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是道德治国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形成了道德互相约束的关系，而不是靠规则与法律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形成人情社会，每个人的前途或者生活状态更容易依赖你周围的人和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中国会有很明显的“拼爹”现象，造成生活在底层人们的强烈不满。但是这种不满并不会转化为前进的动力，底层农民很少有主动改变自已生活现状的愿望：或者出于没有门路的原因，或者出于安逸，或者怕种种的困难。

事实上，对于国家来说，进步是互相的，不公平的状况是不能无限积累的，有时候有些苦楚一定要发泄出来，不能让别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吊在半空中。要给底层人们一定的发泄途径，这个途径可以是娱乐、甚至一些不那么见光的东西。水至清则无鱼，不能包容一点黑暗的社会是最黑暗的社会。一个社会可以是无为而治的、可以是与民休息的，但绝不能杜绝了一切的黑暗和娱乐，而是要与民同乐。

就像子贡认为鲁君不应该杀一头羊来祭祀时，孔子却说：“子贡啊，你爱那只羊，我却爱祭祀这种礼。”就如同祭祀似乎是不文明的、虚假的，可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却是必要的。人真的就不需要信仰吗？中国人真的就没有信仰吗？不是的。中国人信仰天地、山川、鬼神，认为万物有灵。只是没有发展到西方的那种地步，认为我们只有一个最高的神。在这种分散的信仰下，就淡化了信仰的宗教色彩，你说一个神，我信一个神，有信观音的、信佛的、信关公的、等等。在西方因为宗教问题而打的头破血流的情况屡见不鲜，中国却从没有因为信仰的问题而动干戈。

“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这是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例如中国的新疆和西藏的少数民族经常闹事，中央就拨款大力扶植他们。在这些少数民族富起来以后他们闹事的可能性就会下降，但会导致汉族人们的不满，只能短时间缓解民族的压力。

中国历史上征服少数民族地区更多的是靠联姻，把公主嫁给少数民族的大王。中国的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也是作为和亲的筹码嫁给了匈奴王父子，试图用这种方法一点点的汉化与影响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历史上的元朝、清朝表面上是少数民族征服了汉族，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文化比不过汉族的文化，最终还是被汉化了的。就如同不是罗马人征服了希腊而是希腊征服了罗马，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都是被希腊先进的民主文化征服了的，最终也是由于对民主的追求导致西欧难以形成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能够“容”不是一件坏事，可还是要依赖于先进文明的发展，有一套强有力的包容的文化才是王道。只有心悦诚服的服从才叫权威，强制性的都是不持久的，所以《三国演义》开篇才会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必须是不断进步的，有能力纵横捭阖的。

中国的农民是隐忍的。历史上总是讲重农抑商，商业得不到发展，就会使农民一直束缚在土地上，没有其它的机会接触更多的世界与机遇。这种作风自然是利于统治者的，人各乐其乐，各自过着忧愁或快乐的生活，在各自的爱恨情仇里一代又一代的过着，在个人的短暂的生命的历程中似乎这样的日子是无涯的。可是终究有黄土地养不活不断增长的人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受苦的其实还是最底层的人。

中国的农民总是会揭竿而起的，这是所有统治者都害怕的事，这种揭竿而起会造成社会严重的动荡，可是这个过程从来没有停止过。

很多人最羡慕的一个时代是宋朝，那个时候代替原先统治者的不是揭竿而起的农民，而是赵匡胤——一个将军黄袍加身。出身上层的他会很容易搞懂权术的玩法，使宋朝尽快进入正轨，获得更多的安定更快实现繁荣，宋朝的GDP总量曾占世界的80％之多。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仅仅是中国式，可以说东方佛教系的宽容。这种宽容带有居高临下的意味，总是不能让人心悦诚服的接受。正如你高高在上，我是一个十恶不赦、杀人不眨眼违背人性与道德的恶人，本该下十八层地狱。但你可以度我，可以放下这些，度我脱离苦海。这种渡人的心态和西方是多么的不同啊！

西方耶稣说，“别人打你左脸一巴掌，你要把右脸伸给他”。不把别人设定的人格多么坏，自已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大家都是平等的，你也有打我的权利，我们平等的互相进步。东方就不一样，任你翻江倒海，放纵到杀人放火的地步还告诉你，可以成佛，没有给他以应得。这样的人成佛了以后反而是一种折磨，想着自已的恶该是多么的痛苦啊！为什么不在他一开始犯错的时候就感化他，卑微一些的对待他，不让他内心的黑暗达到无法遏制的地步呢？总是让农夫与蛇的问题一再发生，然后还要度蛇成佛。

中国的家长专制式也是这样，“我是你妈，我是你爸，你得听我的”，家长们这种居高临下是一种不好的做法。不断挤压孩子的创造力与自主性，没有独立的人格与尊严，只作为家长的复制品出现在世界上。更不然就是另一种情况，把孩子捧在天上，暖在手里，化在心里，孩子是自已的神，自已的全部，是度自已过漫长苦海的人。长久如此必会给孩子在社会中的成长造成比专制型家长更多的困难，在他的眼里看不到其他的人了，他的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你这得到，外界对他的重要性就将极大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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