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瑞金医院看昏迷的姑父，一早和老公乘了一辆绿皮的慢火车前往，到了火车站，转一号地铁，正值上班高峰期，地铁里的人被挤成了沙丁鱼，隔着玻璃门看进去，层层叠叠一车又一车的人头，把我看得触目惊心。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大都市，此时的地铁站成为上千万人口的一个精微缩影，我们一直等了三辆地铁通过，才终于勉强挤上了车，好在上班高峰，地铁出车的频率也高得惊人，不到两分钟就来一辆，是以虽然前面错过了三辆，等车的时间仍然不长。

地面上的公交车倒是很松散，转乘42路公交车，不几站就到了瑞金医院，破费了一番周折才终于找到了姑父的病房，但人却没见到，连人带床拉去做检查了。

我们在医院后面的石凳处歇息了大约十几分钟，再上去的时候，姑父已经回来了。

姑姑和表弟陪着姑父。我首先去看姑父，他嘴上带着吸氧器，沉重地呼吸着，每一下都发出浊重的声音，每隔一段时间还会长长地回一口气，似乎氧气很不够用，不得不拼命吸一大口一样。姑父的肺部在前几天受到了感染，喉咙里明显带着痰味。听表弟说，前几天的一个深夜，姑父因为被一口痰堵住，用来检测生命体征的仪器上的某个数据急剧下掉，幸亏及时把护士叫过来，用管子紧急吸了痰，姑父才度过了一次生命危机。

姑父眼睛紧闭着，身上管子、夹子插得很多，同时有两处吊水都在滴。一处是营养液，是一天的用量，一直在滴着；另一处则是小瓶剂量，不时变换名目，也不知具体都有啥用。

他完全昏迷着，插满管子，穿着成人纸尿裤，任人翻动（每隔几小时就需要翻动），任人在他身上拍打，任人给他做种种检查，任人把管子伸进他的喉咙进行人工吸痰。病房里有着一股浓重的怪味，混合着消毒水味以及人身上发出的不那么新鲜的人味。我感到心悸，生命走到这一步，何其衰弱、可怜、无能无力，已失去了人的所有尊严。

姑姑絮絮地告诉我们，姑父一直有头疼的毛病，这次从老家到上海长住，二月份曾经拍过一个片子，医生开了一点药，并没要求住院，姑姑不太放心，之后表弟的丈母娘拿着那个片子去找了当地一个有名的老中医，老中医便根据片子，开了中药给姑父吃，姑父吃了老中医的中药，头疼就缓解了，全家人觉得这个老中医还挺有办法的，又因为姑父有失眠的毛病，就让老中医再开点治失眠的药，不曾想姑父吃了这个药之后，变成了瞌睡虫，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有点晕晕欲睡。进入十月份，出现了更多的症状，手脚无力，嘴角歪斜，便又上医院拍了一个片子，医生说，姑父的脑子老化严重，明明只有六十几岁，脑子却像八十多岁的人的脑子，这次仍然没有住院，也没查出个具体的所以然来，直到十一月份，也就是前几天，姑父的精神进一步委顿，便住进了松江的第一人民医院，住进去的前几天神智还是清醒的，也还能被人搀扶着走几步，但忽然有一天半夜，就发作了，手脚抽搐，神情颇为烦躁，急忙叫医生，医生说，这是吃了激素药之后的正常反应，为了让姑父安静下来，医生给姑父喂了两次安眠药，一次吐了，第二次又喂一次。但姑父自此就忽然昏迷了，医院让转到重症监护室，上呼吸机。表弟觉得上了呼吸机，也等于是宣告病人无治了，他不愿意就这样放弃希望，连夜冒着危险转了院，转到了上海市区有名的瑞金医院。姑姑本来怀疑那个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处理不当，要追究他的责任，怕转院之后就无法再追究了，但人命毕竟是第一要务，姑姑也只好同意转院。

到了瑞金医院，所有的检查又要重新来一遍，又因为姑父昏迷，肺部感染（估计就是吃安眠药导致的），时常高烧，检查也必须等到病情稳定点才能做，所以，在瑞金医院住了快一个星期了，检查也才刚刚铺开，我们到来的这天，才去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还有腰部穿刺等等检查，听说有些检查结果需要一周以后才能出来，而还有一些检查项目需委托外面的机构负责，什么时候才能查出病因，在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在病因未能查出来之前，只能维持病人的生命体征，而就是这样的检查与维持，费用就已经很不菲了。今天的检查是六千多，我还看到床下有不少前几天打过的小瓶子，用于增强免疫力的，一瓶25毫升，费用却高达700元每瓶。相比这些花钱的大头，每天的护工费70元，已经算是小儿科了。这样哐啷啷一套全部算下来，一天就得花去近一万，而真正的治疗还并未开始，什么叫花钱如淌水，今日算是彻底见识了，这样搞，老百姓哪里病得起。

