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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早期，都是经常迁都的，这种迁都，往往都是以一种「大都耦国」的形式发生的，尤其是商代，所谓的兄终弟及。
其实，是一王朝内的改朝换代，就是一个封弟的封地替代前一个国都。
当然，到了周代呢，因为搞的是嫡长子宗法制和分封制的混合，这二者就会发生一个动荡的后果。
就是封臣庶孽替代嫡长的局面，所谓的曲沃灭翼等局面。
但是这本身就是一个现实的政治经济的发展的结果：因为在早期的生态条件下，以及生产水平下，一个中心的生态承受力，是无法承受快速发展的一个中心区的人口和经济的。
加之以是分封制，所以必然的结果，就是会出现由于生态承载力的空间而导致的中心转移。
《左传》的那个「大都耦国」思想，是人为地限制第二中心的出现，强调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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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客观地说，之所以搞分封制，除了是行政管理能力做不到，生产能力支撑不了那样的一个上层建筑，也是为了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就是多个中心备份候选。
一个长久的王朝，甚至不仅仅要考虑一个区域内的生态承受力，还要考虑整个大的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与气候带推移同步的农业带的迁移。
所以，像是周这样的王朝，也会有迁到洛邑的东周，而这个洛邑，是周公作为接受诸侯朝见的宗周来建的，一开始就是第二中心。
周有两个中心，一个是成周，就是镐京；一个是宗周，就是洛邑。
周迁到洛邑，才把成周之地委于秦，秦人取之即为秦地。
到了五百多年之后，秦人强大后东收周室，其实是这一波历史周期完成。
秦以后，主要是以郡县制的行政建制，这个时候生产能力可以支撑这样的一个上层系统了。
但汉的长安城，也仅仅支撑了二百年。
此后北方国家，都是在长安洛阳，以及洛阳周围的许、邺等地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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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隋代周，隋人放弃在龙首山以北的汉长安城，改在龙首山以南新建都城。
当时叫大兴，后人还是叫长安。
杨坚仍然在山河以东建立很多行台，由诸子充任，有一种不分封的分封的形态，杨广初年还打了一仗。
但杨广也建立了东都作为第二中心，还把江都作为第三中心。
杨广是以长安统原来北周的区域，以东都统原北齐区域，以江都统南朝区域。
杨广基本上设立了不止三套中央政府班子。
这样不同的旧王朝区域的地方系统，就可以就近到各自的中心去进行述职等工作。而这也是杨广要各处巡行的原因。
在某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认为杨广的隋朝是一个以杨广为共主的三个中心政府。
杨广通过三个政府互相制衡。
然后杨广自身还带着一个更为强大的巡行政府。
杨广在每个政府那里都安置了一个孙子，作为一旦有变时可以顺位继承的新的皇帝。
而这也是杨广在江都被杀后，李渊会以关陇贵族统治长安，王世充会统治东都的原因。
因为杨广是在江都被杀的，所以江都的安排被冲淡了，杨广随行的关陇军把杨广在江都的安置都杀掠一空。
这个时候另一件事，就是大运河的修建。
大运河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保证了在以长安为都的背景下，可以调集全国的物力，包括江南的物力来支撑以长安为中心的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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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与杨广有相似处，所以武则天也跑洛阳去了，改东都为神都，直到她晚年准备交权回李家，她才回到长安。
到了中晚唐，随着阿拉伯哈里发国家、吐蕃和回鹘对丝绸之路的阻断，南方的经济作用开始超越北方，长安的唐朝的存灭，其实都取决于南方的贡赋。
安史叛军虽然两次取得东都洛阳，但都只能以惨败告终，根本上都取决于江南未肯纳贡。
相反，在叛军控制洛阳的时候，贡赋会绕道汉水，迂回供应到四川以及长安。
在后期的藩镇割据中，河朔三镇时叛时降，却不能真正威胁唐朝生存，也是为此。
唐朝后期经历多次高层动乱，包括被吐蕃两度打进长安，以及泾原之乱等等，每次另立中央者，都失败在于没能取得诸镇的贡赋。
而唐天子多次逃往奉天，但仍然能够在奉天得到各地的贡赋，能够支持其中央机构的运作，哪怕有的时候会维持得很艰难，朝不保夕。
也因此，每次唐天子一旦面临风险就逃往四川，因为可以收得本地的资源，也可以收得贡赋。当然在四川收贡赋是象征性的，最关键是这些贡赋不会给了敌人。
