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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年间，随着策论代替诗赋，成为科举主要考察项目，此前火爆一时的《文选》便失去了原有金牌参考书的地位。

正如当下每一次考试改革出现后，都会有新的教辅书籍面世一样，在南宋时期，又有一大波针对策论的教学参考书陆续出现。

其中，《东莱博议》和《古文关键》是尤其深受广大考生喜爱的畅销教辅书籍。前一本，类似作文名师的“下水作文”；后一本则更像文学名家的范文汇编，而它们的作者正是与朱熹和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的南宋儒学大师——吕祖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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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的名字，今天已经有些陌生，如果时光倒流回八百多年前，却如雷贯耳。

原因很简单，南宋年间最具影响力的一部著作以及最有名的一次学术研讨会都和吕祖谦有关。

一部著作，是由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一场聚会，则是由吕祖谦发起并主持，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担任正反方的鹅湖辩论大会。

能发起并主持几位超级学术大牛的辩论大会，吕祖谦的学术造诣自然也非同凡响。

事实上，吕祖谦所倡导的吕学，在当时确实是和朱学与陆学三足鼎立的学派。只是由于吕祖谦英年早逝以及其他门派排斥异己等原因，才使得吕学此后趋于衰微。

吕祖谦出生在1137年，也就是南宋绍兴七年。和很多大师级人物一样，吕祖谦也有着异常坎坷的身世。

吕家世代高官，吕祖谦的六世祖吕夷简、五世祖吕公著都曾在朝中当过宰相。从曾祖到父亲，也都是朝廷命官。

吕祖谦本人在二十五岁那年考中了进士，复制祖上的仕途轨迹看上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就在这个时候，吕祖谦此后回忆时所称的“隐忧”爆发，和很多天才人物的不幸大多与政局或战乱有关不同，吕祖谦最大的痛楚来自于家人的纷纷离世。

二十五岁时，吕祖谦的第一任妻子韩氏去世，两个儿子也在同一年夭亡；三十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吕祖谦回乡为母守孝三年；三十三岁时，第二任妻子去世，女儿也在第二年夭亡；三十六岁时父亲去世，吕祖谦为父亲守孝；四十三岁第三任妻子去世，最钟爱的二弟也在同一年暴病早逝；仅仅两年后，吕祖谦本人也在悲痛和忧郁中离开了人世。

简而言之，吕祖谦人生的后二十年，几乎全部是弥漫在和众位亲人天人两隔的哀伤之中。

如此惨痛的经历，不由得让人联想起《白鹿原》中六娶六丧的白敬轩，区别在于：后者不过是小说的杜撰，而前者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亲人纷纷离世，除了带给吕祖谦无限哀痛外，也让恪守孝道的他，经常要中断仕途回家为亲人守孝。虽然他的履历中担任过不少官职，但实际上，吕祖谦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故乡金华。

随着慕名而来请教的人越来越多，吕祖谦索性投身教育事业，除了著书立说外，他还在家乡还创办了丽泽书院，门生络绎不绝，被誉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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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儒学大师和办学人，而且从父辈开始就有交往，吕祖谦和比他年长七岁的朱熹保持了密切的关系，经常书信来往，探讨宇宙人生的重大问题。

公元1175年，吕祖谦前往武夷山拜访朱熹，就此拉开了南宋理学发展史上两件大事的帷幕。

在朱熹的寒泉精舍，两个人聊起了北宋几位儒学大师周敦颐、张载、程颐和程颢的思想，谈得实在兴起，不留下点什么成果，实在遗憾。

于是，朱熹和吕祖谦就亲自动手，把这几位的著作加以整理，精选出其中的622条，汇集成《近思录》。

《近思录》为确立儒家道统，传播理学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还成为当时的学子学习四书五经前的必读书。正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言，后人要了解宋朝的理学，第一本必读书就是这本《近思录》。

当然，后来也有不少朱熹的门人把编纂《近思录》的功劳揽在朱熹一个人身上，种种牵强附会，不足以被后世广泛采纳。

《近思录》编好了，吕祖谦要告别朱熹，返回金华。依依不舍的朱熹并没有留步，竟然一直把吕祖谦送到了二百里开外的江西铅山鹅湖。

不知道是被朱熹扑面而来的诚意打动了，还是已经酝酿很久的念头，总之，吕祖谦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当一回和事佬，调和朱熹和他的另外两位朋友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之间的学术分歧。

吕祖谦随即邀请陆九渊兄弟，来到鹅湖，和朱熹进行一场学术研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

陆九渊兄弟如约而至，和朱熹展开了为期三天的辩论，由吕祖谦担任主持人。

在鹅湖，朱熹和陆九渊争论的非常激烈。善于进行理论分析的朱熹抨击陆九渊的学说过于追求简单，实在像披着儒学外衣的禅学；口才更胜一筹的陆九渊反戈一击，吐槽朱熹的学说不但繁冗复杂，而且结构也支离破碎。

三天的鹅湖之会，谁也没能说服谁，吕祖谦调和分歧的目标也泡了汤。

好在朱熹和陆九渊此后倒是发扬了求同存异的精神，成为经常书信来往的朋友。

六年后，朱熹邀请陆九渊到自己的白鹿洞书院，给弟子讲学，陆九渊还把讲稿写成了《白鹿洞书堂讲义》，由朱熹亲自作序，成就了一段佳话。

鹅湖之会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作用，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代表人物的当面对话，开启了书院会讲的先河，而促成这次会谈的吕祖谦，自然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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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起出过书，一道开过会，但朱熹和吕祖谦的很多理念存在严重的分歧，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科举考试的态度。

