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秦见初
路过系列之大理
大理古城里，尚有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有他们的医院、学校、教堂、花店和菜市场。穿着校服、成群结伙走在街上吃乳扇的中小学生尤其让这里透出盎然的生活气息。
我每天去人民路上同一家餐馆吃炒饭。沿路有许多摆地摊的游客，卖画了画的石头、原创音乐CD、手绘布袋、五元一支的自制卷烟。有一次我遇见一个女孩卖手绘明信片。
明信片用黑布垫着铺在石阶上。女孩盘腿坐在一边，捧着一个本子垫在膝盖上画画。两个附近中学的初中女生手挽着手围过来，喊她姐姐，好奇地问个不停。女孩高中退学，此后便四处旅行和画画。两个女生如同见到活生生的偶像，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她们打听她画画的工具，问她一个人去那么多地方，不害怕吗？不孤单吗？
两个女生说一会儿再来，要买她的明信片。她说可以送给她们。她们不要，一定要自己拿钱来买。不久她们回来，想请她吃饭。女孩笑笑，说晚上已经约了朋友。
我一边听她们交谈，一边翻看插在相簿里的原稿。她给每幅作品都取了一个名字。她向我解释其中几个名字和图案之间的联系。有一张叫做“浮光掠影”，她说这一幅画的是一只鱼的眼睛在水中所看到的世界。我选了三张明信片，请她一一签名。她的名字叫安男。
大部分时间，我一个人坐在“新四季”青年旅舍二楼的露台上，偷看院子里孤身一人的陌生女孩在树荫里看书。或者写旅行笔记，写寄给她的明信片：“从多少一晃而过的脸上看到了你。”
万圣夜那天下午，山东男孩走过来问我：“哥，你去不？”
“去啊！”我说。“为什么不去？”
“那我也去。”
派对的消息是住我对面床的两个女孩传出来的。早上这两个人特意穿上花衣裳去开派对的驼峰客栈帮忙。下午我从外面回来，见她们的脸上已经用油彩画上了纹饰。其中住下铺的女孩问我晚上有什么安排，我说没有。我还以为她是要邀请我同去呢。
后来是一个当天新住进来的昆明人鼓动整个十人间的人都去。
我们“新四季”联盟一到那里就散了。我独自在角落里看其他旅舍的名片和广告单。一个人形影相吊地呆在这种人头攒动的场合让我颇不自在。我看见住我上铺的男孩也孤零零地站在附近，便靠过去打招呼，两个人一起站着。我觉得一语不发别扭，去院子边的吧台处买了两瓶啤酒回来。当我递给他其中一瓶时，他竟然说不喝酒，让我大为诧异。我说：“反正已经买了。”他勉强接下，象征性地喝了一口。后来我和他在院子最外围、靠墙的长椅上坐下来，混在更陌生的人中间。
以照壁为背景的舞台陆续摆好了音响、麦克风和架子鼓，院子中间一个大铁盆里燃起了篝火，暖场的音乐响个不停。远处的屋檐下挂着一个南瓜灯，里面的火光透过鬼脸照出来，再远处的半空中挂着圆月亮。
住我对面床的两个女孩在篝火前的长椅旁边帮别人脸上涂油彩。山东男孩在远处的一个角落坐在高脚凳上喝啤酒。让我意外的是，有一个长卷发的女孩陪在他身边。昆明人则举着一个啤酒瓶随着音乐手舞足蹈，一会儿和这个人碰一下酒瓶，一会儿勾在那个人的肩膀上说着什么，看上去已经收获了不少新朋友。他看见我，冲我举着酒瓶喊：“这里！这里！”虽然扔下那个去了厕所、让我帮他看好座位的难友有点过意不去，但我毫不犹豫地踩着院子边的一排椅背跳了过去。他递给我一瓶啤酒，把我按到“新四季”占据的一条长椅上，又转到别处去了。
派对的第一项活动是雕南瓜比赛。
雕南瓜的同时，舞台上的表演陆续进行。首先登台的是一个日本人，他光着上半身，瘦骨嶙峋，尤其是肚子似乎有意吸了一口气而向里凹陷，两排肋骨清晰可数，下半身穿一条宽松的灰白色系带长裤，赤脚。据主持人说他曾为曼德拉演奏过。乐器是他自创的。在我看来，那就是一根竹竿绷了一根细绳子当弦，竹竿顶上挂一个装饰性的葫芦。他的演奏只是变着花样拨弄那仅有的一根弦，发出单调沉闷的声响，仿佛弹棉花。
“新四季”联盟领了两个南瓜，其中一个在我手里。一个女孩走过来蹲在我面前，仿佛举照妖镜一样对我举着一块平板电脑。
“你在雕什么？”她眼睛盯着屏幕说。
“我也不知道，”我说。南瓜上只有被我戳下的一连串大大小小的窟窿。
“我们是抽象派。”
女孩抬起眼睛望我一笑。我喜欢她晴朗的脸和仿佛不曾见过黑夜的眼睛。
“你觉得你们能得奖吗？”奖品是一杯鸡尾酒。
“你说呢？”我望着她的脸。
“我看悬。”
她让我举起南瓜拍了一个特写，然后采访其他组去了。
一个独人街舞表演过后，《江南style》响起。观众顿时兴奋起来，若干男男女女自发地拥到舞台中央跳起了骑马舞，又一个接一个走出舞台，蹦蹦跳跳从观众中间穿过，绕着院子转圈。拿照妖镜的女孩也在其中。她背着一个双肩包，包上挂着一个小孩拳头大小、毛绒绒的白色圆球，跟着她一蹦一跳，格外快乐的样子。
