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年

山东聊城 孙龙翔

小时候过年是非常热闹的。这热闹，现在看起来应该就是年味儿。大概进了腊月门儿，就能闻到年味儿了。这年味儿，首先是从村上的嫁娶开始的。

一

上个世纪70年代，我的祖辈所在的鲁西地区，物质生活依然相当的困乏。但凡谁家的孩子要结婚，大都要挨到年底的。这样一是农闲时节，不耽误地里的农活。二是为了节俭，结婚用剩的食物可以春节再用。民俗里有句“又娶媳妇又过年”的俚语，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的。

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大多不理会这些，我们关注的是结婚时的热闹的场景。跟在吹吹打打的迎亲队伍里，已是十分的惬意。结婚典礼的现场，刺溜溜地爬上房顶或树叉，呼三叫四，那叫一个神气。或是像泥鳅一样，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抢火烧(一种圆形的用面包裹红枣的甜点)、抢喜糖、抢花生，那叫一个兴奋和满足。更让人快乐的是闹洞房。早早的吃了晚饭，筷一撂，就往新郎新娘家里跑，生怕去晚了进不了屋。尽管这样，新房里早已塞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些村上的小媳妇大姑娘们，一般情况下，是待不了很久的。在有老人和她们在场的情况下，村上的大小伙子们闹起来是有所顾忌的，连个荤段子也不敢大声地讲。等到他们撤了，闹洞房才算真正的开始。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把新娘子围在中间，你推一把。我推一把，在哄笑声中，新娘子被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脾气温顺的新娘子，大多自个儿摸眼擦泪，忍气吞声，虽面露愠色，仍有所顾忌，不便发作。碰到性格火爆的，免不了口出脏话，手脚乱打。即便这样，闹洞房的人也并无收敛，常常是哄笑声、叫骂声乱作一团。闹洞房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习俗，据说谁家孩子结婚了，晚上没有闹洞房的反倒不吉利，真碰上这种情况，做父母的就要在儿子的新房窗户下，放一把扫帚，假扮听房的人。所以，尽管新房里乱作一团，只要不是十分的出格，主人家是不会前去干涉的。在我的记忆里，闹洞房也确实发生过几次不愉快甚至是十分过分的事。有的新娘子性格温顺，免不了有心怀不规的，抱住乱摸乱亲。还有的甚至扒掉新娘子上身的内衣，惹得新娘子号啕大哭，结局自然是被主人家一通恶骂，场面不欢而散。也有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事先准备好蒺藜和苍耳的果实(一种黄豆大小满身是刺的硬果)，偷偷地放置在新娘的被窝里，等人散去，几个人悄悄地猫在新房的窗户下，等新郎新娘入睡，不注意被刺的乱喊乱叫，屋外自然是一阵窃窃的坏笑。若新郎新娘不骂便了，若张口骂人，那一定是一根火柴点了窗户纸儿，新郎新娘只能听凭嗖嗖的冷风往屋里吹了。

这些闹婚的旧俗，现在早已不见了踪影，但在我懵懂的少年时代，却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带来了无比的欢乐。

二

我们村是个有着2000多人的大村，每年春节，少不了有几家几户要娶媳妇的。在陆陆续续迎亲的鞭炮声和闹洞房的哄笑声中，新年就越来越近了。

转眼过了小年。按照习俗，家家户户要扫房子。那时候的农村，住的全是平房土房，土锅土灶，烧饭用的是柴草和庄稼的秸干，自然是烟熏火燎的厉害，过年扫房子就显得十分的重要。我家的房子有五间正屋，三间配房，都是砖土混合结构。所谓的砖，就是在房子的底层用青砖砌上几层，富裕的人家，有砌九层、七层的，贫困一些的也就砌个三层、五层，这叫“坚脚”。“坚脚”的上面，全一色的夯土建筑至到屋顶。我家的正屋是七层“坚脚”，配房是五层，房顶是梁檩结构，梁檩的上面用芦苇和高粱的秸杆织成的席子铺着，席子的上面铺上柴草和麦秸，然后压土。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但卫生是难以保障的。经年下来，屋顶上早已挂满了蛛网和灰尘，四周的墙壁上也往往浮一层灰土，春节扫房子就显得十分必要。

每年的春节过了小年，父亲便忙着拾掇房子，我也只是在旁边打个下手，帮忙搬弄些轻便的东西到园子里去。那时候的农家根本没有什么家什，除必须的床铺、桌凳、碗筷等生活用品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家具。搬弄完这些，只见父亲披一件旧衣或雨衣，戴一顶草帽，执一把扫帚，便开始打扫起来。先清扫房顶，接着是墙壁，最后是地面，屋里旯旯旮旮都清理得十分干净。房顶的席子和四周的墙壁上，到处都留下了扫帚划过的痕迹。我观察父亲的表情，十分的严肃和庄重，甚至有些神圣，也许这就是对过年习俗的一种敬畏吧。         

这样的清扫大概要进行一个大晌，待收拾完毕，早已灰头土脸的父亲，才长长的吁一口气，点上一袋旱烟，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而我也知道，从此，年前的家里便没有什么大活儿了，我可以尽情的自由自在的去玩耍。

