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乐郊馆，是金代沈州附郭县乐郊县的官办驿馆。现认为在今天沈阳市沈河区大南街西侧、乐郊路北。
乐郊馆出名，皆因传说大宋徽钦二帝“北狩”，曾驻跸于此。
沈阳今天“乐郊馆”的认定，是因为这里在清代时就是“徽宗寺”。既然是“徽宗寺”，便与传说的宋徽宗路经沈阳乐郊馆相关。
其实，“徽宗寺”，与赵宋皇帝相关本是一个讹言，误导了历史记忆。
赵宋皇族谁到过沈阳？
所谓“北狩”，既1127年著名的“靖康之难”宋皇帝投降，被当战俘押往金国北行之路。
此事件所有史料，并无徽钦二帝途经沈阳的记载，学界也有共识，我就不赘述了。
但赵姓皇帝没来沈阳，不等于后妃没到过。大宋后宫佳丽真来过，只是百姓无福瞻艳。
金人王成棣为宋皇族北行押解者。宋《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载：这位王成棣后来娶了徽宗女儿，算是赵家女婿。
他写过《青宫译语》，专记押送的北赴上京（哈尔滨阿城）的后宫战俘。
金天会五年（1127）3月28日（阴历，下同），王成棣等金将押韦妃（康王赵构母）、邢妃（康王妻）、朱妃（郓王妻）、康王两个妹妹、两个赵姓王先赴上京。
4月1日，金将斜宝押钦宗朱后、朱慎妃（钦宗妃）、钦宗幼女、徽宗女珠珠（已被斜保占为妾）前来会合。
《青宫译语》：“（4月）初二日早行，途次，朱妃便旋，国禄逼之，又乘间欲登朱后车，王弟鞭之。”
朱妃（朱皇后妹）途中小便，金将国禄乘机猥亵她，还想强奸朱皇后。这一路，是这些女人的人间炼狱。
王𢦓棣说，这拨人一天跑百余里赶路。
出山海关（榆关）后路线：榆关（27日）～锦州（5月4日）～梁鱼涡（5月8日）。梁鱼涡又称梁鱼务，在今天辽宁黑山境内。
“初九日，赶出孛堇铺，即屯宿暴衣。初十日，驻马。十一日，过沈州三十里。”
12日抵咸州（辽宁开原）。实际上六拨宋俘北行，史料均无“乐郊馆”记载。“乐郊馆”只在南宋赵彦卫《御寨行程》中出现过。
东北及辽金史名家金毓黻先生曾言：赵彦卫是否奉使出金，“尚待详考”。是存疑的。
北宋许亢宗1125年出使金国，离靖康之难最近，没提乐郊馆。他的《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说：“梁鱼务百单三里至没咄[孛堇]寨”。“自没咄寨八十里至渖州（沈阳）。”
南宋洪皓的《松漠纪闻》，成书约1150年，是他1129年出使金国被扣押15年的回忆录。
洪皓写上京到燕山这段驿路，说到沈阳北40里的蒲河，也没说乐郊馆。
《松漠纪闻》：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兴州）四十里至蒲河，四十里至沈州，六十里至广州。七十里至大口，六十里至梁渔务⋯⋯
赵宋帝后领衔的后宫团，过沈阳30里歇脚处，或正是洪皓写的蒲河这处驿站。
这里辽金归乐郊县，明清仍为驿所。清初此驿设铺兵（快递员）13人。
明《辽东志·卷九》：“沈阳中卫蒲河中左千户所，注城北三十里。《全辽志》：城北四十里。”
布衣荆钗的大宋佳人们成群策马路过，沈阳该是怎样的轰动啊。
历史在此打了两个结
老百姓永远不会知道：这起重兵押解过马乐郊的人中，并没有徽钦二帝。
往事越千年。文献又偏在此打了两个结，缠混了历史。
第一个结，是乐郊县的原名三河县。
乐郊之名起自辽代。《辽史·志第八·地理志二·东京道》：“沈州⋯⋯统州一县二：乐郊县，太祖俘蓟州三河民，建三河县，后更名。”
而徽钦二帝路过并流放二年的韩州（辽宁昌图境）呢？《辽史》则说：“韩州⋯⋯太宗置三河、榆河二州。圣宗并二州置。⋯⋯统县一：柳河县。”
