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1912年3月14日生于上海，从1929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次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咱们的世界》。1933年前后，穆时英出版四部小说集:《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抗战爆发后，他曾到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1939年返沪，相继在汪精卫政府主持的《国民新闻》任社长，并在《中华日报》主持文艺宣传工作，被时人目为汉奸。1940年6月28日被潜伏上海的国民党军统「锄奸」组织射杀，终年28岁。1972年，始有前国民党中统人士在香港撰文为其翻案，称穆时英并非汉奸，实为中统派驻日伪文艺界的特工，不幸死于不知内情的军统之手。
在上海，于公共场合独处的年轻情侣多有共性。例如说，标配版情侣通常是这样：其中一个定是唇薄肤白，且不论实际年龄，概以40岁模样为标准打理自己面部、以50岁阅历为标准拿捏语气侃侃而谈（多用上海话），另外一个则一定虎背熊腰，且不论实际年龄，概以20岁模样为标准穿衣、以40岁模样为标准挺着肚腩惜字如金（多用普通话）——当然，这两个人的性别是不会错置的，前一个永远是女性，后一个永远是男性。置身上海，此种配置一般不会出错，譬如此刻，在我隔壁相对而坐的那两位便正是这样的配置。
这是周末下午的辰光，下点小雨，我正坐在近五角场的全家便利店角落里翻看电子版《穆时英全集》，手边不免放着一杯四块钱的美式，咖啡味道如何不去说它，提神效果却是一流。三口两口下肚，小说没看几页，我的视听神经却明显活跃起来，简直耳聪目明，于是听到近旁一个女人在用沪语软声细气地冲某位男士讲着知乎的妙语、智取的威虎山，以及，当然，此间咖啡的好坏——据说她最爱喝加满了牛奶的拿铁。就着这位女士的絮语，我端起美式咂一口，却险些没能咽下去，——这位咖啡专家似乎有意就着我的吞咽动作配些咖啡普及画外音（《舌尖上的咖啡》？），因为就在我下咽的当口，她适时知趣地把话锋转向了美式，这种淡而无味的饮料旋即便被打入咖啡序列的最底层。带着些许恼怒，我转头打量这位说话者，唇薄肤白，看不出实际年龄，概以40岁模样为标准打理自己面部，以50岁阅历为标准拿捏着自己的语气——于是我又一次有幸看到了一对标配版上海情侣。
已经说过，我彼时在读穆时英，旧上海的穆时英，语法混乱文字跳跃的穆时英，出入于灯红酒绿的穆时英，娶舞女做老婆的穆时英，混迹于舞女流氓穷作家间的穆时英，喜欢穷举香烟烈酒跑车名的穆时英，钟情于白金女体和红色诱惑的穆时英，那个十八岁成名二十八岁挂掉的穆时英。
他的小说集《南北极》的开篇故事就发生在五角场——没错，就是便利店所在的这个五角场。一个普通的恋爱故事，当然，恋爱双方是一对标配版上海情侣。在五角场上班的工厂女孩原本朴素动人名花有主，终究受不住附近大学生（想必是当日的复旦学生）百般勾引，终于抛弃旧爱，移情别恋；这位可怜的男友——作为标配版上海情侣中的男方——当然只能无计可施，沉默是金。小说叙述者是这个可怜人的小哥们，素以梁山好汉黑旋风自许，眼见大学生的飞扬跋扈和小女人的薄情善变，他自然是激愤不已，却又终究无计可施，只能求助于未来，用点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这样的故事很常见，常见到甚至让人觉得它算不得故事。彼时彼刻，在八十年后的五角场便利店里，我偷瞄着身边这对标配情侣，心中闪现出一丝恶念。我在想，若是二十出头的穆时英此刻坐在他们身边，他能编排出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来。相信是差不多的情节。八十年又能如何？时代变幻，紧箍在上海这座城市头上的不过是些类似的故事，穆时英笔下的人物总是在被相同的东西引诱。
同样，穆时英也在被上海引诱。他几乎还只是个孩子，时而哗众取宠时而过分真诚，如果活在今日上海，他会是个在豆瓣微博写写俏皮话讲讲鸡汤言招引脑残粉无数的舆论话题制造者；此外，他还热衷于电影，以其色彩饱和富于画面感的文字来看，他有能力成为中国电影界一个足够成功的跨界玩票者。事实上，当日他确也是风云人物，话题中心，慑于其年轻磁场的威力，追捧者谩骂者都只能身不由己绕其转动。可这样一种人生赢家的前景到底有没有可能让这个多少显得浅薄的年轻人获得安慰呢？1934年，穆时英出版了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春风得意，但在作者自序中，22岁的上海青年穆时英如此陈述自己的生活体验：
「人生是急行列车，而人并不是舒适地坐在车上眺望风景的假期旅客，却是被强迫着去跟在车后，拼命地追赶列车的旅行者。以一个有机的人和一座无机的蒸汽机关车竞走，总有一天会跑得筋疲力尽而颓然倒毙在路上的吧！
我是在去年突然地被扔到铁轨上，一面回顾着从后面赶上来的，一小时五十公里的急行列车，一面用不熟练的脚步奔逃着的，在生命的底线上游移着的旅人。二十三年来的精神上的储蓄猛地崩坠了下来，失去了一切概念，一切信仰；一切标准，规律，价值全模糊了起来；于是，像在弥留的人的眼前似的，一想到“再过一秒钟，我就会跌倒在铁轨上，让列车的钢轮把自己碾成三段的吧”时，人间的欢乐，悲哀，烦恼，幻想，希望……全万花筒似地聚散起来，播摇起来。」
——结果显而易见：无从安慰。《标准》的订阅者中，有人正年轻，有人年轻过，我想诸位多少感受过穆时英怖然提及的那种「崩坠」。属于上海的崩坠感。22岁的穆时英失去一切，被抛扔在上海这辆急行列车的后面，一路奔逃。
上海，shanghai。
汉语中的「上海」是个名词，而英语中的「shanghai」除作为地名外，更是一个及物动词：
百度：「shanghai，（以暴力或不正当手段）劫掠（某人）去做水手；（以武力或武力威胁）强行拘留、诱拐」；
维基百科：「Shanghaiing refers to the practice of kidnapping people to serve as sailors by coercive techniques such as trickery, intimidation, or violence」
在英文中，「shanghai」这个词是暴力、欺骗与劫掠的代名词。有英语词源研究者相信动词「shanghai」上述含义的产生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有着直接关系。于是我们就可以把上海视为一艘游弋在殖民时代的贼船了——穆时英，连同他笔下的痴男怨女流民士人，连同今日的我们，都成了被疾行的时代所shanghai（或诱拐或劫掠）的，「一面回顾着从后面赶上来的，一小时五十公里的急行列车，一面用不熟练的脚步奔逃着的，在生命的底线上游移着的旅人」。年轻的穆时英就这么戏剧性地死在半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