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笔王铎”与村上三岛
邹涛（旅日艺术家）
在日本，一提起王铎（1592-1652），总会联系到一位日本书家，就是村上三岛（1912-2005）。在河南孟津“王铎故居”，正门悬挂着的《神笔王铎》牌匾，最初是村上三岛先生的手迹，现在挂在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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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0月，村上三岛带领众多弟子，以朝圣之心前往孟津参拜王铎故居时，孟津王铎老家的子孙们都已经忘却了这位“神笔”先贤，村上在王家祠堂中找到了堆放在一边的《琅华馆帖》，看得出已不知多少年不被人所重视了。当第二年村上再次拜访王铎故居时，发现故居已大不一样，《琅华馆帖》已经得到了整理。可见，村上及其弟子们的到访，推动了当地的“王铎”热。那时，市场上流行“出口转内销”，正好可以来形容当时王铎的情形。
村上三岛学习王铎始于二战前，已有数十年，但他却有一事不明而耿耿于怀，就是他藏有王铎长条幅《雒州香山作》等等作品，发现王铎作品中有积墨在绫上不规则流动的特殊现象，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才能造成这种现象这个问题王铎同乡、著名书画家董寿平先生给村上做了解答，并实际演示了王铎悬空书写的特殊方法。（见附图1）董寿平请人将长绢悬空拉直，他站在左侧，提笔作书，积墨开始往中间方向流动。董寿平的演示，不仅解开了村上先生几十年来面对的王铎《雒州香山作》中积墨的不解之谜，也为“孟津故里忘却了王铎”挽回了面子，更显示了国内书法家、学者对王铎的研究和本来就具有的真正实力。从此，村上与董寿平结下了深厚友谊。
1985年，河南省和日本王铎显彰会在河南联合举办了王铎书法展，展示了王铎的长条巨制，对河南书法界影响极大，一时间，河南王铎书风兴盛，在国内书法界也引起了极大反响。当今书坛的巨制展品，实始于河南书法界，而归功于王铎书法。从此，短短二十几年，王铎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沉寂后，又在中国书法界形成潮流，为书法学子们所景仰、学习。人们真正认识了这位书法史上继颜真卿、米芾、赵孟頫以后的主要书坛代表。吴昌硕极为推崇王铎，称其“有明书法推第一”。享有“当代草圣”之誉的林散之评价王铎是“自唐怀素后第一人，非思翁、枝山辈所能抗手”。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评价王铎“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了。”启功先生用七言绝句盛赞王铎：“笔阵声威四海闻，敢移旧句策殊勋。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此余论书旧作，每以题孟津真迹。后二句为倪云林赠王黄鹤句，非孟津谁克当之。（跋王铎《临淳化阁帖草书卷》，另见《论书绝句一百首》）
然而，王铎的沉寂是有客观原因的。王铎与黄道周、倪元璐一起成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之后，不断晋升，历任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少詹事、经筵讲官、东宫侍班、南京礼部尚书等。王铎身逢乱世，仕途坎坷多艰，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殉于景山，满人在北京建立了清王朝。而王铎在南京拥立福王，任为东阁大学士。当顺治二年豫亲王带领清军攻陷扬州，福王逃往芜湖，留王铎守“江宁”（南京），他同礼部尚书钱谦益等开城门降清。他的两位同年好友：倪元璐悬梁自尽，黄道周抗清而被俘，宁死不屈，被清廷杀害，而王铎却做投降。尽管降清后官位依旧显赫，逝后赠太保，谥文安，由明朝旧臣变为清廷新贵，但由于变节，在“人品即书品”的年代，自然而然遭受排斥。