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于丹要用庄子“逍遥游”的思想来讲“超越”了。实际上，在于丹心目中，所谓的“逍遥游”就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超越”。那怎么样才能完成这个“超越”呢？于丹说：“这种磅礴万物不一定借助神仙功力，这往往指的是我们内心。”引到“内心”就进入了于丹的强项了，她在《于丹<论语>心得》里就一直强调“眼睛向内”。
怎么通过“内心”来实现“超越”呢？于丹说：“一个人的生活完全是可以由态度来改变的。”又说：“我们经常说，命运这个东西太客观了，完全依附于机遇。其实，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决定你的取舍。”
从“内心”到“态度”，从“态度”到“价值观”，终于绕到了要讲的重点。我们来看看于丹让我们这些想“超越”（当然，在于丹心目中是“逍遥游”）的人们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
于丹提供了两个方面。一是“清明的理性”。难道还有“浑浊的理性”？我们且看于丹如何解释这一个高深的名字：“这种理性是在这个嘈杂的物化世界中拯救生命的一种力量。”言之无物，不知所云。好在于丹无意于“理性”，她的法宝是“欢欣的感性”。难道还有“愁苦的感性”？我们看于丹的解释：“这种感性之心可以使我们触目生春，所及之处充满了欢乐。”这次我们明白了，其实就是“看什么都是好的”，内心便“欢欣”起来。
有了这种“欢欣的感性”，我们无论看到什么都会觉得那么美好。如果拥有“愁苦的感性”，那毫无疑问，我们无论看到什么都会觉得那么丑陋。一言以蔽之：“我们有什么样的眼睛，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反过来说，如果你看到了社会黑暗，那只能说明你的感性是“愁苦”的，而不是“欢欣”的。如果你有“欢欣的感性”，社会黑暗就自动消失或者转化为光明和美好了。这是什么？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是典型的自欺欺人。我们记得于丹在《于丹<论语>心得》里的经典名言：“一个人心中有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这大概就是于丹理解的所谓“儒道相通”吧！
于丹用苏轼和佛印的故事来说明这个理论。两个人都以木匠用的墨盒为题做了首诗。佛印的诗寓意“人的心中要有一把尺子，做人要有底线，不能超越这个世界上行为的守则”。于丹说：“这就是理性。”可能是“清明的理性”吧；而苏轼的诗把墨盒比喻成一张琴，“尽出天下无声曲”。于丹说：“这无声的音乐是至极的天籁，这琴就是人心中感性的欢欣。”并且是“每到一处地方，每见一个风景，心中便有一种悲悯之情自然生发，一种欢欣之意自然流露。”
我们知道，欢欣与愁苦都是外界事物在内心的反应而产生的心理作用，在于丹这里恰恰相反，只要你一直保持着欢欣的心理状态，无论是什么样的外界事物都能被转化成美好的东西。所以于丹总结说：“一个人拥有了这样的一种心游万仞的境界，拥有了这样一种自由欢畅的心灵，他在这个寂寞的世界上还会不果敢吗？他面对所有的纷纭万象时，还不能超越吗？”是够“超越”的了，凡事都被“触目生春”，还能不“超越”一切烦恼吗？这不应该是一种“功力”了，而应该叫“魔法”。当然，无论叫什么，都和庄子思想无关。
现在我们读的是《于丹<庄子>心得》，但于丹不忘《论语》，又对《论语》杀了个“回马枪”，顺便温习了一次错读。于丹说：“其实，苏轼与佛印分别代表了我们人格理想上的两个支点，叫做‘依于仁，游于艺’。”从后文看，苏轼代表的是“游于艺”，佛印代表的是“依于仁”。于丹这句话的表达正好把顺序弄反了，对应关系完全两拧。当然，我是根据语法来做这个判断的，可能在于丹和于丹迷那里，更讲究“创新”。就像我在指出“庄子何其人”中的“何其”用法是错误的一样，有于丹迷就说：“语言是发展的，于老师的独创用得多了，字典都要改！”
佛印与苏轼怎么分别代表了“依于仁”和“游于艺”呢？我们看于丹的论述：“‘依于仁’，指一个人内心要有仁爱的准则。这是一种标准，就像墨盒弹出墨线一样，清清楚楚，不容置疑，定为标准。‘游于艺’，就是人的自由境界，就是苏东坡心中的那架琴，可以自由演奏内心的音乐。”又阐述说：“一个人拥有了这样的一种心游万仞的境界，拥有了这样一种自由欢畅的心灵，他在这个寂寞的世界上还会不果敢吗？他面对所有的纷纭万象时，还不能超越吗？”
关于“依于仁”，于丹的解释粗略地说是对的。但把“游于艺”当成“人的自由境界”、“自由欢畅的心灵”，则完全是为适应苏轼这首诗而随意做的歪解。我们知道，这句话出自《论语·述而篇》，原章句是这样的：“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篇》的主题就是教育教学，孔子这番话概括了孔子教学的目的和内容。前两条说的是精神境界，首先要树立高远的志向，立志推行大道。而要推行大道，在行为上就必须依据德行。后两条是行为准则，依照仁的标准行事和“游于艺”。这里的“六艺”即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关键是这个“游”，杨伯峻说是“游憩”，并引《礼记》说：“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及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可见，是把学问融合到“六艺”之中，以增加学习的乐趣，有似今之“寓教于乐”。
而苏轼把墨盒看作一把琴，算不算“游于艺”就很明显了。与佛印相比，苏轼的看法更具有艺术美感，于丹从这个艺术美感中想到了“游于艺”，毕竟都带有个“艺”字。但此“艺”非彼“艺”，于丹并没有明白“游于艺”的确切含义，又一次错了。
于丹应该知道自己的《论语》水平，何必在这里再次冒险引用《论语》章句呢？不过是借用《论语》的名头增加一点说服力罢了，反而弄巧成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