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秦始皇陵的铜车堪称一个极为独特的存在：首先，它完成了青铜器由“静态”到“动态”的突破；其次，完成了车制品从木制到金属制品的突破。如此精心制作的铜车马，究竟承载了秦始皇帝怎样的遗愿？
（一）明器、祭器和生器
很多人会说，既然铜车马出现在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中，那肯定就是给秦始皇陪葬之用，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随葬品”。
但是按照古人对于“随葬品”的严格规定来看，随葬器物至少还有明器、生器、和祭器三类之分。那么，秦始皇的铜车马，应该属于什么性质？
“生器”是最容易与其他两者区分的，它就是墓主人生前的拥有物中精心挑选出来的物品。包括各种实用器、乐器、兵器、艺术收藏和私人物品等。可以说，用生前用品来随葬的做法肯定先于明器的发明，商王武丁之妻妇好墓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此墓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有限的墓内容积与丰富的随葬品之间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在755件玉器之间，就有一组来自龙山、良渚、红山以及石家河文化的玉器，或许正是妇好四处征战中的战利品收藏。
与从来未属于人间的明器不同，前者可以“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来解释，那么一直都属于墓主生前所用的生器该作何理解？所幸东周的哲学家荀子，点明了将私人物品埋入墓葬的含义—“象徙道也”：
荀子礼论：具生器以适墓，象徙道也。略而不尽，貌而不功，趋舆而藏之，金革辔靷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
清代学者王先谦对荀子所提出的“徙道”观念做了进一步解释：“器当在家，今已适墓。以象人形，不从常行之道，更徙它道也”
荀子的解释中侧重“生器”的另一种倾向，强调了它们作为生命消亡整体之遗存的含义。换言之“生器文而不功”，即为了象征死亡——与活人失去功能成为尸体类似，生器也必须抹去其昔日的实用性功能。
再说“明器”，为什么不写作这个“冥器”？显而易见的是，明器是与祭器相对应的。祭器，顾名思义，就是祭祀时所陈设的各种器具，“祭”之名即交代了其实际用途。那么，“明器”之“明”是否与之类似？
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礼记·檀弓》
因为祭器本来是设置在家族宗庙之中，具有界定社会生活中心的功能，所以将其称为“人器”，而明器也有了一个与之对应的名称即“鬼器”，所以，“明器”之明与“鬼器”之鬼，是否拥有一样的内涵？
的确，在《释名·释丧制》解释明器时说：“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异于人也。”就交代了明器的使用对象即“神”，无独有偶郑玄在注解《礼记·郊特牲》中“明”的时候，也说“明之者，神明之也”。
但是，这里所说的“神”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神仙的神，而是可以与“鬼”的含义相通，即指代丧礼中的死者。郑玄对此解释的很清楚：“言神明，死者也”，所以，明器在命名的层面是直接与死者联系在一起的。
至于“明器”的特点，荀子将之与生器并举，认为“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也就是说明器应该保持实用器的形式但是拒斥其可用性，而这种操作可通过材质、形状、色彩和装饰来实现。
明白了关于随葬品之“明器”、“祭器”以及“生器”之后，我们再回头去看秦始皇陵随葬的铜车马，就会发现事情变得有趣了。
（二）铜车马性质
和陶制明器不同，在面对从西周以来青铜器成为明器新的门类之后，工匠们在设计这些器物的时候，遇到了几乎同样的挑战：如何使得这些“青铜明器”能够准确传达出来自“彼岸世界”的独特气质?