从安史之乱开始，唐代的几个重要的财赋官员曾几次对漕运通道进行过提效，并且创造了几条备案。
唐朝末年，黄巢所以可以一路攻打进长安，是因为黄巢是从淮南带着贡赋进京的，而唐朝的防兵都已绝粮。
当黄巢进京之后，唐僖宗到了四川，这个时候，黄巢就把自己放进了绝地，而唐僖宗反而不用愁后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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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之后，运河沿线的藩镇都有离心倾向，而贡赋运输线以外的区域，都陷入了生存困境，所以会出现蔡乱。
然后因为对贡赋存余的争夺，发生了淮南之乱。
唐朝想用朱温即朱全忠来收拾运河生命线，任命为宣武节度使。
但朱全忠平定蔡乱之后，朱全忠就坐大了。
后梁灭唐，本质上就是对贡赋的截流。
朱全忠劫迁天子到洛阳的时候，应该并没有想过要篡唐，大概只是想把中央机构迁到东边，可以减少不少朝贡的负担。
只是这个行为没有退路了。
朱全忠与其西其北军阀的矛盾，从根本上，就是截流了财政资源后，这些地区的财政补贴就没有了。
所以这些藩镇都表现得忠于唐朝，其实是想至少恢复在唐朝下的财政保障。
但是东南藩镇对后梁篡唐都表现得无可无不可，是因为这样可以减轻财政上缴额度。
据说在晚唐，发生一次河流改道，因为这次改道，汴州，即大梁，成为新的运河水路的中心，洛阳地位随之降落。
而这是从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到北宋，都以开封为都城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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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之所以失去幽州，又没能阻止定难军发展为西夏，根本的原因就是宋人想减轻财政负担，而对于辽夏而言，需要用武力胁迫来强制宋人以岁币的方式进行财政支持。
辽人曾经在947年打进后晋，然后直接统治，一场打草谷，打得饭都没得吃，只好跑路。
所以1003年，萧太后兵临黄河到达澶州，最后与宋人媾和，就是对于辽人来说，真打下来，没法子管理，还不如让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每年给自己交保护费保险。
也是因为这条运河，到了元人统治的时候，把运河取了个直，走了山东道。
所以从这时候开始，原来都是山东盗贼四起，变成了河南赤地。
到了明朝，就有了南京北京两个中心，两套班子。
这也是为什么李自成一进顺天府，应天府那里福王就称帝了的原因。
一整套班子在那里，至于有没有用，是那个班子的人员问题，但是班子是满员的。
事实上到了明清，基本上就是南直隶养北直隶。
所以太平天国占了江宁，改称天京，对应的就是北京城里成堆地人饿死。
借着荆扬之争的旧怨，湘淮军平定了江宁，结果，就是湘军控制了清朝的命脉。所以慈禧才要安插马心贻，才出了刺马案；然后慈禧反击，才搞出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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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以南经济系统，是江湖，就是长江及其支系水路，然后通过运河与北方中心相连接，所以江北是镇江，江南是江宁。
但是由于对外开埠，原来松江府的上海在对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加之英国人的海权的路子，通过海陆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所以上海逐步取代了南京。
所以到了新中国，几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北上广深。
深圳是因为靠香港，是口岸作用，广州是珠江口。
广深之间的关系接近于南京与上海，但由于运河的停滞废弃，南京无复当年的作用。
现在铁路成为新的重心。
所以广深其实是一个中心的不同作用下的二分。
由于中国高铁的快速建设，中国正在发生新的地缘变化。
所谓的环渤海经济带，所以发展不起来，关键是没有一个系统的主干，这要等环渤海高铁建成。
但中国还在筹建延海和延边两条高铁线路。这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地缘改变，实在还不好武断地估量。
大势如此，其实谁都很难改变，就像谁都不可能改变高铁的高速发展。
而这个格局的改变，大概是会对一切旧有的既得利益。
在这样的巨变面前，总有人捞得，也总有人会陷里面出不来，因为房地产不像股市，不是可以快进快出的地儿。
雄安是否能成为副首都，其实不重要，但中国正在选择新的中心城市，这是很显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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