三

说到玩耍，际上面的闹洞房外，男孩子自然和鞭炮有关。

我不清楚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鞭炮的，只记得从记事时起，过年家里放鞭炮的事儿就全归我管，不论是鞭花，还是二踢脚。到后来，这些东西自己敢拿在手上放。随着噼噼啪啪丁丁咚咚的爆响，心里总是充满了莫名的兴奋和满足。

仅仅掌管了在家燃放鞭炮的权利，似乎并不过瘾，对于捡拾哑炮，更是乐此不疲。

年前的大集上是捡拾哑炮的最佳时机。大集这天，约好的几个小伙伴儿，早早地便来到城里，顺看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很快就能找到炮市。马路的两旁早已排满了卖炮的商家，有的站在装炮的箱子上，有的站在拉泡的车子上，一边点响手里的鞭炮，一边扯着嗓子吆喝。有的人嘴里似乎不干不净、骂骂咧咧、赌咒发誓什么的，大肆叫嚣自家的贷好，以招徕生意。我们全然不理会这些，哪里放炮，就往哪里钻，任凭头顶上噼噼啪啪地炸响，也全然不顾，人人一副敢上刀山敢入火海的样子。

这样的毫无畏惧，也往往付出惨痛的代价。有一年的年集上，同去的一个小伙伴儿，因为心急，捡到的哑炮儿攥在手里后炸响了，这个哑炮恰巧是个雷子，突然的炸响，把毫无防备的伙伴儿炸了个趔趄，右手的中指和食指被炸得血肉模糊，后来成了残废。更多的时候，往往是身上的棉袄棉裤被烧得窟窿八瞎，但捡拾哑炮的兴趣和劲头儿一年高过一年。

过了年集，捡拾哑炮的机会就只剩下除夕和大年初一了。虽说春节期间，其他时候也有放鞭炮的，但大多放三个、五个，哑炮自然难寻，不像除夕的下午和大年初一的早晨，只要用心，常常能满载而归。

除夕的傍晚，吃过水饺便早早地来到街上，伙伴儿们也常常早在那里等候了。于是大家便按事先划分好的地盘儿，两人一伙，三人一群向村里的各家各户进发了。过年的习俗是除夕晚上关门晚，大年初一开门早，这给捡拾哑炮的我们创造了极大的方便。诺大的村子里，家家户户无处不留下我们的足迹。

捡拾哑炮，最值得炫耀的是捡到响了一半的二踢脚，宝贝似的揣在怀里，生怕别人抢了去。如果遇上下雪，也毫无退缩，把捡到的湿淋淋的哑炮拿回家去，暖在土炕的席子下面。等烘干了，连同以前捡到的哑炮，一块儿剥去外皮，把里面的火药倒出，装在子弹壳里，或者自制的钢管里，续上芯稔，拿到大街上点燃。更多时候，是大家集中起来，把火药装到铁炮(一种自制的火雷)皮里，置于村中某个墙角的雪堆里，把少量的火药倒在地上，远远地躲了，用火点着地面的引线，看爆炸时雪堆被炸的四处飞溅，常常引来众人的围观和欢笑。

在我六七岁到十一二岁的岁月里，每逢过年，捡哑炮是必行之举。年年如此，岁岁如此，其乐无穷。

四

捡拾哑炮告一段落之后，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扎云灯、躖(duan，快速追撵)云灯。所谓云灯，就是现在所说的孔明灯。但那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并不知道它还有这么一个雅致的名字，就连大人们也不知道，更不晓得它的来历了。之所以叫云灯，大概是因为它飞得很高的缘故吧。

扎云灯是一项技术活儿，要有心灵手巧的大人们来做。我们这些小伙伴们，也有过很多次的尝试，但总是扎不好，飞不高，或者干脆飞不起来。有时候三弄俩弄，便“轰”的一下燃着了，徒徒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个好的云灯，关键是它的框架。框架是用韧性很大的竹批或者细铁丝制作的，先做成两个大小同样的圆圈，用白纸糊成一个圆柱体，然后用一张薄薄的白纸剪成一个与圆柱体大小同等的圆，糊在顶上。顶着中央要粘贴一块儿用红纸制作的五角星、福字或其它的吉祥的图案。底部则用三根等长的细铁丝，等距离地扎在圆圈上，在底圈的中心点形成一个交叉，三根铁丝拧在一起，中间拧成一个大致能捆绑燃料的兀点，这样云灯就算扎制好了。扎好之后自然是先试验一番，如果满意，接下来就是放云灯和躖云灯了。

放飞的云灯，最终是要躖回来的。放飞前，根据风向风力，早早的去了一拨人，在预料落地的地方等候。估摸这拨人快到的时候，守在家里的人才备好燃料准备放飞。染料一般是用旧布鞋底，或者是棉絮之类，拿在柴油的桶里浸泡过的，然后拴牢在云灯底部的中心点上，点然后，憋足气体，抬手放飞。除了先去的那拨人外，还有一拔人，随放飞的云灯一路追赶，我们这些小孩子们自然混在这拨人的里面，一躖就是七八里路，甚至十几里。