姑父是农村户口，没有额外的商业保险，只有农村合作医疗社那一点微薄的医疗保险，但因为姑父是在外地就医，是否能报得一点医药费，根本毫无把握，估计就算能报，最多也就能报个百分之十左右，而很多药物还不在可报的范围之内，像姑父这样的老百姓尤其病不起。

姑父一辈子勤勤恳恳，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姑姑说，家里吃不下的剩饭剩菜，姑父舍不得扔，总是自己吃掉，常常不得不顿顿剩饭。

姑父早就有病，头疼是上十年的毛病，此外还有高血压、糖尿病，但姑父总是强忍着，强撑着，自己不愿上医院不说，也不想麻烦自己的儿子，表弟在外地上班，每次问他身体怎样，他就算已经很不舒服了，还是会说，很好，不用担心。

不到万不得已，不到完全撑不下去，他不会想到上医院。

所以，他要么不上医院，一旦上了医院，就必定是天崩地裂般的大病。

姑父这样的人生，是否值得？

姑父的核磁共振单下午出来了，一个带着学生的男医生，听说他是主任，和另一个也带学生的女医生，在办公室进行了一次简单的汇诊。

表弟、老公和我都在这个办公室听，并把之前的三张单子也拿给医生看，男医生说，二月份的结果还挺理想的，到了十月份，已经有点严重了，但想不到十一月份，就变成广泛的损害了，病情发展的速度相当惊人。

他们用了不少专业术语，在不同的脑图片上分析来分析去，还和其他床的病人的脑图片相比较，似乎怀疑是淋巴癌，又或者是其他的病症，但最终并没有定案。男医生急着要去教他的学生，便离开了办公室，他在走廊上向学生讲课，也不时进入不同的病房，告诉学生一些具体的病例。

这些医学院的学生都还很年轻，打扮也很新潮，长得也都不错，女孩子洋气，男孩子干净，穿着洁净的白大褂，教授的声音很悦耳，因为讲授的是非常专业的知识，更增添了他声音的魅力，顺带他的人的魅力。

这是一群多么令人羡慕的人啊，他们拥有或将会拥有一份崇高而体面的职业，他们虽然也和病人同处一室，在病人和家属之间穿梭，但他们是健康的、权威的、高收入的，和他们相比，病人和家属越发显得可怜。

下午我和老公带着姑姑去吃饭，姑姑讲到婆媳相处，几次落泪。她说，住在这里，真的和关在笼子里一样，滋味很不好受，姑姑相信，姑父如果还住在老家，肯定不会这么快又这么严重地犯病。姑姑沉痛地说：“我的好日子到头了。”

儿媳嫌姑父冲马桶冲不干净，姑父就不敢再在家里上厕所了，每每半夜三点，从六层楼，跑到楼下去上厕所。

丈母娘吃的东西，牛奶之类，姑姑和姑父都不敢吃，儿媳妇要对每天的开支记账，姑父吃起每日的饭来都胆战心惊，生怕吃多了，惹来嫌隙。

丈母娘有退休工资，退休前是老师，属于城里人，很会享受生活，平时家里洗衣服、做饭、带小孩（今年新添的一个小孙女），都是我姑姑做，姑姑整天忙得像个陀螺，而丈母娘却过得很潇洒，只需要接送大孙子，辅导一下大孙子的功课，周末还会在接送大孙子的间隙，自己跑去游泳。

儿媳什么事都依赖姑姑做，还要不时挑一下姑姑的刺，比如有一天早上，姑姑在儿媳隔壁的洗手间洗衣服，儿媳就不高兴了，说打搅了她睡觉，姑姑只好把衣服拿到楼上的洗手间去洗，后来，儿媳还是咬着这件事不放，对姑姑说，如果是表弟在睡觉，她肯定就不会去吵他了，言下之意似乎是说姑姑偏心，气得姑姑和她吵起来。