甚至，在乾隆时期，查毁了王铎的书刊，并将王铎列入《贰臣传》。从此，王铎书名被淹。尽管历代书法家们都很喜爱王铎书法，但还是敬而远之。包世臣只把王铎列为“能品”，能算公道吗沙孟海说：“历来论艺事的，并注重到作者的品格，王铎是明朝的阁臣，失身于清朝的，只这一个原因，已足减低他的作品的价值好几成。”（《近三百年的书学》）王铎的艺术与价值观出现了乖离，艺术的高超，历时三百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日本书坛历史上其实也用有同样情况。据村上三岛先生回忆，在他二十出头时，观看京都“平安书道会”每年举办展览时陈列的“明清名品展”，就被长条巨幅的王铎书法所吸引，曾问时任平安书道会副会长的长尾甲（吴昌硕的好友）：“王铎书法怎么样”长尾回答很干脆：“当然好啊！”又问：“可不可以学 ”，回答：“不可以！”在当时日本关西书坛，书法只可以学“二王”，那可是金科玉律，不可越雷池的。当村上三岛最初以王铎书风发表作品时，遭到了老前辈们的一致苛责，以至不得不离开当时的所属团体。然而，村上致力于王铎书法，得到了关西地区书坛权威辻本史邑的支持。当有书家指责村上学王铎是“搞什么名堂”时，辻本说，村上君在学王铎啊！其实我也在着手研究呢。就这样，王铎书风在关西地区开始慢慢有了星火并渐渐开始燎原。
日本书坛传统书风占绝对优势，而传统派书法体系大致可分为两大地方阵营，即关东（以东京为中心）的碑学体系和关西（以大阪、京都为中心）的帖学体系。关西地区的帖学体系，确切地说是以王铎为主要书风的帖学，且，这一体系在不断扩大，大有覆盖全日本之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关西地区甚至整个日本书坛，有“后王（王铎）胜前王（王羲之）”之说，由此看出王铎在日本书法界的影响程度。而这一体系的的开派者，正是村上三岛。
王铎作为明末清初的大家，其作品何时开始流往日本，已难以考证，据笔者所见日本公私藏家所藏王铎作品装裱、题盒以及相关资料情况看，早在清初就已经有作品传往日本，受到日本书法界、茶道界的欣赏、喜爱。只是，真正在书法界产生影响，则是从村上三岛等关系书法家们临摹、学习王铎书法开始的。村上三岛于战后书法加入官方的艺术展“日展”成为第五科后第一回设立“特选”，就得了奖，“王铎书风”得到了书法界的认可，随着村上三岛先生地位的上升，追随者王铎书风的书法家越来越多，逐渐成为战后关西书坛的主流。现在，王铎书风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关西地区，其影响遍及整个日本书法界。大东文化大学、东京学艺大学书法调查显示，“王铎”在明清书法中的人气指数为第一。
王铎书法作品，也因村上三岛先生等书法家们的大量收藏而成为抢手货，价格也不断飙升。二十世纪末的国内拍卖会的王铎作品，几乎都被日本买家购往日本。两千年后，国内市场开始发生了变化，随着国内市场的升温，日本藏品开始回流，不仅是那些九十年代的拍品，清末流出的历代名迹，如米芾《砚山铭》，还有更早时期传往日本的历代名品，不断出现在国内市场上。本次听说匡时拍卖征集到了村上三岛珍藏多年的王铎《雒州香山作》等名品时着实吃了一惊。村上先生视王铎为生命的珍品，因其仙逝而使这样的古代书法名迹回到了祖国，岂所谓“聚散皆因缘”耶！这些早年传往日本，在东瀛影响了几十年，影响了关西书坛，甚至影响了整个日本书坛的名品，在匡时拍卖会显身，其意义已远远超出王铎书法作品本身了。
论及书法，固然不可以不谈“二王”，中国书法自“二王”之后，可谓是百家争鸣，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书法家，他们深受“二王”书风的影响，王铎也在其列。王铎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书家，但王铎对“二王”书风的继承与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增加乱头粗服，点画狼藉的狂怪用笔，而是大胆的注入了自己的狂放的豪气，使章法极尽歪斜，纵横之能放，造成字势的倾倒紧迫，气势奔放，势不可当。他把纵列种的横笔突出与大小粗细的提按纵放想结合，造成恣肆任性，摆动强烈的鲜明对比。墨色的浓淡、干湿与结构的疏密、聚散相互为呼应，含蓄多变，风神洒脱。“涨墨”使作品出现雄强豪放、苍老粗旷的艺术个性。狂笔缠绕的连绵与逸笔跳跃的节奏，纵横奇崛，节拍适宜，表现出憾人心魄的磅礴力量。
