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家就在我家后面，他母亲也是我母亲最好的朋友，于是从小我们两家便走得特别近。
他家里条件比我们家要好些，他父亲以及整个家族都是做矿沙倒卖生意的，他母亲又读过些书，对他管教甚严。而我们家却相对普通，故而也不怎么管我们。
他们家两兄弟，他是老大，只比我大一岁，却比我高了半个头，精瘦精瘦的，瓜子脸，单眼皮，头发剃得很短，皮肤却很白。他还有个弟弟，比他小四五岁，许是年龄相差太远，他一般是不带他弟弟玩的。我幼时矮小，又不太爱动，他却是出了名的调皮捣蛋大王。去地里偷菜，去山里逮兔子、在后山绑秋千、去池塘拣田螺，但凡每次闯的大祸都有他的一份。不过他有任何宝贝都会巴巴地给我一份，但他弟弟却没有。
我们是一同入的学，也在一个班上读书。不用说，他成绩必定是不怎么好的了，我却很受老师喜欢，坐最前排，当选班干部，还是文艺骨干、少先队员，跟很多女同学关系要好。自然我这类学生是不太合群的，所以总有别的调皮同学来找茬子，往往这个时候他总要站出来替我出头，争吵几句最后总以打架告终。然而我却并不领情，不但不会帮忙，就连事后他被老师罚留堂，我也不会等他，自顾陪其它小伙伴们有说有笑地回家了。如今想想，小时候的自己真是讨厌得很。
小学的几年里，每次期中期末我都是极开心的，因为我都有“三好学生”或者“优秀班干部”的奖状领回到家里。他是从没有的。有次考试完老师要求必须得拿试卷给家长签字，我因为考得很好，早早给父母签了还获得了一顿夸奖。晚饭后便听到他们家闹得鸡飞狗跳的，除了他照常的哭喊，还夹杂着他母亲的打骂声，原是他不知从哪找了个红笔，竟把试券的30分改成90分了，但这些小伎俩怎能瞒得过他母亲的眼睛呢，于是被他母亲用竹条狠狠地修理了一顿。邻居们都纷纷前去劝解，我也跟了过去，透过他家的窗户，我看到他脱光了上衣跪在地上，张开嘴嚎啕地哭，眼泪一直流到环抱着身体的手臂上，身上一条条红色的鞭痕清晰可见，他母亲紧紧攥着竹条，一声比一声严厉地喝令他把手放开，要他保证不再犯。我瞄了一眼便赶紧转身走了，因为早听说她母亲打起他来可是肯下狠手的，竹条抽完还要用上盐水，一想起我不禁后背发凉。
后来这事便成为他的笑话了，那些爱开玩笑的大人每回见到他总要笑着调侃他：你下次考个0分罢，那样只需在前面加个9，你妈便认不出来了。
但他是不大长记性的，过段时间也就忘了，照样地每天胡闹，似乎那时候他根本没心思在学业上，成天领着一群小跟班到处厮混。因为家里给的零花钱多些，他还常带大家去买零食，自然每回也是有我份的。有一次他悄悄拿出一张50元大钞，说要带我去买好吃的去，我当时因为是要做作业还是干什么没有理他，结果后来他买东西时被校长逮个正着。因为校长和我们父母都是乡邻，疑心他从家里偷了钱来，便把钱没收了，回家转交给了他母亲。结果当晚又是一场大战，据说那天她母亲把他吊在楼梯上打，怎么劝都劝不住。我母亲去劝完架回来，也是觉得他太调皮，并严厉警告我不许学他的样，让我以后尽量少和他玩了。
许是听了母亲的话呗，或者是因为我本身不喜欢他那样好动，日后便逐渐疏远他了，但他照例是对我极好的。有时候来我家给我母亲送东西，总要再我和说些好玩的事，但每次看我兴趣淡淡的，也就默默走了。
然后到了上五年级，我们到了镇上念书，离家是有些远了。我并没有和他分一个班，见面的机会自然少了。我照例是那种不太合群的好学生，仗着老师喜欢也不屑和其它调皮学生玩的。那会正是港台古惑仔最红的时候，即使在小学里还分了好多个帮派，据说他是常混迹于那些“帮派”之间的，但因势单力薄，也只是被人当冤大头请吃喝那种。这些“帮派”几乎就是学校里的霸主了，看不惯谁就会欺负谁，所以我愈加不同他往来了。
有一次，我在学校外面小外部买东西，被几个小混混学生拦住了，牛逼哄哄地问我们身上有没有钱，意思是要“敲竹杠”的样子，然而我又不肯给，眼看着他们准备上来打人了。他突然像个盖世英雄一样出现了，也不过是一个人，却大义凛然地护在我面前，像电影里大侠客那样说：“这个是我兄弟，你们谁也不许碰他。” 但现实总比电影里的要来得残酷，那帮小混混三两下就把他给修理了，连门牙都打掉一颗，鼻子还受了伤。我那时竟然丝毫没有要上来帮忙的意思，还怪他好事逞英雄，丢他一个人在那里被打，自己径自走了。
这件事情让我后来很多年都不能原谅自己，当然，后来他父母也知道了，除了责备他不许跟人打架，许是也说了什么，总之，他便真的与我生分了起来。
后来，没过多久，他们便举家搬到县城去，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然后接着这20年，我继续读书，远行、工作，似乎认识很多很多朋友，那么气味相味又那么肝胆相照，最后都散落天涯，难觅踪影。或许曾经历的那些友谊也都是真的，但各自现在的生活明显更为重要。
只是，我再也没有遇到像他那么对我好的朋友了。
可惜，当年连句再见也没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