这些磕磕绊绊，姑父都看在眼里，但是他性格很内向，他心疼姑姑，会在心里伤感，却不会说出来，也不能发作出来，所以他心里一定堆积了一堆抑郁之气，不得排揎。

姑姑也不敢把这些苦水向自己的儿子倾吐，因为表弟在很远的地方上班，工作很辛苦，她不想增加儿子的心理负担，也不想儿子夹在媳妇和妈之间，真个成为双面胶。虽然她不说，但是媳妇却会向儿子说，不几日，姑姑就能收到儿子的电话，让她在家和媳妇好好相处，忍让着点，这一点也很让姑姑不爽。

姑姑说得声泪俱下，我和老公同情地听着，却不知该说什么。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婆媳矛盾真的很难避免，而其中的是非，也很难判明，有些事情，如果是在儿子和父母之间发生，并不觉得有多严重，但一旦换到媳妇身上，就多出了很多敏感。

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那么敏感，真的并不会成为问题。比如姑父上厕所这件事，也许媳妇只是无心一说，姑父注意冲干净也就是了，完全没必要半夜三更还出去找厕所，这简直有点赌气自残的报复性质。又比如媳妇记账，家里人口多，加在一起共有七口人，要维持这么大的一个家，媳妇精打细算也本无可厚非，但姑姑和姑父却觉得这似乎有个潜台词，嫌他们吃用都太过度了，所以他们就小心翼翼，真恨不得不用吃不要用这个家的任何东西。

人心一旦敏感起来，会成为一片深不可测的海洋，会在心里幻化出种种可怕的潜台词，会产生越来越大的隔阂，而最难堪的还在于，由于中国人的性格不惯于有话直说，不惯于正面交锋，虽然心里已经很隔阂了，却还不得不维持表面的和气，说些言不由衷的话，很难享受到直抒胸臆的畅快，除非实在忍无可忍了，才会偶然爆发一下，形成一种激烈的冲突，有人甚至选择永远不爆发（如姑父），各种蛛丝般的情绪默默在心里酝酿来酝酿去，琢磨来琢磨去，情绪越堆越厚，积重难返，精神的愁苦无处发泄，时间一久，可不就会憋出病来吗？

如果进一步追究，为什么会这么敏感呢？离开了自己大半辈子熟悉的环境肯定是一个原因，老年人不比年轻人适应环境的能力强，当他们说着与别人格格不入的乡音，在周围也无法形成自己熟悉的交际圈，只能整天无聊地关在房子里，哪怕这个房子再华丽，对他们的心灵来说，也无异于是一座牢笼。还有一个，姑姑姑父在老家本来是能够自食其力的，能够通过自己赚得的金钱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而到了这边以后，带来的钱很快就花光了，不得不依赖儿子给钱，虽然用自己儿子的钱不用不好意思，但内心深处，还是会产生一种自卑感，觉得自己毫无价值了。人的精气神是用金钱撑起来的，这句话有点粗俗，但也不无道理，如果他们是有点退休金的，那情况会好很多，腰板会硬气得多，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战战兢兢，生怕遭到嫌弃。再一个，如果儿子总是在身边，随时随地能够沟通，那也好很多了，但表弟在很远的地方上班，有时候一个月才能回来度一个周末，姑姑姑父只能长期和媳妇在一个屋檐下，某些婆媳间正常的摩擦不能及时得到抚平，缺少了一个必要的缓冲平台，一些不良的情绪就很容易累积发酵。

也许从儿子的角度来说，他觉得父母年纪都这么大了，劳动能力也逐渐失去，把他们接过来，好好享几年清福，又能彼此有个照应，多好啊，父母能方便地给他照顾孩子，他也能方便地照顾父母，免得千里万里地够不着，多么两全其美啊。再说，大上海的生活，在硬件上，不比老家便利优越十倍吗？

但为什么道理上这么完美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中，却并不顺利呢？姑姑一直心系着老家，在这边没有一点归属感。我感觉，对老年人来说，精神上的需求要远远高于物质，怎么样让他们在精神上感到妥帖放松，相比物质上穿金戴银，要重要得多。

问题在于，就算问题分析清楚了，要解决起来，仍然是个难题。表弟能顷刻间调动工作吗？不能！婆媳间能从此毫无芥蒂吗？不能！等姑父的病情明朗了，把姑姑姑父放回老家吗？那孩子谁来带？不说丈母娘一人带俩，带不过来，就是带得过来，人家丈母娘又不是没有退休金，想怎样潇洒不能，凭什么这么辛苦帮你带俩？

人生真是十足的苦难，到处都是两难之境，区别只在于，有些路宽泛些，人有腾挪的余地；而有的路狭小些，人被卡得举步维艰；更有些路，窄小到绝路的境地，人毫无办法，只能倒下。

倒下的姑父让我想到了这些问题，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