朱熹本人在科举考试方面顺风顺水，十九岁就高中进士。但对于科举的种种弊端，朱熹却持严厉批判态度，针对科举制度过于强调技艺，而忽略品德的现象大加抨击。

在文章方面，朱熹也更钟爱正经严肃、四平八稳的文章，好在他不是主考官，否则凡是有炫耀文章技法嫌疑的试卷估计都难逃被diss的命运。

而吕祖谦的态度就显得更加接地气。在他的眼中，既然举业关乎学子未来的命运，就应该对科举有足够的重视。而且文章的立意和技巧同样重要，如何帮助举子切实提高写作水平，以便在科考时写出高分的文章来，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本着这样的想法，吕祖谦编写了多部帮助考生应付科举考试的作品，最著名的是《东莱博议》和《古文关键》

《东莱博议》成书于1168年，可以算作吕老师的“下水作文集”。取材是左传中所记载的关于治乱得失情况，并引发议论。

在这本《东莱博议》中，吕祖谦详细的示范了如何写好策论的方法，并提供了众多可资借鉴的作文模板。

在吕老师看来，要写好策论，首先立意要新 ，布局要合理。一篇论文要吸引人，立意必须摆脱常规，能说明其他人没有说明的道理。

此外，行文要简洁，以吕老师本人的文章为例：平均每篇文章不过500多个字，却能把历史事件的原因、结果和作者的看法都交代的一清二楚，功力的确不凡。

最后，要善于使用修辞，既应该有精妙的比喻，让枯燥平庸的说教变得生趣盎然；也需要酣畅淋漓的排比，给人以强烈的压迫感，产生令人震撼的的说服力。

《东莱博议》为策论写作指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并提供了不少精彩的参考模板。受到广大学子的普遍追捧，从宋朝到清朝，流行了整整五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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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写完《东莱博议》的七八年后，吕祖谦老师又为考生带来新的福利，完成了一本编选古文优秀作品并加以点评的书籍，这就是《古文关键》。

《古文关键》没有选取唐朝以前的文章，也就是说，它完美的避开了《昭明文选》的所有文章，而且所选的文章80％都是议论文性质的，这当然是为了服务于考生的科举考试。

那么《古文关键》重点选的是那些人的文章呢？主要有以下几位: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和张耒。

大家看到这个名单，可能会感到有些眼熟，如果把张耒替换成王安石，这不就是“唐宋古文八大家”的名单吗？

没错，这并不是简单的巧合。唐宋八大家的正式提法虽然出现在明初，但对这个文学天团的形成起到最大推动作用的，却是《古文关键》一书。

如果说“重新发现陶渊明”是《昭明文选》的重要价值，那么推动“唐宋八大家”组团出场则是《古文关键》的意外收获。

除了选文的独到眼光外，《古文关键》在评点文章的方式上也值得一提。

在吕祖谦的《古文关键》之前，大多数的文学评论作品，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往往都是在所评点的文章之外，单独写一篇文章，对原文进行评价。

不可否认，这样的文章中也不乏精品，但会导致一种弊端：后人读了点评之后，常常囫囵吞枣的吸收点评者的观点，甚至把原文抛在脑后，这种评点也被人戏称为“有评无点“。

而《古文关键》选择直接把点抹标志标注在原文上，就避免了这样的问题，由于评论是随文而生的，具有极强的的现场感。

如果说阅读一般的文学评论更像是读山水游记，那么读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时，就更像是在导游的指引下身临其境，徜徉在山水之间。

这种评点的方法此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明清小说中，无论是《金圣叹批水浒传》，还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都是这种传统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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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和《古文关键》成书后，受到了众多科举考试举子的追捧，每逢科举考试时，常常在书店中被抢购一空。

不过，正如此前所言，吕祖谦的老朋友、同为理学大师的朱熹却对这类书籍大大的不以为然。

在朱熹的眼中，文章之法，变化无穷，是难以用一定的格式来限定的。刚写下文字，就要放到这个作文模板里，如此，文章气脉怎么能够悠长呢？

有趣的是，虽然口中不屑，但此后朱熹还是把自己的儿子朱塾送到吕祖谦老师的作文特训班去了。这种“嘴上说不，身体却很诚实”的行为，倒是和朱老夫子为后世所诟病的诸多槽点颇为契合。

总结一下，身为理学大师，吕祖谦并没有自恃身份，整日坐而论道。而是本着致用的原则，推出了普及性的《东莱博议》和《古文关键》等一系列科举应试辅导读物。

这些书籍既是了解古文结构不可多得的翔实参考。也是指导议论文文法的重要指导，令数百年间的考生受益良多。

毋庸讳言，吕祖谦的书籍有提高科举考试成绩的应急成分，但从选择文章的标准到评点文章的言辞，仍能传达出他对于治学和为人的种种一而贯之的原则。反观此后的部分科举参考书，过度强调形式而忽略内容，充斥着空洞无物的套话，使考生陷入到僵化的作文技法种，和吕祖谦的作品实在不能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