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历史书的阅读感悟总是要比其他更难的，其他书怎样写都没什么问题，你可以把他变成你自己的哈姆雷特。但是历史不是，对待历史应当严肃认真，历史的厚重不容戏谑，个人的看法可以浅薄但是不可轻佻。曾有人称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指的是史书而不是历史本身，我们当有穿透岁月苍茫的眼睛。
万历十五年已是声名远播了，对于当时的社会状态，作者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而这种种缘故在当时看来似乎无关痛痒，那便也失去了按年按事计史的冲击力，所以写人物来看历史，可谓以小见大之妙法。本书名为万历十五年，其实书中很多事情缘由并不限于这一年间乃至万历朝，为何取这一年来讲呢。大家应该对这句话都很有印象，万历十五年，看似四海升平无甚可言，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尽头。因为至此时，明朝覆灭的全部因素都已经发展成熟，已经是人力无法挽回的时候了，无形的诱因便要让这个看似魁梧的大汉轰然倒下。
明朝的灭亡要说起来绝对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太祖立下的种种规定，大多短命的皇帝，昏庸的官僚阶级等等。要我来说的话，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儒家所代表的封建礼制已经发展到了巅峰。
儒家能够成为独尊地位并不是偶然，比之于其他学说儒家有更多的先贤涌现将之发扬光大也决不是天意垂怜。温和的气候生长出平和乖顺的中国人，使得这使得我们更能够接收道德的约束，而广阔的疆域也使得中央政府的影响力很难通过国家强力机构很难传播远去。如果没有一套完整严密有约束力的礼来规范指导人们平时的生活，那么这个社会必然是混乱不堪的。我们必须要认可儒家的作用在维护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文明国家时起到的居功至伟的作用，哪怕我认为是发展极甚的儒家导致了明朝的覆灭以及清末的民族羞辱，但是这并不是儒家本身的问题，对千百年来一直行之有效的体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尤其变革人还出自于该体系，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不因为哪个人能力毅力不足或者这个体系太过固执，这本身便是历史的规则。
明太祖无疑是一个非常热爱家庭的男人，他的责任心使他尽力做完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的事情，他凭借自己定国的威信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个人理想的治国规范，这些当时看似条条理理的规则在短短百年后就成了许多的社会问题的直接依据。对于商业的打压、对于户籍的管理、对于宗亲的安排等等，但是如果将灭国的原因归咎于两百多年前开国皇帝身上，也未免太缺乏担当了。
很多人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们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保守的社会，不愿意接收革新，实际上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手段太过丰富，但凡集体收益的改革几乎没有不能推行的。我们要明白，国家中后的变革几乎都是因为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已经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出于保护自己私利才阻止国家改革虽然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在仁义道德的感染下这难免无法述于煌煌厅堂。封建社会最大的的既得利益群体绝不是以皇帝为首的皇室宗亲，而是惯读诗书的士大夫阶级，他们也是话语权最大的一群人。当士大夫群体中出类拔萃的那部分人因为社会责任感或者有自身以外更大的追求时候，更多的平常读书人受到了压力，耻于言利的士大夫呢怎么办呢，手段虽然也就那么几招缺难以对付。
他们会在道德上挑你的问题，这是我看历史小说时对于最惶恐无力的地方。对于政治人物，我们不应当将他们看做普通人。有这样经典的问题，如果需要你去杀一个无辜的人来拯救其他十个人，你是否应该动手？这种问题的道德陷阱在于没有哪一个选择是会让自己的良心不受谴责的。对于普通人，如果他愿意粘上鲜血，我们应该夸赞他的勇敢、理性，愿意承担被人斥责被自己谴责的压力救下另外十人。如果他不愿意，我们应该夸奖他的善良温顺，哪怕知道这不是相对理性的决定哪怕他此刻可以以崇高的名义伤害别人，但是他依然下不了手。普通人先该追求的是善良，在善良的基础上做一个理智的人才是值得提倡的。然而对于政治家，合格的国家掌控者，我们当然不希望他是一个以百姓为刍狗的桀纣。但是他在决定这件事的时候，如果有半分以外更多的意志摇晃，那么就不能说是最合格的舵手。人民需要恻隐之心，君主需要的是冷静之心。统治者的道德尺度和平民不应相同。这个事情需要警惕的地方在于，做出的决定是真的处于理性还是冠之以理性呢，所以哪怕我这样觉得，但是我绝对不会鼓吹如此。这个事情可悲的地方在哪呢，我们是被解救的那十个概率很大，可是我们也随时可能变成被放弃的那一个，那会儿，被放弃的我们甚至连被被救援的理由都没有。道德上的完人是很少的，尤其是走到国家方针制定者这样的高位，如果没有为违背自己的原则委曲求全过志平一腔少年时候的热血的话那是不现实的。公众道德和私人道德的差别我们必须要区分，如果将公众道德代以私人道德，那么社会将缺乏担当，如果将私人道德代以公众道德，那么个人权利将有被侵害的危险。