这两个三河一个是县，一个是州，让人很容易懵圈。金人王寂的《辽东行部志》，是自己1190年辽东的行程，作为同时代人他先掉进坑里。
“韩州，辽圣宗时并三河榆河二州为韩州。三河本燕之三河县，辽祖掠其民于此置州。”
若按王寂此解释，韩州三河就是乐郊三河。其实，辽太祖阿保机掠的三河县是沈州乐郊的前身，与三河州无关。
《辽史·志第四·兵卫志上》：“六年（922年），出居庸关，分兵掠檀、顺等州，安远军、三河⋯⋯等县，俘其民徙内地。”
而三河州是太祖的儿子太宗耶律德光设的，完全不是一码事，今人也常常弄混。
第二个结，是乐郊县在哪儿？
清《盛京疆域考·卷四》：“（辽代）渖州，统州一县二。”县二是乐郊县与灵源县。
金代沈阳统五县。清《钦定盛京通志·二十三》：“辽置渖州昭德军⋯⋯金改显德军，统乐郊、章义、辽滨、挹娄、双城五县。”
乐郊县旧址时何在？明地方志多有记载。
明·李辅《全辽志·卷四》：“乐郊县在沈阳城东北隅，今为军营。”
明·任洛《辽东志·卷一》：“渖州，唐渤海立国时名，元亦名渖州。乐郊，因属县有乐郊遗址在城之东北，其地广衍肥饶迁于是土者乐之故。”
这是说，乐郊县不仅面积大且土地肥沃，县政府旧址在沈阳城的东北角。
为什么乐郊县在沈州的东北？辽代与乐郊县共用沈州城的还有另一个县一一灵源县。
《钦定盛通志》乐郊县条下注：“附郭”（卷五）。就是乐郊县与当时的沈阳城同城。
《盛京疆域考·卷四》：在“灵源”条下注：“今承德县境。”承德县与当时的沈阳也是“附郭”的关系。
两个县在同一座城内，怎么管理？
古代这样的还真不少。明代北京就有宛平县、大兴县同时“附郭”。宛平管北京西半城及郊区，大兴管东半面。后来两县迁出是后来的事。
乐郊县在沈阳旧城东北，可能正与城西南的灵源县分城而治的。乐郊馆最大的可能在沈阳旧城东北。
到了金代，沈州的附郭县只剩下乐郊一个。而乐郊县衙在城东北隅的大格局并没变。
乐郊既然在沈阳城北，可今天乐郊路怎么跑到城南德盛门外呢？
一个和尚得得来
乐郊路跑到城南，全是一位巴蜀流放盛京的大和尚搅的。
德盛门是沈阳旧城南向主门，清代这里是庙宇的聚集之地。
就在这片庙宇丛林中，有个流人古林禅师。初到沈阳借宿写了首诗，提到一座小庙一一徽宗寺。
《初至沈阳寄住徽宗寺》曰：“水边林下已多年，一旦移居到市廛。夜半蒲团人静后，依然明月满霜天。”
此和尚原为朱明皇裔，少年出家修行峨嵋山。乍到熙攘的盛京南门外小庙借宿，有些不习惯。
高僧就是高僧。熬到后半夜，一样月静霜天。他发现，世界没啥子不同哟。
但这篇存于《嘉兴大藏经》第三十七函《盛京奉天般若古林禅师语录》中的诗，却让人发现了“不同”：“徽宗寺”不就是纪念宋徽宗嘛！
恕我直言：这叫推理，写小说用的。与历史和考据没一毛钱关系！
没错，庙宇在各城市是作为馆驿首选。纵然是皇帝，驻跸寺庙也不稀奇。
《辽东行部志》记王寂到广宁府望平县，“夕借宿僧寺，寺中窣堵波（佛塔）其上，有大定二年春显宗御题，下云皇子楚王书即是。当时未正春宫之号从世宗自辽之燕，于此驻跸时所书也。”
1162年，大金皇帝世宗带太子（后为显宗）从辽东到燕京，途中在此驻跸留下墨宝。
无论是否沦为馆驿，“徽宗寺”决不是乐郊馆。
细读《古林智禅师语录》会发现，其中提到的“徽宗”不止一处。在古林的“示禅师二十七首”诗中，就有题为“徽宗”的诗。
《徽宗》：“眉毛剔起究真空，铁壁银山彻底通。不是心兮不是佛，更将何物唤徽宗。”
古林不愧一代高僧，诗中“眉毛剔起”、“铁壁银山”、“非心非佛”，皆出自佛典。
诗大意为：您明心向佛求索大道，再顽的业障也能消除，非心非佛就是佛，我又能管什么称“徽宗”呢？
算佛家上乘之偈。有指引、有期许。关键是夸人夸的不动声色：可以直接称您佛了。
