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号,是中国汉语中最常见的标点符号,也是非常重要的标点符号。它往往是一个句子中第一个见到的标点,表示一句话中间的一般性停顿间隔,没有逗号,很难读懂一句话的意思,也就很难理解一本书的意义。而蒙学是自然国学的起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步,也是人生的开蒙奠基之学。所以蒙学就如同中国传统文化这本古书中的逗号,在漫漫文化长河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环。
《易·蒙》里说:“蒙以养正,圣功也。”古人为何如此看重开蒙?蒙的篆体字,由“艸”“冡”两部分组成。冡者,覆也,下为“豕”字,象征孩子充满动力,但是需要引导;上有一个一横再加一盖,是为两层阻碍。《易经•蒙卦》中也有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注云:“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这里“童蒙”是指幼稚无知、求师教诲的儿童,这是最早的蒙学论述,也是蒙学概念提出的依据。目前,学术界所称的蒙学两种。一种泛指古代启蒙教育,包括其教育体制、教学方法、教材等内容;另一种专指启蒙教材,即“童蒙读本”。我这里是以第二种为前提所写。
蒙学更像是传统文化的一个工具。在某个时代,为什么而教学、教或学些什么以及怎样教学,往往是这一时代性格和气质的典型体现。通过蒙学这个工具,我们就能了解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了解这一时代的文化特征。比如,在唐宋时期,启蒙教育处于起步阶段,相对而言,受当时正统思想的影响较少,教学以识字为主,人们学的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百家姓》),学的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千字文》)之类。自宋朝以后,由于理学兴起,所谓的性理和道统得到强调,人们学的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了。进入清朝,儒学伦理越来越僵化,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所谓的“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弟子规》)也就风行开来了。由此可见,在产生或流传于某个时代的蒙学教材中,往往潜藏着这个时代的文化秘密,体现着这个时代的性格和气质。
北京大学的陈来教授,曾发表过一篇题为《蒙学与儒家世俗伦理》的论文(《国学研究》第三卷),这篇文章认为:中国文化的价值结构体系有两种,一是少数圣贤经典中记载的理想的价值体系,二是一般民众生活和日常行为所表现的实际价值取向,简单地说,也就是经典儒家伦理和民俗儒家伦理。作者认为,民俗儒家伦理和经典儒家伦理不同,它主要不是通过儒学思想家的著作去陈述它,而是由中下层儒者制定的童蒙读物形成并发生影响的。这种通俗儒家伦理读物,也就是蒙学读物,在宋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在民众中流传极广,俨然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如果说历代的圣经贤传,表达的是少数士人的思想与情感,希望和企盼,表达的是精英儒家认为“应该怎么样”的道德理想,那么,童蒙读物相对来说,反映的则是广大民众实际的生活,是传统文化“是怎么样”的实际。在这里,既有“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施恩不望报,望报不施恩”的纯粹出自自觉理念的行善,也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功名利禄的引诱;既有“可以寄命,可以托孤,一临大节,死生不渝”的见义勇为,也有“见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休管,无事早归”的明哲保身。因此,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旧时教育小孩子们的道理,就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点来说,并没有丝毫的逊色,反而更加典型、充分和鲜明。即使比起那些堂皇的儒家经典,也更加真实、更加具体。我们说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就深藏其中,并不是什么极端的言论,而是一种中肯的评价。
传统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开蒙。帮助幼小懵懂的孩子,打破认识世界的阻碍,使孩子逐渐明理,清晰地认识正确的道理,养成专注、有序、勤奋的身心习惯,引导这种强大的动力不走偏。有了良好的开蒙基础,孩子将来不论想干什么都有了充足的本钱,能真正地选择自己的方向,并且能走得很远,受益终身。小学之所以被称之为小学,主要不在于学生年龄小,而在于教的都是一些浅显、具体而微的事情,是一些日常生活中诸如事亲敬长之类的事情。而且,我认为小学阶段不要只讲道理,最重要的是学事。所谓的事,是指礼乐射御书数,是指孝悌忠信,是指事亲敬长,是指洒扫应对进退,是指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朋友之交、长幼之序、心术之要、威仪之则、衣服之制和饮食之节。归结到一点,就是儿童日常生活中的规范。如果不切实际,不顾孩童多记性、少悟性的特点,教一些超越于事之上的理,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只要按照要求,依照规范,把事亲敬长、待人接物的礼节掌握了,就完成了小学阶段的教学任务,完成了从事这种教育应尽的义务。
这样教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也是中国启蒙教育的传统,其中也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礼记·曲礼》和《列女传》中一些短小而押韵的语句,诸如“衣毋拨,足毋蹶;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之类,诸如“将入门,问孰存”之类,在朱熹看来,“皆是古人初教小儿语”(《朱子语类》卷七)。这样的教育,都是日常生活中切近的事情,不虚玄,不高妙,切于实用,也适合蒙童的理解能力,体现了小学“只是教之以事”的特点,抓住了启蒙教育的根本。
鲁迅曾反复论及传统蒙学教材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再提出研究蒙学教材的意义和必要性。他在《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一文中曾这样说:“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則其功德,当不在禹下。”(《鲁迅全集》第五卷)在鲁迅看来,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就是被一代代、一本本启蒙用书“熏陶下来的”,这确切地指出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实情,说明了传统文化与传统蒙学的密切关系。
蒙学里最经典的“三百千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这四本书,对于一个从来没有了解过中国的外国人,三个月的时间,读完这四本书,对中国文化基本就懂了。三字一句的《三字经》,把一部中国文化的简要的介绍完了。历史、政治、文学、作人、做事等等,都包括在内。《百家姓》对姓氏进行了排列,而且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对于中国姓氏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字的认识等方面都起了巨大作用。还有《千家诗》,诗歌大多是唐宋时期的名家名篇,易学好懂,题材多样:山水田园、赠友送别、思乡怀人、吊古伤今、咏物题画、侍宴应制,较为广泛地反映了唐宋时代的社会现实,所以在民间流传广泛,影响极其深远。尤其是《千字文》,一千个字,认识了这一千个字以后,对中国文化就有基本的概念。《千字文》这本书,只一千个字,把中国文化的哲学、政治、经济等等,都说进去了,而且没有一个字重复的。这些不仅仅是蒙学中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中的精华。我们中国的历史,自南北朝以迄清代,经过好几次的外族入侵,为什么中华民族始终站得住,外来的民族结果都被我们的文化所同化,就因为文化力量的伟大。
重新来看中国文化,洋洋洒洒五千年,从旧石器时代的发明创造,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无一不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是中华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而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它落脚于“文化”上。文化是什么?它是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等等等,透过蒙学这扇窗,看到室内富丽堂皇;翻开五千年的文化史,蒙学一定是里面最朴实的逗点,也是最浓墨重彩的逗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