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因说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一种观点，认为有“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组成，其中目的因是终极的，是最重要的。他相信自然界的每一件事物都是有其目的
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把亚里士多德看成是系统思想的始祖，并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整体大于它的各个部分的总和’ 是基本的系统问题的一种表述， 至今仍然正确。” 这一点在学界已得到公认。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系统思想是贯穿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一条红线，特别是其"四因说"的真正灵魂。这种观点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及自然哲学的新透视，可能导致一种与传统观点大异其趣的“格式塔变换”。
学界公认，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集大成者，其著名的“四因说”便是集大成的产物。然而具体来讲，“四因说”是怎样集大成的？在学界还缺少一种清晰的说法。“四因说”是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四大学派及随后思想发展的一种独到的概括和总结，一种全新的提炼和升华。
关于“四因”的来源，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实际上有所提及。首先，“质料因”即“事物所由产生的，并在事物内部始终存在着的那东西”，来源于以泰勒斯为首的米利都学派以及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显然，从泰勒斯不定型的“水”到德谟克利特抽象的“原子”，作为万物之本所强调的都是“质料”的始基作用。其次，“动力因”即“那个使被动者运动的事物，引起变化者变化的事物”，来源于赫拉克利特的“火”和恩培多克勒的“爱憎说”。毫无疑问，以“火”为万物之本所强调的是其善变的动力作用，而“爱憎说”进一步把动力划分为吸引和排斥两个方面。再次，“形式因”即事物的“原型亦即表达出本质的定义”，来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和柏拉图的“理念"。不难看出，以“数”和“理念”为万物之本所强调的实际上都是：“通式”的定性作用。最后，“目的因”即事物“最善的终结"，可追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和阿那克萨歌拉的“理性”。因为，以永恒不变的“存在”为万物之本所强调的是因果的同一性，而以“理性”作为安排万物秩序的“善”更表明了其趋向性。通过对古希腊自然哲学发展的历史回顾，亚里士多德指出：“人们似乎都在寻找我在《物理学》中指明的诸原因，我们再也没有找到过其它原因。但是他们的研究是模糊的；他们有些象是说到了，又象全没说到。” 可见，通过“四因说”可以对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各流派和学说，进行一种“对号入座”的整理。
作为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功绩首先在于指出了“四因”在自然界的普遍性。其中“质料"、"动力"、"形式”的普遍性是不难想象的，而“目的”的普遍性则颇有争议。对此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说明的：“若有某一事物发生连续运动，并且有一个终结的话，那么这个终结就是目的……须知并不是所有终结都是目的，只有最善的终结才是目的。""无论在技艺制造活动中和在自然产生中都是这样，一个个前面的阶段都是为了最后的终结……既然技术产物有目的，自然产物显然也有目的。因为前面阶段对终结的关系在自然产物里。
“四因说”对科学的影响从古希腊一直延续至今天。譬如，最近有学者[1]提出了进化“四因说”，认为基因是遗传的质料，基因组储存了生命形成的原则（形式），个体在初生动因（太阳光能）和次生动因（遗传的、生理的、生态的）的联合驱动下，通过求生（一种次生的目的性），推动着种族的延绵与分化。进化是以无数个体生命为载体的一种生命运动，它也是一种物质运动形式，虽然比物体的物理学运动要复杂的多。生命存在的实体—个体是质料、形式、动因和目的的统一，其自身是多种生命层次运动的复合，也是诸多类型运动的复合，这些进一步形成了种族的生命运动—演化或进化。
《西方哲学史》一书关于四因的解释
下文摘自弗兰克·梯利《西方哲学史》
因果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应用要比在近代科学中的应用广泛得多：事物的出现所必需的条件都被称为原因。亚里士多德确认了在任何过程都起作用的四种基质或四种原因：
（1） 质料因，他理解为天然的、未分化的材料，事物就是由质料因构成的。米利都的自然哲学家在试图用水、气或其他某种物质性基底解释世界时就引入了这一原因类型。亚里士多德用雕塑家计划塑造其雕像所使用的无形式的青铜来阐明质料因。
（2） 形式因是指当事物完全实现其目的时，在事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模式或结构； 形式因是事物本质上的所是。一个雕像的形式因就是雕塑家所想象的关于这座雕像的一般计划或概念；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和柏拉图的形式相对应。
（3） 效力因或 动力因是积极的作用者，将产生的事物作为其结果。正是通过动力因，事物得以产生。雕像的动力因包括雕塑家在工作中使用的凿子或其他工具。
（4） 目的因是引导过程的目标或目的； 目的因是制作事物的目的。在雕塑中，目的因是充分实现雕塑家目的的完整雕像。
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每一个个体事物都有一类原因。所有事物，不论是自然物、有生命的植物、动物还是人造物都可以 通过所这者四种原因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