这27首诗都是写给朋友的。第一首写给僧人普照，此人追随古公20年。起句是：“廿载相从穷此事”。第二首是写给江南弘法数十年，来到辽东的定然和尚。“徽宗”是第五首，排序靠前。
在古公诗中，另有“示禅人”（十首）在同卷中（五卷）出现，只是写给另外十人的。
古林禅师写诗赠人，爱嵌人名于诗，如《示无生居士》有：“一念无生是事灰”。其他如《示全安》《示明心》等均为此类。
古公生于明天启二年（1622)。赠人诗嵌名于诗，为明末风气亦是套路。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此有过考证。
古林赠诗的“徽宗”这个人，是康熙年间盛京的一个和尚，与徽宗庙号“撞名”纯属巧合。
细考沈阳“徽宗寺”，会发现，清乾隆年间它还在徳盛门外。只是，“徽宗寺”之名此时已叫“惠宗寺”。
《钦定盛京通志·卷九十七》：“惠宗寺在徳盛门外。僧惠宗建，又名观音堂。正殿三楹，东西配庑六楹，神厨三楹，大门三楹，左右门各一楹。”
一般规模庙宇正殿大都五间，三间只是小庙。古林禅师后来主持建的般若、大悲等寺，皆正殿五楹。
“徽宗”就是当年收留古林的“惠宗”，危难接济，恩莫大焉。
只是，曾借宿观音堂的大和尚，佛经史留下的“徽宗”，引发后世俗人对历史的误会。
错把“徽宗”当“宋徽宗”
古林“语录”成书于康熙36年（1699年）由其弟子付梓（古公1695坐化）。《钦定盛京通考》是乾隆44年(1779年）编写的。
但“语录”却编于古公生前。他于康熙乙卯年（1675年）请在奉天任通判的同乡季浑为“语录”写序，同时又与徽宗为友。从这两点来看，“徽”字可信度似比“惠”要高。
徽宗是赵佶的庙号，而惠宗也是明帝朱允炆的庙号。当年接济古公的僧人，无论用哪个字，都与皇帝沾边。但都与赵宋皇帝及金代乐郊馆无任何干系。
清代朝鲜使团每年到沈阳，多先住南门外关帝庙戓东门外三义庙，易服后进城。
朝鲜是个执着的民族，尽管天下已归大清一统，可朝鲜朝野依旧坚守大明王朝才是正统的观念。
朝鲜使臣朴趾源乾隆45年出使沈阳，写“燕行录”《热河日记》感慨：“清人入主中国 而先王之制度变而为胡。”不仅骂清为胡，书序时间还标为：“崇祯百五十六年”。
华夷之变、夷狄入主之悲怆，是朝鲜使臣到中国二百年间不变的咏叹主题。
在从鸭绿江经沈阳到北京的驿路上，入山海关内丰润县有个榛子店，此馆墙上曾有题诗：“椎髻空怜昔日妆，红裙换着越罗裳。爷娘生死知何处，痛杀春风上沈阳。”
此为江南弱女子季文兰，战乱被掠至沈阳，远背父母途宿此店的题诗。
从康熙22年开始，朝鲜使臣只要经此驿，必留诗感慨“蛮夷”掠劫“文明”，直到咸丰年间还不断吟咏。
在所有到过经过沈阳的朝鲜使臣喟叹呻吟中，虏徽钦二帝、驻跸乐郊馆却无人提及。
这不正是朝鲜使臣找的“胡夷夺华夏正朔”大主题吗？要知道，朝鲜使臣到沈阳，最多从德盛门外落脚进城。
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清代时沈阳南门外根本就没有乐郊馆遗址。
在民国较早的沈阳城市地图上，“辉宗寺”清清楚楚有标注。看来，惠宗寺是清乾隆年存在的叫法。此后该庙香火荒颓，沦为旅人落脚点甚至贫儿学校。
音近加年轮流转，从“徽宗寺”到“惠宗寺”再讹“辉宗寺”，小庙也一步步联系上徽宗皇帝，更顺理成章成了想象中“乐郊馆”。
晚清是思想激荡，革命云涌的时代。女真亡赵宋的靖康之难，最能引发汉民族无限悲情，也是激励反清最好的话题。
一个讹变的寺名，演化的背后藏着复杂的政治、文化心理，最终升级为某种集体记忆。
一座“迭罹兵燹，煨烬毁堕”的城市，或许那个小小乐郊馆早为尘埃湮灭而难觅踪迹。但在记忆寻找重建中，人们希望历史接近她更真实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