谈到王铎莫不想到他独特的涨墨效果，把“涨墨法”用到极致的以作于1640年的《雒州香山作》最为著名，在此作中，中我们能看到因涨墨而造成一个字笔画之间的粘合，有时笔画之间的空间完全被墨晕没，由于笔蓄墨很多，墨在字中间晕开，使字的边缘呈不规则状，就仿佛在刻章时由于快速运刀所致的不期然的崩裂效果。但在王铎许多作品中运用涨墨可以说是一种相当精微复杂的艺术尝试，此涨墨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挥洒，加强了字与字的对比张力，增加了观者的品读性“涨墨”可谓是王铎在书法作品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妙笔，观其整张作品，其墨由湿渐干，由于渐枯，润燥相间，节奏有生，尤其是巧用涨墨来粘并笔画形成块面，一方面简洁形华，避免琐碎，另一方面造成点、线与墨块的对比，纵而能敛，势若不尽，意味无穷。
《雒州香山诗轴》诗见于《拟山园选集》五律卷一，集中载有两首，此为其一。洛州香山，即洛阳的香山寺，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生前曾居于此，死后亦葬于此而得名。王铎另有行书《香山寺作诗轴》（见附图一），从两诗的内容看，一为描写秋冬之际的景象，一为描写夏季的景象，所以不是同时之作。
署款中的“孟坚词翁”，与其传世名作行书条幅《万骑争歌杨柳春》（见附图二）中的署款“孟坚老词坛”是同一人。《拟山园选集》卷二八《黄梓山奏议序》中言及此人：“余为诸生时，辽事溃，即问梓山公争勿轻战，欲以全力蹙敌。后二十余年，始交御史黄鹤岺，金吾黄公孟坚。孟坚示梓山公奏议……。”这里的“辽事溃”指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一六一八）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名，誓师伐明事。明朝初无防备，努尔哈赤率军先攻抚顺，继取清河堡，运挫明军，全辽震动。是为后金政权建立后，公开与明朝对抗的开始。这一年王铎二十七岁。又据文中“后二十余年”云云，知王铎与孟坚交往乃始于四十八、九岁的时期（崇祯十二、三年）。另据“庚辰正月十宵”，知此作书于北京。
清和帖
此为作者临王羲之名作《清和帖》。末款“癸酉，王铎。”作于崇祯六年（1633），王铎时年42岁。此轴书法率意洒脱，虽临摹原贴之形，但笔法上亦不受其束缚，行笔挥洒自如。师其意，得其大略，而于法度之外另辟蹊径，不拘一格，显示出一种恢宏的气度。虽为中年所做，但也为王铎书风初成时期的精品
释文：贞观六年仲夏中旬初，偶诘兰若，猥辱见示诸家书，遍得看寻，以顿醒滞思，各甚嘉妙，今昔孰为比肩，至于兴叹耳，可珍珍重重，因书此叙于其后。渤海郡率更欧阳询记之。
在明末善书巨帧长轴的的书家中，或因追求秀逸而至笔力孱弱，或因放笔一泻而至章法平平，唯有王铎，以雄强的笔势，融入二王的古典雅致，拓而为大，有纵有敛，既痛快，又沉着。吴昌硕曾赞王铎：“有明书法推第一，屈指匹敌空坤维。”王铎十岁开始习书法，十三岁临写集王《圣教序》，钻精习之。自谓“予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
王铎一生十分重视对经典的临摹，在创作中不断地融入新的理念。此为王铎临唐代欧阳询《兰惹帖》，出自《淳化阁帖》，王铎对古人无所不学，尤其是晋唐人更是他主要的学习对象。此作用笔转折顿挫，跌宕起伏，用墨枯湿浓淡，淋漓酣畅，时如江河决堤，一泻千里，时如飞瀑急湍，左奔右突。章法之分行布白，题名落款，变化万千而无不精妙。
