应当履行的义务中并没有提到教育教学活动。
这意味着，教师在课堂，享有组织课堂教学的权利，只要能够完成教学任务，上课讲什么，不讲什么，教师是拥有自主权的。
很长一段时间，正是这样的自主权，激发着教师课堂改革，提升教学能力的热情。
根据教学大纲完成教学任务是基本的，教学改革一直提倡“高效课堂”，提出“课堂三讲三不讲”：“三讲”为讲重点、讲难点、讲易错易混知识点；“三不讲”指不讲学生已经会的、不讲学生通过自学也能会的、不讲老师讲了学生也不会的。在不少学校的教师办公室里，“三讲三不讲”张贴在墙。
如今看来，这“三不讲”对教师能力和经验是不小的考验，比如：
“学生已经会的”，如何判断？万一有那么个别学生，大家都会了他还是不会，老师不讲，对这个别学生而言，是不是“上课不讲下课讲”？
“学生通过自学也能会的”，俨然就是“上课不讲，下课还是不讲”的明证；
“老师讲了学生也不会的”，这个界定更难量化，万一不讲，考到了，算不算“上课不讲”，而辅导班讲了，是不是说明学校老师留了一手，为辅导班谋利？
所以如果“上课不讲下课讲”是师德问题，那么，对于高效课堂的三讲三不讲研究，可以基本否定了：课堂只能做无限加法，不能做减法，任何减法都可能导致部分学生知识权受损，作为教师“上课不讲下课讲”的负面案例。
因此，拍手称快的家长们可能将要面临或者继续这样的教学场景：满堂灌、题海战不断叠加，学生课间时间被拖课充斥，负责的老师声嘶力竭讲到最后一秒也不放学生上厕所休息。
其三，“下课讲”体现知识经济市场的供求关系
“决不允许”已经违背《教师法》精神，是对教师权利的干涉。暂且不谈权利，学校教学往往针对的是大多数学生群体，“不讲”的内容，如果个别有学生需要怎么办？一般是教师免费答疑，也有提优的，补差的，需求较大，于是有了辅导班的存在空间。
体制内的老师有不允许参与辅导班，一票否决的严规，却的确屡禁不止，事实上，部分名师、部分科目甚至供不应求，原因何在？
需求方，将其归因教师“上课不讲下课讲”，推理其诉求，大概是希望“下课讲”的内容放到“上课讲”，这样就不用支付培训班费用了。
按照需求方的诉求，实现提优补差所有内容上课讲，必然导致课堂延时，那么，所谓减轻学生负担的目的能否实现？教师延时工作（且不谈加班费用），劳动者权益如何保障？
供应方，即承担失业风险的违规补课教师，屡屡“铤而走险”的原因，部分因为人情，更多是利益驱动。成倍于学校课时费用的市场价格，正是双方矛盾的焦点。
那么，学校课时费用和市场价格，哪个是教师价值的合理体现？
学校课时费用，尤其是公办学校，有着计划经济时代深重痕迹，教师个体差异不明显，无法调动有竞争力的优秀教师，与之合理对应的是普通教师完成教学大纲的普通课堂。
培训市场价格中包含了福利、保障缺失的风险，而在职教师，一方面享有体制福利，一方面获取培训市场价格，这也是不合理的。
不允许“上课不讲下课讲”的逻辑结果是反对有偿补课。
需求方希望享受免费补课，供应方希望获取既有体制保障，又得市场利润的额外收入，双方的需求都在挑战对方的付出，需求方如不能接受“优质的应当是付费的”、供应方如不能理解作为公办教师，体制保障也是教师收益的一部分，即依存又对立的矛盾双方不可调和，那么所谓“决不允许”，也不过是一句口号。
综上，其一，教学能力低劣的老师，“上课不讲下课讲”，胁迫有偿补课，以培训市场的竞争态势来看，上课都讲不好的老师，想要在“下课讲”中获利未必有市场；其二，有竞争力的优秀教师，课堂效能的提升体现在“上课不讲”，而自身劳动价值的真正实现体现在“下课讲”。“上课不讲下课讲”恰恰更好地调节了教师生态，何谓“决不允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