昆明人虽然一刻未闲，却不断地抱怨没意思，想换个地方去喝酒。派对还没有结束，“新四季”的一伙人就离开了。
去Bad Monkey酒吧的路上，一个新加入我们的老外和几个他还没有来得及认识的人握手，互通名字。多数时间他在和住我对面床上铺的女孩用英语交谈，或由她居中翻译。昆明人不会讲英语，却和这个老外最热络。这两个人都处于癫狂状态，大笑大叫大开玩笑。老外双手抓着昆明人的头，在他的脸颊上用舌头涂胶水似的舔了一长条，昆明人反过来抱着老外的头也要对他这样做，最终大叫一声，放弃了。
路过“新四季”，住我上铺的男孩回去了。到了酒吧，住我对面床下铺的女孩坐了一小会儿，酒上来之前也走了。酒吧入口处的门楣上挂着一个白布做的鬼娃娃，女服务员应景地戴着颜色鲜艳俗丽的假发。酒吧里面光线暗淡，音响开得很大，喧闹无比。
我们一圈人挤在一张桌子四周。酒上来了，伏特加加水，还有切成圆片的橙子和切成块的香蕉，装在一个巨大的、接阀门的、像是从化学实验室里偷出来的透明玻璃容器里面。后来我知道这个东西叫做酒炮。昆明人坐下来收份子钱，他自己先出了一百元。山东男孩也掏出一百元拍到桌子上。我去摸钱包，昆明人见了朝我摇手示意。老外在座位上挺起髋部，从裤子口袋深处摸出一团二十元的纸币，仔细地捋平，交给昆明人。
昆明人和老外依旧不闲，轮流抱着过道中央的一根钢管转圈，或者去旁边的桌子和陌生人碰杯，和女孩聊天，和男人勾肩搭背。
有人递烟给我，我摆摆手说不抽烟。他递给一个新来的女孩，女孩伸手一挡，说：“我有。”她拿出一支又细又长的烟点上，吸了一口，然后夹在手指间。她的指甲全部涂成了黑色。我是在大理才忽然发现许多女人抽烟的。有时候，女人将手肘支在桌面，掌心朝上，用纤细匀称的手指漫不经心地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烟袅袅上升，有种颓废而优雅的美感。
山东男孩端着一个装扎啤的大杯子，里面装满清水，他喝一口酒接着就喝一口水。卷发女孩坐在我身边。我和她撞了一下酒杯。
“你也住在‘新四季’吗？我好像没见过你。”
“我住在女生间，”她说。
我原来如此地点点头，喝了一口酒。
“我见过你，”她说，“在那里写东西。”
我对她笑了笑。
“你跟他是一起的吗？”我指着山东男孩问她。
“他是我堂哥。”
这种组合倒是新鲜。
“他真的是你堂哥？”
“是真的，”她说。“不然我爸妈不让我出来。”
伏特加喝完后，又上来一尊酒炮，装的是威士忌。住我对面床上铺的女孩中途离开回旅舍去了。后来剩下的人离开酒吧来到街上，昆明人和老外还要继续喝，钻进了几步远的另一个酒吧。我留下还在酒吧门口犹豫的几个人，独自回到旅舍。
房间里的人竟然还亮着灯在聊天。
我说：“你们怎么还没有睡呢？”
我听见住我对面床下铺的女孩说：“我们想看看你们喝到什么时候回来。”
“他们换了一个地方，”我说，“还在喝。”
我扶着桌子站在房间中央，头晕得厉害，眼前的景物仿佛是跑着步用一台没有减震功能的摄像机录下来的，晃个不停。
“这一回我是真的喝多了，”我说。
我知道整个房间的人都在煞有兴致地看着我。
我感到口干舌燥，把白天买的果脯拿起来吃。一个新住进来的女孩问我：“你吃的是什么？”
“好像叫脆梅，”我把袋子朝她递过去。“要不要来点？”
分享食物仿佛是被写进人类基因的社交技巧。她趴在床上伸下手来取了一颗。
“我也要！”另一个在上铺的女孩说。
她早上刚来“新四季”时我们聊过几句。我问她明天去哪里玩，她指了指我上铺的男孩，说：“我们明天一起去爬苍山。”
“哦——”我看了一眼我上铺的男孩。他望着我笑。
我举着脆梅将房间其他几个人问了个遍。住我对面床上铺的女孩摇摇手。下铺的女孩说：
“我刚刷了牙，晚上不吃东西。”接着又说：“我发现你喝酒之后变外向了。”
“哈哈，是吗？”我说。
“是的，”她说。
“我发现你说话的声音和我在沙溪碰到的一个书吧的老板娘一模一样，”我说。
“然后呢？”
“没了，”我说。“我就是突然想起来。”
有个男人过来要我的水壶，他说他带了茶叶，要泡杯茶帮我醒酒。出门去派对时我邀请他一起，他没去。我摇摇晃晃下楼去洗漱，回到房间时茶已经泡好了。尝了一口，太烫。
我站在床边脱下牛仔裤，在内裤外面套上一件充当睡衣的短裤。
“哎呀！你就这样脱裤子？”住我对面床下铺的女孩大声说。“我都看见了！”
“不可能！”我叫了起来。“我穿了好几层！”
第二天上午醒来，住我对面床的两个女孩已经离开去贵州了。房间里只剩下我、昆明人和山东男孩。穿衣服时，我发现左小腿的前侧有一处来历不明的伤口，结了一层薄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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