王铎创造出了一种与书风相适应的线条，他用笔多变，方圆正侧，线条刚柔相济，可以感觉到线条极大的韧性。他用墨由湿渐干，由干渐枯，从浓到淡，从涨墨到渴墨，润燥相间，运用自如，具有独特的节奏感。他还成功地使用涨墨法，以墨的流动来形成块面，造成块面与线条的对比组合，增强了表现力，增强书法作品的神采。及至晚年，他的笔法更趋沉稳，大有晋唐风范，而时见崎侧的结字和点画，则呈米字痕迹，工稳中见跌宕的书风，为书家之大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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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江上作诗轴》作于1645年，这一年也是王铎降清后的第二年，王铎此时的心情可谓是复杂万分。此件行书轴是王铎为其七舅陈具茨所书，读罢此诗，不难体会王铎当时的复杂心情。一句“一身无不可，清梦落何乡。”道出了王铎无奈、失意、空虚、颓丧的心态。一腔热血无处投放，只好把奔腾的情感寄托在纤弱的笔管，以文人微薄之力彰显著书法艺术的光芒。此件行草巨幅立轴笔力惊绝、气势磅礴，章法跳跃，表现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内心的冲撞。此作的用笔和结字都是在熟练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挥了二王和米芾的特点，章法主要以平稳为主，但平稳而不觉板滞，这就是王铎行书艺术的高明之处。
《宿江上作》正值王铎盛年书艺超迈、直窥晋唐之时。他的书风完全确立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可见此件作品当为其成熟行书面貌。通观作品，毫无造作之态，点画雄浑，笔墨醇厚，一气呵成，气势磅礴。
从书法艺术本身上看，此作用笔主要以中锋为主，本着“八面出锋”的笔法要领，在运笔当中，圆中有方，方中蕴圆，用笔圆融，直截了当，而又不失含蓄，同时又参侧锋以增劲健之势，抑扬顿挫，变化万千，偶出颤动之笔，使作品生动活泼，墨色由浓及淡以至到枯，层次丰富，自然，呈现出奇肆风骨。在章法上也有其独到之处：结字精密，姿态欹侧，变化无常，疏密有致，大小相间，参差错落，追求奇险；同时字与字独立存在，但字与字之间不失气脉，整体于大小、长短、方圆中见平衡。究其用笔，主要以中锋为主，本着“八面出锋”的笔法要领，在运笔当中，圆中有方，方中蕴圆，用笔圆融，直截了当，而又不失含蓄，同时又参侧锋以增劲健之势，抑扬顿挫，变化万千，偶出颤动之笔，使作品生动活泼，层次丰富，自然，呈现出奇肆风骨。在章法上也有其独到之处：结字精密，笔意连绵，姿态欹侧，变化无常，疏密有致；同时字与字似连非连，整体于大小、长短、方圆中见平衡。作者的随心所欲和不拘一格却体现出“乱而不乱，不齐之齐”的艺术至高境界。
王铎此书质朴自然，古趣横生，兼有二王之流美、颜柳之雄强、米黄之奇绝。虽狂却不粗野，虽奇而不怪诞，笔法精熟，收放自如，刚柔并济，奇正相生；犹如交响乐章，起承转合，回护跌宕，美感在曲折掩映之中，真可谓下笔如有神助也。正如顾复所云：“工力精到，三百年一人也。”
王铎在上一年夏季来到南明朝中，任次辅之职，是年五月，王铎“同礼部尚书钱谦益等文武数百员，出城迎豫亲王，奉表降。”这件作品款署（乙酉上元灯下书于秣陵），知为降清前四个月所书。秣陵即指南京，诗题“宿江上作”，当为即事抒怀之作，约作于崇祯十六年春季沿运河至苏州的途中。南明朝廷，偷安一隅，不思恢复。《明季南略》卷二“二月纪”中记云：“二月二十一日，王铎六请告归。”可见王铎对南明朝廷早已失去了希望。此诗所云“一身无不可，清梦落何乡”，正可移来表现王铎当时的心境。此诗见载于《拟山园选集》（台湾学生书局五律卷六。参考《清史列传-王铎传》《明季南略》（台湾成成文出版社据康熙十年版影印本）《拟山园选集》。（台湾学生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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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临王献之「忽动・委屈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