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琨
明代杂剧家吕天成评《牡丹亭》：“惊心动魄，且巧妙迭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矣！” 《牡丹亭》作为明代传奇发展最高峰的标志，除了本身的文学魅力之外，词曲间还隐含着更多内容——汤显祖对时代的批判、对女性的认知、对人本身的重视、对至情的宣扬……《牡丹亭》虽已穿梭百年，其光芒却依然不减，就其历时性传播及当代意义的分析的必要性凸显出来，或许可为文学经典的传播提供借鉴意义。在本读书报告中，我将从四个角度分析、总结读《牡丹亭》后的感受。
中国古代婚恋观
“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此句可知，杜丽娘此时已十六岁，到了及笄之年，却并未举行“加笄”的成年礼，因为明代女子许嫁后才可举行笄礼。从古代民俗学角度而言，加笄意味着亲长对少女的监护结束，少女的婚恋权力被大众认可，且像杜丽娘般官宦人家的女子，出嫁前必须举行成人礼，否则不得成婚。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丽娘的唱词中多次提及自己的年龄（第十出《惊梦》、第十四出《写真》、第二十八出《幽媾》）。所以杜丽娘在唱词中反复强调自己的年龄，是为了为自己“早成佳配”寻得合法依据。
不得不说，宋元明清时期，女子早婚早嫁已是社会普遍现象。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说：“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其婚姻之订，多在临时。近世婚娶已早，不能不通变从时。男女订婚，大约十岁上下，便须留意，不得过迟，过迟则难选择。”由此可见女子早婚是明清民间普遍的习俗，曾经“女子二十而嫁”的理论逐渐站不住脚，与时俱进为“通变从时”，丽娘之呼声也有了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
但丽娘的父亲杜宝却不承认女儿已经情窦初开，断然否定并予以驳斥。“【老】看甚脉息？若早有了人家，敢没这病。【外】咳！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儿点点年纪，知道个什么呢？”（出自《牡丹亭》第十六出《诘病》）杜宝用记录先秦礼制《礼记》中的规范来教育当代女子，不愿女儿早早出嫁，与他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有关——他决心要把女儿培养成“名门一例”，以确保来日“父母光辉”，光宗耀祖。
对婚嫁时间持不同意见的实质在于女子无婚姻自主权，女性地位的低下。女性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一颗棋子。个人的意志情感并不重要，价值在于对整个布局的作用。女性自己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拥有选择的权力，只得听从安排，委屈意志。《礼记·祭法》有言：“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悽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这种说法所服务的，正是以“尊祖敬宗”为支柱的宗法制度。虽也承认人“含天地阴阳之灵，有哀乐喜怒之情”，但绝不主张个性的发挥，而是强调必须垂范以节，克之制之，服从家国利益；婚姻文化中，则须导之以孝祖，终之以治国，也就是“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妇之义，然后为国为家，可得而治也。”探究明朝女性的地位，便不得不提对明代女性贞节的要求，在宋明理学、三纲五常的思想迫害下，她们被要求贞洁高于生命，人格遭受了严重压抑。据董家遵先生统计，明代守志的节妇有27141人，是历代节妇综合的45倍；殉身的烈女有8688人，是历代烈女总和的14倍，可见明朝女子被压抑折磨到了何种地步。
已多次明示丽娘年龄，为何又提起及笄？固然非作者闲笔带过——而是为了以合理的婚俗反抗残忍的礼教，强调人欲，对抗封建统治下对女性的压制。汤显祖在《牡丹亭》里涉及到的关于女性的社会问题，体现了他对女性独立人格和人生价值的认识、对实现正当欲望的渴求与期盼，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价值。
汤显祖的至情观
五代词人韦庄的《谒金门》一词下，汤显祖也评价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闲抱琵琶寻旧曲’，直是无聊之思。”提起牡丹亭，最有名的还是《牡丹亭记题词》中的这段话“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一句作为凝练的主旨句，将汤显祖的至情思想从整体分为三个阶段：情起（“情不知所起”）-情深（“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情至（“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情不知所起”，汤显祖是否真的不知情从何起吗？实际上，丽娘的情起并非偶然，而是有一个缜密的过程：花鸟逗引、诗经感化、对镜自怜、游园慕春。《礼记·乐记》中有言：“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强调外在环境对主体的影响和干扰。分析这一过程可发现，汤显祖呼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物感说”。只是他在此基础上将物的范围扩大，延伸到客观教化上来，具体而言，则是丽娘的闺房视野。
“情不知所起”，是汤显祖“至情”思想的一部分。《牡丹亭》通过丽娘与柳生之间萦绕在生死虚实中仍无法断绝的爱情，完整的展现了汤显祖的“至情观”。情，人人皆有，贯穿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而至情，是有情的最高境界。宣扬纯粹的真情，由汤显祖在《牡丹亭》的咏叹中独家演绎，作出阐释。至情观不仅贯穿着汤显祖整体的艺术思想，更是在明末清初与作为官方思想指南的程朱理学针锋相对，反对“存天理，灭人欲”，肯定人的正常情感和欲望，提倡汤显祖本人所坚信的“情”与“真”。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至情所在，即使《牡丹亭》诞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但仍能在今天让我们仍流连于文字之中，引起我们情感的共鸣。
