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不敢讲，无处讲，最是让人憋屈；若发展成冤屈，且伸告无门，哪就变成悲惨了。但在上古的尧舜时代，这种事却极鲜见。这自是因上古先民纯朴简单，尧舜圣德治世、德化苍生的结果；不过，窃以为应也与尧舜在位时所采取的两个小小的举措有关，即是《淮南子·主术训》中所记载的：“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
“敢谏之鼓”与“诽谤之木”，形式不同，功能则一。据晋葛洪的 《抱朴子·博喻》记载：“诽谤之木设，则有过必知；敢諫之鼓悬，则直言必献。”由此可见，“谏鼓”、“谤木”均是尧舜建立的与民众沟通的渠道，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广开言路，倾听民意，鼓励民众积极进言、谏言，自觉接受民众的监督。
所谓“敢諫之鼓”，意指尧帝在朝上专门设置了一面鼓，若有人击鼓进谏，他便会出来接待纳谏。但其中的“敢”字却也道出了其中的深意：一是进谏之士需有敢当面直言的勇气，二是纳谏之人需有纳谏的仁德与胸怀。若二者缺一，“諫鼓”就将沦为虚有其表的摆设。不过从后人对尧的评价中，“諫鼓”的作用应是卓有成效的。比如白居易的《敢谏鼓赋》云：“鼓因谏设，发为治世之音；谏以鼓来，悬作经邦之柄。纳其臣于忠直，致其君于明圣。将使内外必闻，上下交正。于是乎唐尧得以为盛治者也，至矣哉！君至公而灭私，臣有犯而无欺。讽谏者于焉尽节，献纳者由是正辞。言之者无罪，击之者有时……”
尧所立的“谏鼓”，至魏晋时演变为“鸣冤之鼓”，而“鸣冤”已是大于“谏言”，敢击“鸣冤之鼓”的人，已不单是为舒展心中的“憋屈”，而是为伸张所身负的“冤屈”了，所需的勇气，自然也与击“谏鼓”时不可同日而语。
尧帝之后，舜帝继位，他令人在朝廷前设立“诽谤之木”，这里所谓的“诽谤”，并非造谣污蔑、恶意中伤之意。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放言曰谤，微言曰诽。”也就是说，公开表达不满叫做谤，私下表达不满叫做诽。因而“诽谤”一词，仍有进谏之意。舜设立“谤木”，即是为让民众在其上发表对他的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与“谏鼓”相比，“谤木”的兴起，说明民众敢击鼓当面直言的勇气已经消退，变得只敢在“谤木”上间接发表谏言，甚至是只敢以匿名的形式隐晦进谏了。
“诽谤之木”，在舜之后也开始发生演变，尤其是至秦汉时，“谤木”已完全失去原有的功用。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即是说“谤木”已被秦取消。汉以后，虽再次恢复“谤木”，但已演变为一种指示道路的标记，或宫殿、陵墓前的装饰物了。据《古今注·问答释义》记载：“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示衢路也。”文中的“华表”，即是原来的“谤木”，多为立木或立石上加横木（石），并修饰成云板，刻有花纹和图案。据说因舜帝的名字叫“重华”，所以才将原来的“谤木”称为“华表”。
当然，如今我们所见的汉白玉“华表”，形状又有所变化，其上饰云头，身盘蛟龙，柱顶的蹲兽，圆睁双目，多立于帝王的宫殿前，意为“望君出”、“望君归”，勤政为民。此时的“华表”，曾经的“谤木”，已被赋予“监督国政”、昭示尧舜帝王的民本思想之类的新意义。也就是说，“华表”已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已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
从“敢諫之鼓”，到“诽谤之木”，再到“华表”，在其演变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人心与人性的变化。也许人类的所有的历史演绎，其实也只是人心与人性演变的过程与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