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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1988年《喜宝》
常州大学 国际教育与交流学院 中加信管172 陈若萱
尼采道：“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
这位时代的“早产儿”，以后生者的眼光，批判者这个先生世界的浮华。
幽幽低吟中，我仿佛听见那来自海峡那岸一声呼喊，柔弱却又不甘——我的时代还没到来。划破云霄，刺在我的心怀。
那是1970年代的香港，不知何时，社会的敌人已不再是人，而是花花绿绿婀娜多姿、蝗虫般、蜈蚣般，铺天盖地却有默默温情之商品，物欲横流，裹挟着你急匆匆的往前赶，你想逃开，却已离不开。亦舒笔下的喜宝，这个1988年所放的电影《喜宝》 ，这个也许已不为众人所知的电影女主，便生活在这个金钱社会——香港社会中层阶级的女性。正如萨特所言：“如果我说我们对它既是不能忍受的，同时又与它相处的不错，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喜宝便是这千千万万的“我”中的一个。
喜宝是一个贫困而美丽的剑桥大学圣法学院的学生，为了生活与学费而把自己卖了两次，尤其是第二次，以失去自己的自由，卖给了极其富有却在年龄上足以做她父亲的勖存姿。蝉蜕变换，一变而难复其身。喜宝从此放弃学业，一心做好勖存姿的情妇。在她的观念里：“这是一个卖笑的社会，除非能够找到高贵的职业，而高贵的职业需要有高贵的学历支持，高贵的学历支持需要金钱！”喜宝洞察着一切但仍逃不出被金钱魔爪扭曲的灵魂，这是从她身上满溢出来的那个时代喜宝们的苦闷和无奈。喜宝甚至坦白：“我不会怪社会，社会没有对我不起，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喜宝把苦难归于自己造成的结果，“我”为自己悲哀。
诚然，喜宝是不一样的，她是剑桥大学的女大学生，她的智慧和思想连勖存姿都为之叹服，那种西方观念的渗入及女性意识的觉醒让她感受到尊严和人格的独立。她深切地明白“我是一个个体，我属于我自己”。但生活的窘迫迫使喜宝没有坚持自己的学业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对生活的满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是出卖了“自己”，丧失了原有的尊严。可这到底是“我”的自身价值观使然，还是千千万万的“我们”让“我”习以为常、渐渐麻木？
商业运作是香港成为一个由金钱和欲望拼贴的花花世界，“我们”是现代商业化香港社会女性的缩影，“我们”坚定地相信男性是亚当，女性只是亚当身上的一块肋骨，女性除了出卖自己的身体一无所有，只能利用她们短暂的青春在社会上取得一席之地。这个社会无疑是病态的。
这正如尼采所言：“哪里有统治，哪里就有群众；哪里有群众，哪里就需要奴性；哪里有奴性，哪里就少有独立的个人；而且，这少有的个人还具备那反对个体的群体直觉和良知呢。”时代就是这样，无数个满是奴性的“我们”早已让“我”在耳濡目染中苦苦挣扎、纠缠、折磨。但是，“我”真的没有出路，只能在时代的烙印中泯灭么？
这让我想到了《飘》中的郝思嘉，母亲所代表的正统道德教育让她感到束缚但她勇敢坚强，乐观向上，对生活顽强抗争，从不屈服。白瑞德帮她撬开了封建道德的牢笼。当战后郝思嘉回到自己的塔拉庄园时，所有的一切都被战争毁了。她转瞬成为一家人的支柱，并发誓“上帝为我作证，我将不再饥饿”，最终重振塔拉庄园。与喜宝不同的，她没有在社会中消亡，她不顾社会的舆论和男性同行竞争，纵使家人外界无法理解，但她始终坚信“明天又是新的开始”。
“高贵的灵魂，是自己尊敬自己”，“我们”是千千万万个女性，“我们”丧失自我，“我们”屈从社会，红男绿女的时代造就了那时的“我们”。
可是，这千千万万个“我们” 中总会有一个在历史的长河中呼唤出“我的时代还没到来”。“我”今天是一个孤独的怪人，“我”离群索居，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民族！因为时代，因为“我们”，喜宝逃不出世俗的纷扰，郝思嘉最终在守望中度过余生，但这些小我在不甘中激励，在不甘中自强，看似离经叛道，却更懂得自尊。这些小我所缺少的不过是一个恰当的“我们”，一个合适的社会，她们以后生者的眼光在这个先生的“我们”世界中无奈而又彷徨。
但我始终相信，“我”的命运和归宿是可以被“自己”掌握的，站在无字碑前，我仿佛看到男尊女卑了几千年，一个小女子却抖擞精神，捧起大唐锦绣河山，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用心镌刻着一道盛世华年。武则天，突破世俗禁区的第一人，填补空白的第一人。无字碑，不正是“巾帼何必让须眉”的最好写照吗？在无字碑前，任何的诬蔑与谩骂都显得无谓、渺小甚至是轻薄可笑……
“我”卑微，“我”渺小，“我”微不足道，但“我”不能失去人格，“我”有经济独立、思想解放的自由，“我”有找寻自己、走向幸福的渴望,“我”就是“我自己”。
终有一天，“我”能冲破“我们”的束缚，找寻久违的“自己”，于无声处听那一声炸响的惊雷。
