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隐约感觉我背负使命，可是我的使命是什么呢？我却说不清。
然而那使命感就像一个鞭子，一直抽着我这匹被蒙起了眼睛的马。我左蹿右跳，感觉每天过的是浮面的生活，在浪费时间，却只能干着急。别的人也不理解我，我也没法跟别人说，于是别人总看着我说我“太浮躁”，而我只能拿出“顽固不化”作挡箭牌。
乔布斯似乎也觉得自己是“被选中的”，而霍去病将他23年的青春全部奉献给了“打匈奴”，也许霍去病在他的生命中，也时时感到“时不我待的使命感”。街头的小混混应该没有“使命感”，有的只是空虚与寂寞。那么我的“使命”是什么呢？
思来想去，我窃以为，每个人都有“使命”，使命就是活出我作为一个精神存在的全部的生命力，并且发挥出来。如果这样的话，全世界有那么多亿人口，个个都那么强悍，世界不乱成一锅粥？
这个时候，我感觉我害怕这个“乱”的深层原因是我怕死。乱，就会有碰撞，就会有死亡，而我是“和平爱好者”。
好吧，闭上眼睛，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将我们最有力的一面展现出来，并且大家各有各有主张；试想一下，我也孔武有力，旗帜鲜明，那么我当然不愿意被忽略或者被奴役。说句实在话，这个世界上本来也没有什么绝对的道理，包括我认为的“不能杀人”，也是我方面的主张。
那么如果，人不会“死亡”呢？如果人不会真正的“死亡”，“死亡”只是精神存在换了一张皮，换了一个载体，那么我还有惧怕吗？
如果“死亡”只是换皮，那么我真的不惧怕了，而且我要把一切顾虑扔掉，除非是我不愿意伤害别人的感受因而愿意维持的关系。我要像霍去病一样，生得轰轰烈烈，死得重于泰山。
也许这真的是我的使命，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活出纯粹的精神来！
怎么做呢？
我是因为总是没有活出“精神的生命力”来，所以辞职的。辞职之前，我是一名英语老师。工作7年，业务已经相当熟悉，基本不用备课了，学生在学习中会出现的难点也一届一届的基本相同。当学生来问我问题的的时候，我只需要复述陈词滥调的“解释”，他们的师兄师姐也曾问过相似度百分之90的问题。每日太阳升起又落下，孩子们高一进来是散漫又稚气，他们是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免不了要闯几个祸，违反几次纪律，高三的时候毕业之前是照例的扔书喊楼，搂着挤着嬉笑着拍大合照。但“照例”的是我，打呵欠的是我，我的心情就像消沉的黄昏。而那高一到高三的每一天，对于这一届届的孩子来说总是新的。他们不懂我的那厌烦的挥手，我的嘟嘟囔囔的“你们去吧，老师只想坐着”；他们只说我“没劲”。
现在，我不是老师了。可精神的生命力不是因为我改了个职业，换了个地方，便自己迸发出来。
永远的坚持自己的真实感受。这是第一个。首先，我清晰我的感受是什么吗？和一群人站一块的时候，耳朵总是听到各种各样的评价声和表达声；感觉上总会有千万个小声音在叫“你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是来自别人的期待。
我有我自己的体会和感受，当我表达出我的决定时，百分之60的可能性我会遭受到别人习惯性的“建议”，而这个“建议”通常带有强迫执行的意味。不需要对那个“别人”有怨恨，因为你是否观察过聊天的母女？女儿说：“破洞裤好酷！”时，妈妈立马反讥道：“乞丐才那样穿呢，而且你40岁就会得风湿！你们年轻人不懂养身也不懂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再问妈妈：“那你说，我穿什么裤子？”妈妈说：“那我不懂你们的潮流！”这对话，从逻辑上哪里接的上头呢？可是人的年纪越大，思维和情绪在日日的堆砌中形成了巨大的惯性，这惯性似乎佛家说的“习气”，那习气，根本由不得清醒的思维和逻辑发挥作用。当然，也有智慧的老太太老爷爷，可是毕竟不多。
