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二)
觉醒的青年
来到北京
1918年夏天,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一起到了北京。他们是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但我不愿意到欧洲去,因为我认为自己对中国了解得还不够,想把时间花在对中国的研究上。
我在湖南师范学校时的教员杨昌济先生当时是北大的教授,他把我介绍给了北大的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安排我当了图书馆的管理员,这样我每个月就有了八元钱的薪水,可以在北京生存下去。我的工作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能够见到许多名人,然而我人微言轻,丝毫不能引起他们的重视,他们也没有时间倾听一个图书管理员难懂的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失望。我参加了哲学会、新闻学会,旁听大学里的功课。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头脑越来越激进。但我仍然没有找到中国的出路,这时候,我开始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并赞同它的许多主张。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到了上海,送他们上了到法国的轮船后,我又回到了长沙。
继续斗争
五四运动以后,我开始专门从事学生的政治活动,成了《湘江评论》的主笔。我们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最终由谭延闿取代了他,但是谭延闿很快又被军阀赵恒惕赶出了湖南,由于赵反对民主,我们又把斗争的矛头转向了他。我逐渐明白:只有由群众的行动得到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障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1920年,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组织了起来,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在我读过的共产主义文献中,有三本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它们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它们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此以后,我就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国民革命
1921年5月,我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总共是12个人。回到湖南后,于10月组织成立了共产党湖南第一省委,我是委员之一,到1922年5月我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时,我们已经组织了20多个工会。那时候我们的工作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还没有关注到农民。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我开始重视农民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这时候,湖南的农民斗争性已经非常明显了。我离开家,开始组织农村工作,在几个月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由于受到了当局的追捕,我逃到了广州,担任了《政治周报》的编辑,这是国民党宣传部的机关刊物。当时我写了很多文章,其中两篇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时候,我和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分歧。
1926年回到湖南后,我视察了湖南的五个县——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形,对中央委员会做了报告,催促在农民运动里采取新的路线。1927年初春,我到武汉举行了各省农民联席会议,主张普遍地重新分配土地。陈独秀对此坚决猛烈地反对,他不明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十分低估农民革命在这个时候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