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地上的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抑郁症病人。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译本的另一位作者——孙仲旭，在2014年8月28日因抑郁自杀离世。

这是又一个被抑郁侵袭，最终失去了生命的人。与之交往过的出版社编辑却表示“这时候，缅怀他就好了，再去刨根问底孙仲旭为何要得抑郁症为何要离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也许，单就对孙仲旭而言，谈论抑郁已经彻底没有意义，对逝者来说也是大不敬，但是对于抑郁本身不仅有必要，而且一定要谈的透彻，毕竟还有那么多的人，在抑郁之中，对抑郁的看法，极有可能改变他们，甚至让他们可以活的和平常人一样。

我听过的最为精彩的关于抑郁的故事和对抑郁的理解，并非心理学著作，而是来自于一位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在TED的演讲《抑郁，我们各自隐藏的秘密》。这位作家自己就曾经是一位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在治疗康复之后，就开始关注抑郁，从社会层面去研究抑郁，他接触和了解过的抑郁症患者数量远远超过任何一位专业的医师。

Andrew Solomon在演讲中呈现了抑郁的多个方面，从自己出发，到其所采访和调查的对象，引申和归纳出了一系列的的观点和结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是：抑郁已经深深地嵌入在我们的个性当中，如影随形，抑郁本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这个观点是哲学倾向的，没有任何的来自心理学的或者医学的证据。它似乎宣告了，抑郁是人性的一部分，你无法去除。当你妄图分离、无视、逃离它的时候，它越发会紧跟你，尤其是当你已经意识到它的存在的时候。

既然抑郁是人性的一部分，无论你是贫贱还是富贵，是学富五车还是目不识丁，是乐观外向还是沉静内敛，都会有可能触发。一旦抑郁的野兽成长到无法忽视的境地，即便有明确的医学上那些治愈标准，抑郁终将伴你一生，让你时刻知道它不会离开，抑郁症有着极高的复发率，就算治愈三四年之后，都会在某一天又重新开始。

在目前有限的信息当中，孙仲旭是寻求过医治的，而且情况也好转了些。出于职业操守，医治孙仲旭的医师不会告诉我们具体的医治过程。不过从医治的角度，不少医生的观点是把抑郁看成是一场感冒。感冒是人人都会得的，只要及时医治，就会减缓减轻症状，也可以被治好，但是治好这场感冒，并不意味着你就不会得下一场，也许几个月以后你又会头痛发热流鼻涕，所以把感冒和抑郁相比是非常接近。甚至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学界泰斗马丁•塞利格曼，也在近期孜孜不倦的开发一种以“乐观”为中心，称之为“心理免疫”的方法，就好像流感疫苗一样，以减少抑郁或者其他心理疾病的发生。

孙仲旭离开医院的时候，毫无疑问，已经对抑郁有所了解，但是他又回到医院，然后在那里离开尘世。可能他不知道，一旦得上抑郁症，一生就会在其阴影下，“你的脸会朦上一层灰色的面纱”。许多和孙仲旭接触过的人，都认为他热爱生活，积极主动，是个“吃货”。不过可以断定，在患病之前，他是个对抑郁一无所知的人。作家，就算是译作家必定会探索人性，探索到自己的内心，遗憾的是孙仲旭却在这个已知的凶险面前倒下。可以说，他第一个回合就失败了。也许，他已经知道，抑郁无法被分离，要停止痛苦的唯一办法，就是毁灭自己，从此抑郁也会消失。

对抑郁现有的解释是自我的情绪调节机制出了问题，是扰动了脑部的某种化学平衡，简单的分成生理和心理两种，最终都导致情绪问题。孙仲旭的抑郁，从目前来看，有可能是翻译雷蒙德·卡佛和理查德·耶茨的作品进入了人性的黑暗领域，触发了抑郁。“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回以凝视。”这是他在患病之时，发于微博的尼采的句子。无论是心理或者生理触发的抑郁，既然最终导致的都是情绪问题，那么为何不用另一种情绪去占据呢，哪怕是某种状态的模拟。“当我知道自己要抑郁或者进入抑郁时，当我的脑子里有个声音在说你什么都是不是，你活着毫无意义，我就一遍又一遍的在脑子里唱起 ‘花儿已经飞走了’，在那个时刻我想我肯定很糟糕，但是过后，我又可以过回平常的日子。”这是寄信给安德鲁•所罗门的一位生性乐观的抑郁症患者，在复发时的方法。但是，如果你和张国荣一样，一直想，我又多金，又有这么多歌迷爱我，一生没做过坏事，怎么老天这么对待我，也许你会像张国荣一样，4月1日，从22楼纵身一跃。

既然，抑郁会伴随一生，那就试着和他做朋友，试着和他和解，试着让他偶尔来一次，不要急着赶走他，急着从这种精神的疾病中逃离，他，是你的一部分，是你让他成形，让他具有力量，最终也由你来决定以何种态度和他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