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在公共场所看到过AED这种器材，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怎样使用。AED，是对付心源性猝死的急救器械。目前中国心源性猝死的总死亡人数每年有50多万，其中中青年不在少数。在猝死患者的急救中，AED的使用，能极大提高抢救成功率，但实际生活中，因AED的缺失而延误抢救时机的案例时有发生。那么我国公共场所AED配置和使用情况怎么样？
2017年6月12日，一个20多岁的男子在上海地铁突然倒地，呼吸停止、心跳停止。地铁站广播发出求助，女乘客蒋菁赶到现场对他进行心肺复苏。蒋菁做过8年的外科医生，又曾学习过心肺复苏等初级急救。然而，心肺复苏效果不明显。这时，上海地铁站工作人员拿来了AED，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经过除颤，这位青年男子得救了。
和他有同样经历的还有一位加拿大籍旅客。2017年5月2日，刚刚到达浦东机场，这位旅客心脏骤停突然倒地，幸亏同伴相助，为他做心肺复苏并使用了机场配备的AED，他才挽回了生命。
这种危急重症是一种心源性猝死。我国每年有超过54万的人死于这种疾病，其中80%的病人都出现过室颤。
急救心源性猝死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及时用除颤仪除颤。对这种快速导致猝死，极快又不规律的心室颤动，那就用直流电击。直流电让整个无序快速蠕动的心脏停止，重新给心脏正常指挥，指挥心脏运作就起死回生了。
AED虽然有效，但据报道，在我国，像心源性猝死类的患者成功抢救率却不足1%，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抢救心源性猝死的黄金时间仅有短短的4分钟。4分钟内除颤，患者生存率可达50％，但如果时间延迟，抢救成功率就会大幅下降。4分钟内没有急救措施，即使病人存活下来，也极有可能造成脑死亡。由于交通状况等原因，急救车4分钟内很难到达现场，而AED则可以弥补这个缺失。
AED对于中国来说还属于新生事物，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已经对急救队员、消防员、警察等急救工作群体及普通民众进行AED使用培训，在人群聚集地、心脏病易发场所也配置了AED，比如，机场、车站，甚至有些飞机上也配置了AED。
据了解，美国平均每10万人配备317台AED；日本每10万人配备235台。有数据显示，配置AED，急救效果明显。如，美国芝加哥一国际机场心脏骤停患者急救存活率达到64%。
2006年前后，AED进入我国，公共场所开始配置AED。目前，北京上海两地有记录的将近2000台。大连、杭州、南京、海口、深圳等少数城市的公共场所配有少量配置。
而我国2011年至2015年，红十字会系统应急救护培训普及率仅有1.5%左右，参加过AED使用培训。
2017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民法总则》中一项被称为“好人法”的条款，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人们的疑虑。《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它将于2017年10月1日生效。
“好人法”为紧急施救的人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AED只能医务人员使用的紧箍咒如果不解除的话，面向公众使用的AED要想广泛推广，依然面临法律的风险。为了让面临猝死威胁的人有更多生还的机会，社会还需要做很多。
胡大一认为：“法律是一个重要保障，但我觉得还需要，社会应该更多包容、宽容这些，在一个人生命垂危的时候一个敢站出来，来救助患者的人；要宽容失败，不可能都成功。我们要增多配置、加强培训，我觉得从立法到社会宽容，要形成系统社会环境，才会让更多生命得到救治的机会。”
心源性猝死的急救，是一场和死神赛跑的战斗，分秒必争。但是AED作为有效的急救工具，却成了尴尬的存在。目前中国在应急救护方面，面临的尴尬是：比起“不会救”，更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