转回话头，道德上的问题更多是针对中下层官员的良方，对首辅的攻击是直接交锋很少有敢这样做的，这时候就要用那些不那么明显却也非常奏效的方法了。我发觉的常用方法有这两个。一是煽动闹事，哪怕今天，民众依然是非常容易糊涂的，在那个所有道理公信力来源都是乡绅的士子的时代更是非常容易。或许能看到将来的好处，但是眼下的动乱怎么处理？相比于缥缈的未来，现状稳定是更重要的那个。还有一种方法，政策在实施中难免会有不符当地现状的情况，一样政策不可能是全国通用的。古代的县官们拥有非常大的弹性执法权力，如果不情愿因地施策，反而高压实施，那么事情由好变坏也就很正常了，所谓事在人为，正是如此。我并不是说每一个改革每一项政策都会发生我描述的这些，很多时候做出阻挠的人并不知晓或者甚至觉得自己在做有价值的事情，这是千年下来思维上枷锁。
道德是没有意义的，我指的是将道德视作评判的最重要标准在治国中绝不是一件好事。道德没有办法衡量，如果标准都是模糊的，那么标准就是以主政人理解的道德为标准，由法制变为人制的害处不消多说。道德不是绝对的，不是绝对的分两个方面，第一是道德很有可能随时间现状而变，而观念则很难改变，具有滞后性。比如在古时，道德是鼓励勤俭节约的，因为生产力不丰富，节约能养活更多的人。在今天，我们倒是没提倡浪费，但是过于勤俭节约被讥笑的情况也不少见。第二则是道德的不绝对甚至让人抓狂，因为如果对方也是处于正直的目的和你对抗你该怎样呢。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截然相反的立场都是因为道德。王安石变法是为公为民，司马光反对变法也是因为为公为民，如果以道德作为衡量尺度的话，这两个人的意见应该都被接受，岂不怪哉。还有一个原因，如何评价一个人是否道德呢，是根据亲眼所见还是会根据听说呢？会说会写会表达的人必然比其他人更有道德，而真正以道德为处事准则的人却常常以夸夸其谈为耻。长此以往会形成道德意义上劣币驱逐良币。
汉武帝是外儒内法，唐朝有胡人血统，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凡是历史上还值得骄傲的时代，都是封建礼教没有那么强盛的时代？中国能成为近代以前最强大国家地位，和儒家的凝聚力、感染力、对民族性格的塑造是分不开的。但是近代的百年屈辱，儒家的故步自封、僵化排外、轻贱人民也是难辞其咎。归根到底，在儒家出身的士大夫的天性里，儒家的重要性是高于国家与人民的。近来我曾想到，其实近代的屈辱史对于中华民族和现在的人民共和国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更妙的是这件事发生在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朝而不是明朝。力图挽大厦于将倾的崇祯在募捐的时候王公大臣们一毛不拔，用几十两银子来恶心皇帝，甚至于国丈在皇后拿五千两让父亲带头的时候还自己截留了两千两，皇帝低声下气只求到了二十万两银子的公卿们被李闯抄家抄了千万两。在满清入关南下江南时，夸夸其谈的江南士大夫的表现也是极其让人失望。清王朝固然带有野蛮的色彩，但是满清的铮铮傲骨的文人们都已经乖巧地跪了下来，皇室拥有很多的国家掌控权。如果明朝再继国祚三百年，在明王国的末期遇到清末的情况我相信绝不会比清末做的更好。哪怕割地赔款，再怎么样，清廷的底线也是自家的皇位要保留，而在明朝，我绝不怀疑士大夫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皇帝所代表的国家。尤其这种情况下，汉人的风骨，儒家的仁义道德还从何说起？清朝人接下了这个无论是哪个朝代都会受辱的时代，对于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来说，真是天之大幸。近代的屈辱历史固然让我们失去了尊严乃至文化自信，但是如果不是这个极强的外力将封建礼教打碎而是让中华民族自我革新的话，我们十有八九会变成如今的英国。站在屈辱之上，我们有极强的紧迫感，陈旧的思想也焕然一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
如今的社会还是有很多让人皱眉的情况存在，许多知识分子与公知们往往是精外慕洋的急先锋，我绝不反对指责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但是我可以说，感情总是矛盾的，只有利益是永恒的。哪怕确实是对国家失望的人，也会有很多瞬间被可爱的人民唤起内心的温柔，不会舍得一直对于这个民族进行彻底否定，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能态度鲜明的永远在自轻自贱。有一个现象名词叫做皈依者效应，说的是外来人加入当地族群会更尽力像当地人一样行事，汉奸往往比侵略者更加残暴。汉奸很苦恼，哪怕他像侵略者一样努力，做的一模一样，还是会被人怀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会得到完全地认同。认同感是比良知更重要的东西，为了获得认同感，他们往往只有通过极端的手段来显示自决于原群体的决心。汉奸为什么可恨呢，被逼无奈从贼的我们不会看到有多少批评，我们应当尊重人在面对威胁时求生的本能。但是汉奸们，大多是自愿、为了利益。追逐利益是我们的本性，为了利益我们可以做很多坏事，作奸犯科侵犯他人，但是这决不应该包括违背另一项本性。为什么这么需要认同感？为什么人是社会性的生物？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是同一群体的人在一起才会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汉奸这种生物，让我们的内部出现了问题，这太令人不安了。