在人群喧嚷中辨认出自己的真实感受，这需要“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静，这本身就不简单。这份冷静，好比《牛虻》中的于连那紧闭的薄薄的双唇，可于连是从小受尽白眼的私生子；17岁即收获首捷的霍去病，也是一个私生子，这说明了一切内在的沉静的内力，都是经由苦难炼出来的。冷静不是沉默。倘若天生有着沉默的个性，那个性只不过是增分项，沉默的个性不代表那个人在喧闹的环境中也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即使被众人耻笑，排挤，甚至迫害。这是第二步。不用举布鲁诺哥白尼那么伟大的人物做例子，就说五个小小孩吧。五个小小孩在一起玩“抓人”，他们看着大概6岁左右。两个看起来稍年长的孩子规定了被追逐的人只要说一声“定！”，追人的孩子便不能抓对方，而只能抓其他人。因为只有一个抓人者，所以这个规定对抓人者是不公平的。“石头剪子布”输了的孩子三番四次追逐无果后，感觉受欺骗了，便气呼呼地说：“我不玩了！”那两个大孩子现出老道的表情，说：“那我们不跟他玩，我们几个玩！”余下的两个小点的孩子一脸的懵懂，见大孩子一副“将犯上者驱逐出境”的表情，也学着对那小小的叛逆者投以鄙夷的神色，毕竟，谁也不想自己一人玩。于是那个小小的叛逆者自己站在离他们5步远的地方，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带着一脸的落寞。
“小叛逆”的奶奶赶过来，气呼呼地拉起他就往家赶，口中嚷着：“回家！回家！”这时孩子哇一声哭了。走道里响起的是奶奶训斥孩子不听话的声音。孩子也许永远不会明白，他怎么就不听话了呢？而奶奶不理解更不愿去理解自己的心口怎么这么堵。
在社会生活里，处处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压榨。你有你的主张，我有我的主张，至于各自的主张中包含了多少的“不平等条约”或者多少的“自私自利”，那只是反应了主张人的道德修养，可这个社会里光明正大地说“道德修养能当饭吃？！”的人大有人在，况且，对于“怎么样更文明”，这本来就各有各的角度。
也许“主张”是中性词，而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在为“自己的主张”添上一点或者很多的生命力。我做老师的时候，并不喜欢给学生的成绩排名次，可是说起“激发学生的学习紧迫感”，“排名次”却不失为好办法。我因为尝试过作为差生的苦痛，所以说什么也不愿意给学生排，我便主张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可是反对我的方法的除了一些家长，还有一些领导，说到底，我的“对成绩的不甚重视”与他们的主张和要求不相符。教育的目的，跟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我理想中的“德智体美劳”，也许在目前还只是“理想”，我辞了职，却不认为自己的对教育的理念有错，只是觉得这是一个人人都觉得美好，但也许不能立马实现的状态。我不愿迁就，也不知道如何去变革，于是便离开了。但我对于教育的愿景，是在我的心中，并跟我的思想，处事方式融合一体的。无论我做着任何其他的工作，我仍在实践中播撒我思想的元素。
清兵入关的时候，清朝廷颁布“剃头令”，限京城内外一切人等10日之内剃发，迟疑者斩。可明朝遗民是千百年来接受儒学教化的汉族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于是各地男儿为维护顶上之发而战死者6.7万余人，民间为护发的起义之悲壮程度不亚于官方的护国之战。
维护自己的主张，并且大声地说出来，用实践去守护。如果我的主张跟一定数量的众人主张相同，那么维护起来就很有底气，“舍生取义”实践起来难度不大，而且在众人的簇拥下，原来的一些怯弱也被“同仇敌忾”激起了“豪情壮志”。可是在生活中，更常见的是每个人内心的角落里的个人的愿望。比如，李银河爱上的是女身男儿，跟D.H劳伦斯私奔的福瑞达夫人“重色轻子”（她抛弃了三个孩子，或者也可能是因为“重精神追求，轻孩子”），希特勒用“杀戮”的手段来主张“狭隘的爱国主义”。试想，如果所有人都彪悍地表达纯粹的自我，世界会不会是个灾难？
也许不会。拿希特勒来说，他的反抗者也表现出了全部的生命张力。也许我的对于希特勒的咒骂，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我的懦弱”----我害怕死亡。如果我并不害怕死亡，那么我会审视我对于他的主张的态度，然后该打仗就打仗，该死去就死去，我甚至会有跃跃欲试的兴奋，因为这是一个完全表达自我的机会。
哦，我的感受已经颠覆了我的教育。我的“仁义道德”的立足点消失了，在物质生活中找不到了。起码找不到绝对的立足点了。
但我想，我要这样活。这就是我的使命，这是每个人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