自我意识觉醒
明代戏曲理论批评家沈德符《顾曲杂言》中评道：“《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另一部著作《西厢记》中，崔莺莺由于性格之故，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不会不顾一切，她深知自身力量有限，难以与外部势力抗衡，因此，崔莺莺的“情”主要靠外力推动，为两人的感情发展扫除障碍。而与西厢记中崔张爱情靠外力推动不同，杜丽娘之情由内而外生发，在追求情的过程中是主动的——这便是杜丽娘自我意识觉醒的象征。
杜丽娘自我意识的觉醒离不开内外两方面的推动力。分析外因，自然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汤显祖所在的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冲击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新经济形态的出现为思想革新做好了铺垫。杜丽娘之父是固执封建家长的代表，以自己夫人甄氏为范管教女儿，情腐儒陈最良为丽娘讲书，丽娘被强行灌输各种“闻见道理”。而陈最良的第一课《诗经》首篇《关雎》，没有授以封建妇德的坚定信仰，反而触发了少女对情爱的渴望。在宋明理学的蒙蔽之下，有压迫就必然有反抗，以李贽为代表的针砭时弊的思想家涌现，肯定人的正当欲望，反对封建理学对人思想的封锁与控制，助推当时的社会前进，为紧闭的思想空间打开窗口。汤显祖在《光霁亭草叙》中说：“童子之心，虚明可化。乃实以俗师之讲说。一入其中，不可复出。使人不见泠泠之适，不听纯纯之音。”汤显祖受李贽影响较大，其中的“俗师之讲说”和“薄士之制义”就是李贽所提出的“闻见道理”的具体化，批判后儒的经学说教。可见当时理学之高压，思想之禁锢。汤显祖一生仕途不顺，满腔热情考取功名却被官场的阴暗打退，无法实现个人价值。在李贽等人思想的影响下，他的思想中包含许多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激进成分。汤显祖将其注入杜丽娘的形象之中，贯穿在封建礼教对一个鲜活生命的摧残里。美好的梦境与残酷的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苦闷而彷徨的花季少女生命力喷薄而出，唤起对自我价值的关注与认知。
分析内因，一方面是戏剧中人物性格塑造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牡丹亭》隐含的哲学思考：探寻人为什么而活。《牡丹亭》与《西厢记》相比，悲剧色彩就更加明显。杜丽娘游园美景时联想到自己的人生境遇便发出哀叹，现实中的强烈的失落感最终在梦里得到弥补。仅观戏剧情节本身，杜丽娘跨越生死几经波折所渴求追寻的也许只是柳郎，只是爱情，但其实并非如此——还有她一直被忽视禁锢的青春，以及生的意义。她的痛苦和失落表面上源于青春的渴望，深层来看，她的苦痛和失落则是源于这一哲学问题，源于作为人，一个独立个体的自省——自我意识的觉醒。思索人存在的价值，重视人本身，与文艺复兴时期之后西方文艺作品以“人”为中心的精神主旨更为贴近，这也是我国戏剧影视未来需要持续着力发展的方向。
《牡丹亭》的历时性传播及当代意义
汤显祖曾言：“吾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自我评价说服力不强？明末文人张岱在《嫏嬛文集》中赞道：“灵奇高妙，已到极处。”传至清代，著名文人李渔更是称其“脍炙人口”“意深词浅”。《牡丹亭》以其独特的价值流传至今，除了其原本的剧本外，还出现了各种改本、评本、戏曲、影视等表现形式。
明清时代，《牡丹亭》的文本传播集中于评点本、改编本以及其对明清时期其他文学作品的影响。评点本中较为突出的是三妇评本。不仅印证了牡丹亭一直盛传与闺阁女子间，还是古代女性涉足诗词、戏剧评论的凤毛麟角。改编本众多的原因在于牡丹亭由于作品自身的限制，搬上舞台无法完全按照原本演出，基于舞台表演的要求、条件，对其词曲、结构进行了一定改动。上述都是牡丹亭在古代的直接传播行为。牡丹亭以其独特的魅力对明清的许多戏曲、小说作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受其影响的明清传奇多达七十余本，再次提及或引用其中语句的小说话本更是不胜枚举。连文学巨制《红楼梦》也多次提及（第二十三回《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中黛玉侧耳细听牡丹亭）。由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限制，明清时期的牡丹亭主要以文本传播为主，明代亦有昆曲演出和清唱，清代戏曲表演折子戏盛行。
近代，《牡丹亭》成为昆曲的代表曲目，以舞台演出的传播形式为主。现代，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传播媒介不断更新，经典的昆曲形式也重新整排编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走出国门，电影、电视剧的表现形式也使人们燃起对这部经典著作的兴趣——《牡丹亭》在新时代焕发着自己的活力与生机。
从最初的文本传播和戏曲传播，发展到后来现代的影视传播及更丰富直观的舞台表现形式，《牡丹亭》的传播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加之作品本身的思想深度、艺术魅力以及在历时性传播过程中所积累的新内涵，使得经典本身穿越百年，依旧能被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受众接受，而未失传。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牡丹亭》历时性传播的当代意义，应在坚守经典文本的文学、诗学价值，理解作品涵义的基础之上，采用多元化方式传播文学经典，与时代特点、热点相融合，不消解其本意的前提下创新演绎方式、利用方式，保持作品的生命力与活力。
文献参考：
[1]李琦.中国传统戏曲海外传播策略初探[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6.
[2]张雪莉.《牡丹亭》评点本、改本及选本研究[D].复旦大学,2010.
[3]王燕飞.二十世纪《牡丹亭》研究综述[J].戏剧艺术,2005(04):33-43.
[4]田甜.《牡丹亭》的明清女性读者群研究[D].复旦大学,2009.
[5]宋俊华.牡丹亭:从“至情版”到“青春版”——一部昆曲经典的建构、重构与解读[J].文化遗产,2009(03):34-41+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