放飞的云灯也常常有追不回来的时候。一是云灯落在了人家的房顶上或院子里，尽管上面贴了红纸的福字，但大年期间，人家还是觉得不吉利，非上去撕个稀巴烂不可。面对愤怒的主人，没有人敢上前索要的。也有时候，云灯挂在了高高的树梢上，怎么弄也弄不下来，追灯的人也只好作罢。也有时候，在云灯落地时，被附近庄上的人抢先一步拿到手，这自然免不了争端，都说云灯是自家放飞的，互不相让。这时候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重新放飞。立下规矩，谁先捡到是谁的。早先的一拔人，早已人疲马乏，自然跑不过新来的。嘴上这么说，早有心眼儿多的长者决定放弃，暗暗地备注了燃料，一把火，就任由它海阔天高了。

五

过年的玩活儿，自然不亦乐乎。吃，倒显得捉襟见肘了。

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期，基本上是个靠天吃饭的年代，有些地方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别说吃的饱吃的好了。一日三餐，地瓜干、玉米面、高粱面管够管足就很不错了。

我所在的村子还是比较富裕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从我记事起，没听说过村上有外出讨饭的，反常常看到外村的人来村里要饭。这样的背景下，想吃好谈何容易。我的记忆中，一年当中吃不了几天白面馒头的，一是麦收时节，跟着大人们去场院里打麦，常常能吃上几顿用新麦面蒸制的”蟒”(一种类形于蟒的死面干粮)；二是每年的生日，母亲会煮两个鸡蛋，用白面贴几个饼子，有时候还能喝上一两碗挂面，再就是等到过年了。就算过年，也没有多少白面可以享用。我记忆中最深的一次，是某一年的年底生产队里分麦子，我们家七口人，大概是分了30几斤，父亲用口袋提回家，全家人高兴的什么似的。至于肉食，那是从年头到年尾也见不到两次三次的。只有春节的时候，生产队里宰几头猪，各家各户分个三斤二斤的。就是这样，母亲也不舍得用它炒菜或者煮熟了吃，而是把肥肉割下来炼成猪油，瘦肉以备春节上供，炼油剩下的肉渣用作春节包水饺和菜包子用。所以小时候，对于春节能吃到的好吃的，记忆特别深刻。

说到春节好吃的，主要还是饺子。春节吃饺子也只是除夕、大年初一、正月十五晚上和十六这几顿，其他时候是很难吃到的。除夕和十五、十六的饺子是用杂面做成的，也就是麦面和高粱面的混合物。饺子的馅儿，主要是白萝卜和粉条，白萝卜和粉条都是从生产队里分的。每年白萝卜下来的时节，母亲总是先腌制一大缸的咸菜，供一家人全年的享用。剩下的白萝卜，就在自己的院子里挖一个土坑，用厚厚的土埋了，等春节扒出来包饺子和包子用。有时候大白菜下来了，母亲也用同样的方法掩埋，以备春节食用。尽管是杂面儿的白萝卜粉条水饺，吃起来那叫一个香，我的饭量也比平时大了许多。春节的其他面食，主要是花卷和包子，馒头是很少的，大多是白面和玉米面做成的花卷，白面少，玉米面多。母亲蒸一二锅馒头，主要是备春节期间待客和串亲用，自然不舍得自家吃。等亲戚走完了，这些剩回来的馒头已是面目全非，还要把一部分留到正月十五，甚至二月二。我印象中，这些馒头早已干裂的厉害，有的甚至长了绿毛和黑点，母亲用湿笼布擦一擦，馏了继续食用。

我们这些嘴馋的小孩子，最盼望的还是大年初一。新年的第一天，我早早的起来放了鞭炮，便看见母亲在院子正屋的左前方摆上了供桌，供桌上摆满了点心、瘦肉头、馒头、红枣、糖块以及炸制的丸子、藕合等美食，供桌的上方贴着“天地十方万灵之神位”的贴子，尽管我还不太理解其中的涵义，但从母亲虔诚的神态里，我大抵知道，母亲是在乞求上天和各路神灵的保佑，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全家平安。这样的情景，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十分深刻。看到供桌上满满的美食，我甚至有些嫉妒这些神祗，好在神灵们并没有拿去享用。对于只降福护佑而不索取的神灵，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从此多了几分敬畏。

初一的早晨吃过饺子之后，照例是去拜年。我总是跟在大人们的后面，到同族的长辈们家里去。那些大爷大娘、大叔大婶们，见到前来拜年的孩子，总会拿给一些花生、几粒糖块，有的还给个三分二分的压岁钱。我们村是个大村，又都是同姓同族，拜年有时候要花一两个小时，跑遍大半个村子。这样下来，常常有一笔不小的收入，这自然是一年中我最快乐、最富有的时光。

作者简介：

孙龙翔，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东昌府文艺》执行主编，东昌府区文联原主席，作品散见于各大纸刊、选本和平台，有诗歌入选《中国诗歌年选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