正如美国学者罗泰所提出的观点“明器，格外强调了生死之间的区别和断裂”，考虑到“生器”和“祭器”都与生的世界相联系，那么这一时期的明器，便只能在青铜明器的制作上以物质材料和艺术形式上去明确生死之别。
强化“明器”的生死之别，最常用的一个方法便是将其“微缩化”，早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墓中，便已经出现了微型陶器。到了三代时期，微型青铜明器也逐渐被添加到了贵族的墓中，比如晋侯墓地。
公元前6-4世纪的秦国依旧延续这一青铜明器的传统做法，秦始皇陵中国的铜车马也是如此，根据考古报告的数据来看，两辆铜车马大小相当于真人真车的二分之一。
一号铜车马，车马通长225cm，通高152cm，总重量为1061公斤
二号铜车马，车马通长317cm，通高106cm，总重量为1241公斤
没有问题，铜车马的确是被“微缩化”了，但是如果反观秦始皇陵出土的其他陪葬品，这就显得有些反常了，因为不论是陶制的兵马俑、亦或是青铜水禽，采用的都是同比例真实大小。也就是说，在其他随葬品遵从秦始皇追求“巨大化”以及“逼真化”的前提下，铜车马却恰恰反其道而行之。
如果说铜车马符合明器最主要特征即“微缩化”，但却在明器的其他特征上大相径庭。为了与实用器有明确区分，按照明器制作一贯的传统，除了将其“微缩化”这种最简单直接的操作之外，还有四种特殊做法：
1.改变青铜器的形式以及结构，使之不能够进行日常实际使用；
2.故意降低其工艺标准，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半成品或粗糙模型；
3.省略或减少器物的纹饰，或直接以素面无纹进行器表的装饰；
4.与墓中的实用祭器相对应，做出一套与之类似的“平行器组”
有意思的是，铜车马在这四点特征上却并不完全符合。首先，从制作工艺上来看，秦陵铜车马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模型或者仿真品，它突破了传统青铜器的“静态”模式，在外力的作用下是可以进行转动和行驶的，这在机械工程上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此外，就制作材料而言，传统的车一直以木质结构为主，秦陵铜车马却将其突破发展到了金属结构，众所周知金属构件的制作与加工难度会在此基础上陡增。
所以，与秦始皇陵其他出土物品或仿真品的体量相比，铜车马的制作方式以及价值追求显然大异其趣。可以说，浓缩如此非凡且高精尖金属制作工艺的作品，当真称得上是高规格小制作，堪比国之重器了。它难道只是一件为秦始皇陪葬的“明器”？始皇帝会如此这般让自己的灵魂侏儒化，并屈尊于如此狭小的空间中吗？
（三）灵魂的出游
死后的灵魂之旅，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最早似乎能够追溯到灵魂不灭的原始社会时期，在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中，在陶制的瓮棺顶部便有意钻出一个小孔，以供灵魂的自由出入。
战国时期，灵魂出入的通道开始变成了更具备真正意义上的门和窗，这些通道被精心绘制于内棺的前后左右，如曾侯乙墓。
至少从西周开始，在某些贵族墓葬中就已经使用马车的车轮来围绕墓室，比如山东长岛王沟的一座公元前5世纪的墓葬中表现的最为明确，其中棺木被夹在四个车轮之中，似乎表明死后还将继续旅行之意。
实际上，车马出行在汉墓中的表现画面，一般会采取“二重旅行”的模式：即第一重行进方向是墓内，表现丧礼的出殡队伍；第二重行进方向是墓外，表现死者的灵魂之旅。
对这种“二重旅行”最明确的描绘，可见于山东苍山汉代画像石中，同样的车马被运用在了两个不同场景之中：第一个阶段始于人间，终于坟墓；第二个阶段始于墓中，终于仙境。
在苍山墓中室的西壁与东壁，分别有车马过桥，车马入墓的表现场景，“半启门”的都亭便是坟墓的入口所在，以此表达第一个阶段；而在苍山墓的墓门处，则不仅绘制了龙虎神兽、宴乐歌舞，还有大规模的车马出游场景。
很明显，这两处车马出行所表现的旨趣大有不同，相反的出行方向暗示着生命转化的不同阶段。明白了这点之后，我们不禁好奇秦始皇陵中的铜车马会是什么情况？
从考古报告来看，铜车马坑处于秦始皇陵现存封土的西侧中部与陵园内城的西垣之间，东边紧邻现存封土的西边沿。而发现铜车马的区域被命名为II区，II区西侧紧邻的便是拥有一东西向斜坡墓道的I区。再看铜车马的马头朝向，依然是面向西方，也就是说秦陵铜车马的相对位置以及出行方向均是向西，也即朝向外部。
所以，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灵魂驾车出游到底是要去哪，是要继续人间未完成的第六次乃至多次的巡行天下？还是像派遣徐福出海那样去追求缥缈的长生仙境？窃以为，极有可能是前者。
这就要从秦始皇陵布局理念说起：以各类陪葬坑组成的外藏系统、内外两重城垣、高耸的封土以及九层高台以及雄伟的三出阙，这些无疑都是大秦帝国中央集权社会治理体系的物化标志。
此外，庞大的军阵、百官之衙署、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宇宙时空环境，以水银勾勒的帝国版图，秦始皇几乎是直接将生前的一切完全照搬进了地下世界之中，这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再现。
所以，铜车马既具备了“明器”最基本的特征，即将其微缩为二分之一大小，但同时又保留了秦国最先进的科技手段，甚至能够运转自如，这或许表明秦始皇的一个宏愿：
即便身处阴晦的地下世界，朕也依旧要巡游天下，见证帝国统治之下的大好河山！
结语：同样是车马出行，汉人追求永恒不死的仙境，但放在秦始皇眼中，仙，实在是有些虚无缥缈，或许能握在手中的，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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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有物、洞鉴真知 文/李公子渊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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