看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我同时又回顾了一点明朝那些事。我没有具体统计过，但是印象中写明史的著作小说是最多的。为什么大家对明朝如此偏爱呢。从感情的角度来说的话，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明朝是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封建王朝落日的余晖，之后就一直经历风雨磨难，直至今天仍然没有获得安逸的外部环境。二是明朝的灭亡非常令人惋惜，与其说为落后的游牧文明所灭，不如说是因为无法调和落后的体制思想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灭。明朝灭亡虽然有其无法改变的根本原因，但是小冰河期，关键战役的失误也偶然的踢了悬崖边上的大明一脚。虽然不改变体制也只是强行续命，但是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明朝本是有机会取得更多的成就的。第三则是明朝的皇帝们都是很不错的人。听起来很奇怪，因为我们印象中的明朝皇帝们，有牵连滥杀的、有被俘国耻的、有沉迷木工的、有喜欢打仗的、有专心修道的，总的来说，奇葩很多。但是我们不管史官们春秋笔法那一套，以一个升斗小民的身份去观察决定我们处境的十六个皇帝们，我们必须要说，无论对大臣们怎样，自太祖时期便产生的对农民的亲近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对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关爱也是比历史上绝大部分朝代要好的。明朝的皇帝们，不乏仁厚之君，有些谈不上是一个好皇帝，却是一个还不错的人。
从创作的角度来说，明朝的皇帝更像是你我身边活生生的人，写起来有血有肉，有很多的历史记载流传下来也便于人们对于当时的一些历史现象进行推演、艺术表达。明朝可写的人物很多，才子佳人、王公大臣，可以下手的年号也很多，且不像更久远的一些朝代那样让人读起来费劲，耳濡目染下，或多或少对于明朝的一些片段历史有所了解。另外就是上文提到的，明朝产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正是社会思想冲突最激烈的时代，这时的社会里，明里暗里的冲突都不会少，真是可以大书特书。
虽然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但是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演。为什么呢，我们哪怕读了再多的书以史为鉴，但是终究是难以跳脱自己的时代来比对来对照。我是一直认为，评价一个人，是非常难的。因为如果要有最中肯的评价我们就不得不在当时的阶段取评价他的道德，再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去评价他的功绩。所以然着何？道德会随时代而变得是否值得夸耀，明末固然许多士大夫们的气节让读书人羞愧，但是也不乏一些舍生取义的英雄行径，然而他们的功绩却没有办法像抗日英雄那样彰显。因为当时的外来侵略者，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一个念旧的亲戚。可是哪怕将来某一天，日本也成了我们民族的成员，那些抗日英雄也只是会被淡忘而不是成了内战分子，毕竟他们的为国牺牲多壮志的豪情，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伟岸，是真实存在着激励一代一代英雄儿女的。他们的精神永存，可是他们的功绩就不得不被扫进历史的角落。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每个人的姓名荣誉与之相比可谓不值一提，这是非常现实的事情，哪怕是崇高的品德，也只会存在于需求之下。评价历史人物，写功过与否是出于国家的需要，写高尚与否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的需要。
我们来看一看书里提到的这些个人物，申时行、张居正、戚继光、海瑞、李贽。我觉得作者选的这几个人很秒，可以他们出身上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制度的一些弊端，社会思想存在的摇摆，现实情况和道德要求的冲突。
本来还想对每一个人物进行一段论述，但是我发现写来写去好像也就是这么几个角度，在大的历史角度我还能夸夸其谈，对于每一个人物进行分析我还是没有那样深的历史积累。这些历史人物，包括其他的历史人物们，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和不足，得意与失意。一个庞大的帝国轰隆崩塌了，留给我们的除了对被尘埃掩住的遥远身影的叹息外，还应该有其他什么吧。
这篇笔记写起来真实费了我很大的劲，最终成品也并不如意，目前的我还没有做到对历史的形容表述可以深入浅出举重若轻，不过人和历史一样，都是要不断进步的，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